“支付”这个动作离普通人很近，其背后的技术却离人很远，其中存在怎样的营销痛点？

直告诉团队成员，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时刻与消费者的步调保持同步。比如在疫情期间，消费者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我们不能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去呈现品牌，这样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消费者感到惊诧，而我们显得尴尬。万事达卡始终把与消费者的密切联系放在第一位。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当疫情开始大肆传播和流行时，消费者会感到害怕和担心，此时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去销售什么，而是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哪些服务。其实每一个品牌，无论大小，都应该为社区和社会做点什么。疫情期间，我们投入2.5亿美元支持小微企业恢复活力，联合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加速研发推广新冠肺炎治疗方法，为支持疫情中逆行的医护人员，我们也与Lyft、Uber Eats等公司合作，开展针对医护人员及其家人的支持计划。总而言之，最关键的是身处困难时期依然与消费者保持密切联系，这会让他们意识到你是真正的朋友。而随着时间流逝，昔日的美好终将重现，消费者会记住曾经在困难时刻帮助过他们的企业，因此对品牌更加忠诚。

Yi这两年万事达卡尝试了很多新营销思路，比如赞助《英雄联盟》，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品牌营销也是跟着消费者的变化走的。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电子竞技是一个重要机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很多都对《英雄联盟》这样的游戏抱有热情，每个月都有上亿人在观看比赛和打游戏。当时《英雄联盟》也是电竞界最大的赛事之一，万事达卡就成为了《英雄联盟》赛事的首位全球赞助商，我们做了一系列策划，包括让万事达卡的用户有机会与自己心仪的选手见面、视频聊天，或者亲临现场观看比赛。如今电竞的流行趋势还在继续，你可以看到尤其在疫情期间，美国其他体育赛事都取消了，电子竞技成为了唯一还在进行的项目，电视台（ESPN）也第一次转播了《英雄联盟》的赛事。

此外，“数字化”也是我们的营销重点，这已经成为驱动支付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数

R字经济已占到GDP总量1／3左右的中国尤为如此。疫情期间，我们获得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资质，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可以通过银行伙伴在中国发行自己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疫情使得全球的人都尽量减少公共场合的人际接触，转而寻求更多数字化的连接，为此我们也策划了一系列让用户在家就能体验的活动，比如我们上线了音乐表演、专业玩家游戏讲解、名厨烹饪课程、健身培训、名胜古迹探险等主题。当然，对于支付来说，在追求便捷的同时也必须要保障安全，消费体验的快捷流畅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所以在营销层面我们也持续明确自己的立场：技术发展的前提是信任，而信任来源于万事达卡生态体系对安全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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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在支付行业的营销过度聚焦在买方市场了。其实不仅在支付行业，所有行业的市场营销都正在经历非常有趣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市场营销4.0”。现在消费者每天会被上千条商业信息轰炸，但他们不喜欢一打开应用就看到广告，这会极大干扰用户体验。所以消费者也渐渐学会了如何排除、忽略一些信息，比如很多人都支持广告拦截，并在手机上安装相关应用—他们宁可花钱使用广告拦截工具，只为收获没有广告的用户体验。这对品牌来说无疑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们无法触及消费者了。所以基于此，我们推出了很多体验平台，将支付这件事与消费者生活中真正关心的领域，如音乐、体育、购物、旅游等联系起来，让他们觉得关注这个信息是有价值的，进而再实现我们的品牌营销目的。此外另一个让营销人员头疼的问题是，如何向公司管理层证明市场营销方面的投资发挥了实际作用、给公司带来了哪些回报、投资回报率又是多少。许多营销人员是没有数据获取权限的，或者也没有能力去有效计算投资回报。其结果就是，如果你不能证明“物有所值”，营销预算将面临压力。不过万事达卡很早就建立起一套可以衡量市场营销投资回报率及外部认可度的机制，这保障了我们在品牌营销上的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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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 1872年出生在纽约哈德孙河谷的一个小镇，从小家境优渥，但踏上社会后发展得很一般，一直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里搬砖。1905年他妻子得产后抑郁自杀，两年后他再婚，娶了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董事长的女儿，从此平步青云。

斯特朗高大健壮，英俊帅气，浑身散发着常春藤名校体育明星般的气质[1]。他的岳父也举贤不避亲，很快就把斯特朗提拔到了信孚银行总裁的位子上，挤进了华尔街的顶级圈子。1907年，当J·P·摩根拯救陷入挤兑危机的华尔街时，斯特朗就担任他的助手。

挤兑风潮和银行倒闭的戏码每隔几年就上演一次，美国的政客和银行家们意识到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力量来维持金融局势的稳定。1910年11月，一群资深银行家和顶级政客秘密聚在奢华的Jekyll Island Club里闭关10天，策划筹备建立美联储，39岁的斯特朗便是6名参会成员之一。

这次会议起草了所谓的奥尔德里奇计划（Aldrich Plan），奠定了“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的基础架构。计划提交国会后，经过几年折腾被改成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1913年12月23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正式签署了《联邦储备法》，美联储宣告成立。

根据《联邦储备法》，美国的联储系统将由12个分散在各地的联邦储备银行和1个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组成。于幕后推进这一切的华尔街，需要在其中安插影响力，于是力荐在此过程中扮演美联储好像患上了“大萧条PTSD”：但凡市场出现危机，总在第一时间祭出货币手段，生怕重现大萧条时期的那种迟钝。重要角色的斯特朗出任联储系统中最大的分支机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

不过斯特朗并不愿意主动跟上历史的进程，原因是这个职位报酬太低，跟信孚银行总裁的位子根本没法比，年薪只有3万美元，而斯特朗在纽约光租房每年就要花费1.5万美元。同时，斯特朗那位拥有2000万美元财产的岳父也强烈反对他出任，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半官方职位。

架不住华尔街大佬的各种晓以大义和反复劝说，1914年10月，本杰明·斯特朗正式走马上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除了斯特朗，其他美联储的官员都来自政治任命，普遍缺少知识储备和实战经验，自然很快被斯特朗全方位碾轧。不知不觉中，斯特朗成了美联储的实际控制人，并和英国央行行长诺曼（Montagu Norman）、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一起并称全球三大货币领袖。

这份让斯特朗青史留名的工作，也在慢慢谋杀他。1916年欧战激战正酣，大量黄金流入美国。为跟欧洲各央行协调行动，斯特朗冒险拜访了法国和英国的中央银行，但回国后就发现自己染上了肺结核—在抗生素和卡介苗发明之前，这几乎是一个不治之症。

除了身患重病，斯特朗的婚姻也走向了尽头。尽管斯特朗掌舵整个美国的货币政策，但美联储远没有现在这般地位显赫。目光短浅的岳父心生不满，斯特朗跟妻子娘家这边的关系一直在走下坡路。从欧洲回国后，出身豪门的妻子便离他而去，并带走了两个女儿。

即使备受打击，斯特朗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他在美联储的工作。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卖出了近100亿美元的战争债券，占美国战争花费的1／3。到战争结束，疯狂流入的黄金让美联储拥有了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在全球货币话语权争夺战中骤然占据上风。

彼时，“一战”对全球格局的改变肉眼可见。英国在战争碎钞机的作用下只能向美国大肆借债，而世界工厂、全球粮仓的地位让美国出口飙升，不仅从贸易逆差国转身成为顺差国，还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 GDP比英法德三国的总和还高50%，新的金融霸主姿态开始展露。

斯特朗的国际使命感油然而生。整个1920年代，他都是一边强撑着越来越孱弱的身体，一边跟欧洲的央行行长们密切合作，努力稳定欧洲的经济，极力帮助英国恢复金本位。而在美国国内，斯特朗凭借深厚人脉和无人能及的专业性摆平了一众对他不满的政客和银行家，为美国1920年代繁荣的经济保驾护航。

1927年7月，斯特朗做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个

重大决定。为解决黄金大量从欧洲流出的问题，他召集了一场秘密会议。会议结束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即宣布国内贴现率从4%下降到3.5%。

降息的目的是为了减缓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进而帮助欧洲各国重建黄金储备。美联储内部对此产生了巨大分歧，4家联储银行认为降息会给股市带来泡沫，因此拒绝执行。但强势的斯特朗根本不把美联储其他人放在眼里（包括当时的美联储主席Daniel Crissinger），直接就官宣了。

混迹华尔街多年的斯特朗难道不知道降息会使股市变得疯狂吗？当然不可能。他曾对朋友说：降息会为股市送上“一小杯威士忌”—在他眼里，泡沫可防可控。

斯特朗的自信并非无源之水。在降息之前的1927年年中，道琼斯指数为168点，跟1925年的150点相比涨幅不大；而与此同时，经济景气帮助美国企业的利润稳步增长，整个市场的市盈率稳定在11倍左右，并没有显著的泡沫迹象。而且即使出现投机，斯特朗也有能力迅速调整方向。

天不遂人愿的是，肺结核和家庭生活的磕绊掏空了这个原本身体强壮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1928年10月15日，斯特朗在纽约做了一个抑制肠出血的手术，第二天便因严重的并发症死在医院，享年只有55岁。而此时离美国股市的大崩盘，只剩下一年零一个星期了。

历史就此转向，无法改写。斯特朗留下了一个领导层真空、权力分散、山头林立的美联储。在大萧条初期，美联储内部的纽约和华盛顿两派争执不休。

而到了1930年，股市崩盘引发的银行倒闭潮席卷美国，美联储没有任何作为。1931年2月到8月的半年时间里，眼睁睁看着全银行体系存款减少了7%。同时当英国9月放弃金本位制以后，为了阻止美元抛售潮，美联储仍然坚持将贴现率从2.5%提高到3.5%，无疑给银行雪上加霜。

很多经济学者都相信，如果斯特朗没有在1928年去世，1929年的大萧条本可以完全避免，或者至少可以避免如此严重和持久。

大萧条的梦魇迟迟无法散去，并且成为美联储日后无数政策的起点。医学上有一种创伤后遗症（PTSD），是指人在经历创伤事件以后会做出的精神反应，美联储就好像患上了“大萧条PTSD”：但凡市场出现危机，美联储总在第一时间祭出货币手段，生怕重现大萧条时期的那种迟钝。

1987年“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22.6%。危机发生后不久，美联储时任主席格林斯潘就火速召集官员开会，并且抢先在次日开盘前发表了一份简短但掷地有声的声明，“美联储作为国家央行，将履行自己一贯的职责，提供流动资金以支撑经济和金融体系”，堪称神速。

2008年金融危机，坐镇美国财政部的保尔森心存侥幸，主动让雷曼破产，结果引爆了市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最后还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力（feng）挽（kuang）狂（yin）澜（qian），用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手段扩表，最终把美国经济迅速拉出泥潭，并附赠了一个长达10年的美股牛市。

而到了2020年，美联储的反应更是光速，在不到3个月时间内扩表3万亿，资产负债表规模一度高达7.1万亿美元，而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将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的美联储会议上，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说道，“我们甚至没有思考过什么时候去考虑加息这个问题。”

每一次危机到来，美联储表现出来的“大萧条PTSD”都极其明显，在一次又一次的货币开闸中，富人拥有的资产价格被疯狂推涨，底层的薪金收入却长期停滞。两者夹击下，全球贫富差距已超过了1929年的历史高点。

路易十五说过：“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现在看，洪水滔天这种事儿，活着也不会有人管了。

[1]. 《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2011.财经自媒体写作者／通信行业前分析师代表作：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中国芯酸往事／世间已无明斯基

崔鹏

资深媒体人，微信公众号“崔鹏的二手经济学”作者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