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区商业在做什么？

中国社区商业更多是商业主体在寻找一个“潜在商业机会”，日本社区商业则更多是由事业主体联合多个参与方共同解决社区服务需求。

在中国，社区商业（community business）正在成为疫情期间发展起来的“热词”。但是在日本，它遵循的是另一套发展思路。

虽然同样称为“社区商业”，但中国各参与方对这个词的认知，仍然集中于解决“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周边生活服务问题。各类调研也集中于调查海外社区商业营收在消费零售中的占比，以此预估社区商业的未来潜力。这也导致关注社区商业的大多数主体是地产开发商与结合了电商和商超服务的公司们。

但在日本，社区商业并不是一个定位在盈利潜力的领域。日本的社区商业强调三个重点：以市民为主体，解决该地域存在的问题，以商业手法作为解决方案。日本最初研究这个领域的全球经验时，参考的是“社会商业”（Social Business）学术领域的各种案例，社区商业与社会商业有重合的部分，但更强调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它虽然有盈利属性，本质上仍然属于非盈利事业。

日本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法人社区商业支援中心也针对“是否盈利”这一点做了澄清说明，它认为关键在剩余利益的分配上：盈利是将剩余利益作为收益或分红分配给企业关联人士；社区商业优先解决地域问题，剩余利益主要用于针对社会的投资与返还。

日本形成这一政策框架也有其历史原因。日本经济产业省最早发出有关“社区商业”的调研报告是在2003年，当时日本处于经济低迷期，曾经支撑了制造业的钢铁制造等产业也持续减产甚至破产，失业率上升到5%左右。雇佣环境恶化，导致很多人提前退休，日本政府开始寻找能让这些人继续在不同地域获得雇佣机会的新策略。

从那时起，“地域振兴”“地域活性化”成为日本各地

经济发展的高频词汇。日本经济产业省也为社区商业作出一系列界定，从人才培育、中间支援、活动设施整备、资金、行政业务委托、经营指导、税收与政策优惠等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这也是日本早期社区商业发展的基础。

最近十多年，日本政府做了更加详细的社区商业调研，结合全球视野，将它包含在社会商业框架研究之中。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07年组成了“社会商业研究会”，次年发布《社会商业研究会报告书》，以厘清日本国内的社会商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解决策略。这个政府机构还委托调研公司三菱UFJ研究咨询在2010年发布《社会商业统计与制度讨论调查事业报告书》，借此，将既存的符合社会商业定义的事业主体包含在这个定义之下，预估当时日本社会商业领域市场规模大约有34兆至81兆日元（约合2.12兆至5.02兆元人民币）。这个报告重点比较了作为benchmark的英国社会商业调研框架，以及英国、意大利、韩国、美国的政策经验。

在此基础上，不仅是日本经济产业省，2008年至2015年，日本内阁府、环境省也参与了各项政策研究项目，日本中小企业厅分别针对事业主与金融机构发布操作指南，为不同参与方在搭建事业框架与发布融资时要考虑的不同标准提供引导。

可以说，以上步骤，是政府在表明态度层面上做的各项准备。之所以由政府来完成这一职能，也是因为社区商业的社会属性而非商业属性，它需要政府提供政策便利甚至补贴，以帮助社区商业完成立项与持续运营。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用强力手段引导各主体参与项目，相反，政府的定位是支援者与合作方，各项目仍需事业主体作出自己的决策。

从这个前提出发，日本社区商业要解决的社会议题也就相对多元。老龄化与少子化这类通用社会议题自然是社区商业的讨论要点，但居民需求也不止于此：从医疗保健、社会福祉，到教育、环境、观光与地域活性化开发，不同领域的多元主体也就可以参与其中。日本并没有对社区商业的事业主体作出资格限制，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股份公司、非盈利机构、一般社团法人（日本一种简便的法人资格）等法人。如果想要申请一定政府补助，则要符合必要条件。

围绕这一社会目标，事业主体、政府、研究机构、各地域商工会、市民团体、金融机构才得以形成一个社会网络，从不同领域支援社区商业实现目标。日本NPO法人社区商业支援中心代表理事永泽映曾梳理出社区商业期待的成果，其中包括：社区融合与社交、地域再生与活性化、降税增收、增加就业机会、创造自立型社区等。

如果去翻看日本社区商业的代表案例，你会发现很多“小微创业”感的例子。像是在高龄化议题领域，一名叫桑原静的运营者从2011年开始，在琦玉县运营一个名为

“BABAlab”的老年人职场组织，收集高龄人群的各类需求，推出调研，出版书籍，开发与此适配的各种商品与服务。BABA是日语中对较高年龄女性的称呼，桑原静甚至针对这个词向老年人展开调查，询问在他们心中对多大年龄的女性可以用这个称呼—她的各类调查主题也与老年人关心的实际话题相关，轻松有趣。目前，这个机构的主要活动集中在调研、讲座、书籍出版，以及各个地方政府委托的地域创生企划项目，尚未涉及实际商品开发领域。

另一名将事业范围定位为儿童养育领域的甲田恵子，在神奈川县横浜市设立了一家名叫AsMama的公司，从2009年运营至今，生意领域不仅包括育儿活动与交流事业，也开拓了不同居住地域的托儿、教育等社区共助事业，以满足居民的育儿需求，解决各居住地人员的就职问题。

在静冈县热海市的machimori项目，则是将拥有闲置房产的房东与不动产商们联合起来。热海是日本著名的海边温泉度假胜地，machimori联合改造商改造旧屋，面向游客、公司、学校研修群体，开发各种零售店、咖啡店与住宿、活动空间。这个项目将当地学生、不动产商、建设业者、房东、金融机构串联在一起，也是地域创生领域的代表项目。

但日本的社区商业并不是什么“赚大钱”的行业。确切说，在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不同国家法制不同，一些国家还设置了资产限制，以规避贪污与资源滥用。日本社区商业支援中心代表理事永泽映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社区商业约有50%组织的年均收入规模不到1000万日元（约合62万元人民币），也有大约一半的组织从业员工不到10人。根据日本内阁府在2015年委托三菱UFJ研究咨询做的调查，日本社区商业领域40岁以下员工比例不到10%，60岁以上员工占据超过7成。这也反映出在这一政策框架之内的最大挑战：薪资不高，人才储备不足。

这也体现出日本社区商业在运营方式上与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正因为中国社区商业的参与主体是房产开发商与互联网公司，以盈利为导向，它们更多瞄准的仍然是拥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中产群体，为用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服务。而日本社区商业主体瞄准的是解决社区社会问题，更多针对弱势群体。

但这不意味着模式就需要“一概而论”。日本的社区商业方案，在应对迫切社会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受到中国资本与商业参与者重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日本并未得到完善解决。日本大城市的居住区虽然实现了车站商业为中心、社区便利店等商业形态为辅助的组合结构，物流仍然是阻碍服务的关键问题。由于人力资源不足、

配送费高昂，日本的物流暂时无法和中国的一样快速高效。乐天网购的同城配送常常要一两天，即便是亚马逊这种自建物流的公司，遇到疫情期间Amazon Fresh的井喷订购，配货常常要延后三天至一周。而在一些小城市与乡镇地带，人口稀疏，高龄化严重，居民们还是习惯于开车去购物中心区域购买物资。

同样，在中国，在解决中高消费力人群极具商业潜力的需求的同时，针对社会问题的各种需求也需要得到重视。这或许也是个机会—因为当商业利益足够吸引人时，“同时兼顾弱势群体的社会效益”可成为与商业主体的谈判筹码，为弱势机构与群体找到更多获得资源的机会。

当然前提是，政府与金融机构等联合参与方，也要及时做好准备。

在这种多方联合、利益共创、资源与发展目标共享的做法中，东京也有一个代表案例—“大手町—丸之内—有乐町改造计划”，由政府出面将“大丸有地区”的法定容积率从1000%拓展至“容积特别适用地区”的1300%，历史建筑东京站并未完全使用这些容积率，就可以将剩余容积率转售给其他大楼开发商，将收入用于复旧整修工程。整个街区，也在20年间建立地区共创联盟，制定了细致到绿化风格的共同发展指导纲领，与政府、独立行政法人、开发商不断沟通，开拓出通过换地实现城市更新的新开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