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年利润率达到10%至10.5%的目标？

际销售情况远远低于当初预想的销售计划时，就会形成过多的库存，而以往我们的做法是，即便市场反馈低于预期，也一直按照正常情况去销售，等到季末才“一刀切”地卖掉。这种做法给企业的经营效率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在毛利率严重损伤的情况下依然存在过多的库存。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种针对不同的销售节奏、节点的产品品类的库存消化模式，保证整个库存在一段时间内是一个有序、有计划、有节奏地消化的过程，从而确保到年底之前库存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Yi你把哪些在优衣库担任高管时的管理经验复制到了李宁公司的经营中？

从结论上来说，我没有生搬硬套以前的一些模式，因为这两家公司本身的经营模式是不一样的。另外，两家公司的商业模式也不一样，一个是完全直营，一个是批发加直营；一个是少款多量、单款大量销售，一个是有不同的运动品类和大量的款式，但单款的销售量又不是那么大。不过，生意的本质是一样的。批发业务目前是李宁非常大的组成部分，但把业务分成直营和批发，只是做法上的不同。以消费者的眼光去看每一家门店的时候，他根本不在意你是直营还是批发的，他看到的就是你的品牌。所以，如何保证李宁品牌、李宁商品、李宁门店、李宁服务的完整统一性和标准性，给消费者带来同样的服务、同样的价值感受，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更多的是我认为李宁作为一家发展到第30个年头的企业，应该进入下一个成长轨道了，而为了进入下一个成长轨道，仅靠以前的那一套做法是不足以支撑的。所以我们要让大家在追求一些更高目标的同时，对工作要求提出更高的标准，建立更高效率的运营模式，对整个组织建设做一些优化和变化。

QYi李宁本人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作为国民运动品牌，不会采取通过提升品牌调性、提高商品售价的方式来抬高利润率，那么李宁公司要怎么实现

通过提价来显示品牌很牛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谈经营效率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确商品的价格带，在做好对产品的定位之后，给予这个商品适合的价格带，这个价格带必须是符合品牌和产品定位的真正意义上的定价。提高效率主要就是两点，一个是提高经营效率，一个是提升成本效率。要提升经营效率，第一是提高毛利率，第二是控制成本。库存是影响毛利率的重要一环，我们讲究商品经营效率、库存效率、卖场效率，我们要让我们的商品快速周转，同时对库存做有节奏的打折。总的来说，就是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而要提升成本效率，我认为可以从精简组织架构的角度来理解，比如我希望用少数精锐的人才团队来做事，让这些员工的收入可以获得大幅度的提高，而不是一大群人围在一起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我们应该通过有效的组织整合、业务模式的转变来降低整体的成本，包括市场营销和其他各项支出费用。

QYi中国李宁通过走上各大国际时装周，逐渐在市场上建立起了“国潮”和时尚运动品牌的消费者认知，这跟李宁对自己“专业运动品牌”的定位矛盾吗？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消费者认知对李宁来说不是坏事。如果有一天消费者基于这种认知基础，却因为某个契机了解到李宁的专业运动性，我更多的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今年3月我们提出要提升商品运营效率，第一个阶段就是优化商品开发的环节，明确的方向就是必须以具有时尚性的专业运动品牌为主轴做产品研发和开发，并且从前端就要开始规范。我对内做了一场很大的组织架构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4月把鞋研发创新中心和服装研发创新中心独立出来。研发中心就是要创造专业运动的产品，这不仅仅是让设计师做设计就行。目前我们还有相当多的顾客没有很深入地了解李宁的专业产品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功能。有的人把它看作问题，我把它看作机会。

Q

上海的天际线，要看黄浦江；北京的天际线，要看东三环；深圳的天际线，则要看深圳湾。而绕着深圳湾一圈，在雄伟林立的高楼里最璀璨的，恐怕当属位于后海的深圳湾1号。

深圳湾1号由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旗下的鹏瑞地产公司主导开发，总共只有8栋楼，除了一栋350米高的环球商务中心和一栋写字楼，其余6栋都是公寓住宅。该项目的房价一度被炒到接近30万元／平方米，这让它力压陆家嘴有些陈旧泛黄的汤臣一品，成为国内豪宅新兴势力第一名。

在深圳湾1号西北侧，紧挨着的便是深圳南山区近年倾力打造的后海总部基地，腾讯、阿里巴巴、安邦、华润、中海油、中投证券等80多家企业的各种“总部”坐落于此，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这些企业提供的众多高薪岗位是支撑周边动辄每平方米12万、15万甚至20万元高房价的核心。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栋自己的总部大楼，显然是一种象征。于是在2016年，深圳一家做专网通信的公司也豪掷18个亿，在后海买了一块地，建设“研发总部大楼”。

由于长期跟踪这家公司，我做了下研究。该研发总部位置的确不错，紧邻着阿里巴巴，不过黄金地段给公司带来的除了面子，就只剩员工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了。假设这家公司的员工利用公共交通上班，在单程30分钟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7万元，在单程一小时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5万元。

一个普通的程序员，若是买5万元／平方米的两房，最少也需要400万元，这还是在每天花两个小时往返上班的前提下。按照行业内一线研发人员每天加班两小时左右的强度，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回家，背两三百万的贷款，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或公交，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这就是一线社畜的现状。老板可以为了公司面子把总部建在黄金地段，自己抛点儿股票就能在深圳湾1号买套房走路上班，但普通员工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报。

而且，18亿元只是拿地的成本，全部建筑安装加起来还要再花12亿元，总造价达到了30亿元，建筑面积足足有10万平方米。而这家专网通信公司全部员工加起来也就只有4000人左右，全部装进去绰绰有余。我当时就在想，即使不为员工买房或者上班考虑，这手笔是否也太豪迈了点？

相比之下，1995年至2008年间，华为在深圳拿了160万平方米土地，一共才花了6亿元，均价只有375元／平方米，当然，那个时候地便宜。华为能带来税收和高收入人群，地方政府自然也乐意给低价土地，即使2010年之后，华为在一线城市的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平方米。

但即使这样，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2018年7月，40辆8吨的搬迁货车往返于深圳和东莞松山湖之间，次日2700人告别深圳，来到松山湖这片占地达到1900亩，充斥着欧式建筑风格，路上还可以跑小火车的研发园区—这里周围房价比深圳便宜太多。把研发中心搬离昂贵的一线城市，对员工来说是一种隐形的福利。

其实，关于“研发告别一线”的讨论，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

当时在深圳一场IT论坛上，一路顺风顺水的李彦宏劝年轻人不要着急买房，“正常情况下租房住也很舒服的话，干吗要去买房子”。但马化腾显然考虑得更多，他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从长远看员工的生活压力，腾讯正在考虑把企业布局向二线城市转，在二线城市增加研发中心。

Pony的观点颇有远见。2012年深圳房价均价还不到2万元／平方米，到了2017年就已经破5万元大关，2020年更是涨势如虹，核心地段普遍30%+涨幅。倘若没有今年7月出台的楼市新政，深圳房价将超过北京位居全国第一。面对房价如此涨幅，人均月薪达到7万元的腾讯员工也只能望其项背。

事实也在验证腾讯的做法。2014年，腾讯在新一线城市成都设立了天美游戏工作室，此后天美工

作室源源不断创作出爆款游戏，不仅有《天天爱消除》《天天跑酷》等“天天”系列产品，还有至今仍霸榜游戏排行榜的《王者荣耀》。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技术研发不必执意留在一线。

一线城市的房价逻辑是，定价话语权并不在程序员、工程师之手，房价跟着收入天花板走，富人阶级才是陆家嘴房价的决定者，并且会越来越被资本主导。上海张江尽管是技术人才的聚集地，决定张江房价的力量仍是冲击IPO成功后的技术企业高管的股权，而不是底层研发人员的薪酬。

华为投资总额高达400亿元的最新研发中心就并没有落脚张江，而是选择了与苏州交界的上海青浦区淀山湖一带，对面就是江苏的大农村，房单价连1万元都不到。

高科技公司不是属于一线城市的垄断资源，中国企业研发不一定要留在一线，人才也不一定在一线城市才能获得机会。2017年掀起的“抢人大战”，则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研发向内地城市转移的脚步。在一线城市机会窗口越来越小、内陆城市选择空间开始扩大的背景下，企业和人才双方都在用脚投票。

至于北京、上海、深圳的中心区域，未来势必向“总部经济”更靠近，企业研发向环一线和新一线、二线城市迁移将是更正确的选择。在此趋势下，转移城市需要更加积极地表现。例如，昆山、苏州正在加快对张江半导体企业研发外迁的承接，在科创板上市的澜起科技在2017年就将数据中心转向昆山。

小米2018年完成香港上市后，志得意满的雷军宣布在武汉建立第二总部，并且定位为“超大研发总部”。如今，华为在武汉、南京、西安、杭州都设立了研发中心，腾讯在成都、武汉、南京加快布局，阿里巴巴也打入西安、重庆等内陆腹地。无一例外，这些城市在人才高校分布、宜居舒适上都相对占优。

一线城市的确人才充沛，很多老板都拿这个当借口。但这些老板也应该扪心自问：你的企业真的到了离开一线就招不到人的地步了吗？像华为这种站在全球技术顶峰上的公司都往二线城市搬，除非你搞的是天顶星黑科技，否则真没必要在海淀、张江和南山这种房价逼近10万元的地方硬撑。

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专网通信公司，在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在2020年7月将总部大楼以25亿元卖掉，用以补充愈发紧张的现金流。对员工来说，这恐怕不是一件坏事。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国技术企业们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豪情一掷。把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是应对疫情和技术封锁的重要手段。这不光是企业成本控制的理性选择，也是在一线城市房价被富人阶层日益抬高的当下，对寒门员工们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企业研发中心到底是坚守一线还是转移二线，考量的不仅是决策者的能力与视野，还有他们选择“为谁发声”的决心。戴老板

财经自媒体写作者／通信行业前分析师代表作：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中国芯酸往事／世间已无明斯基

崔鹏

资深媒体人，微信公众号“崔鹏的二手经济学”作者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