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式社区”
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事由、活动和价值情感可以有很多，但只有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才能让空间成为社区。
中国社会学界对“社区”这个概念的辨析，最早可能是从费孝通先生上的一堂课开始的。
1930年代，芝加哥大学派克教授到费孝通就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他提到“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这句话肯定没办法翻译成“社会不是社会”，因此就要讨论“community”的概念。
费孝通的理解是：community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也就是“社”—合起来就是“社区”的概念。
小到一个俱乐部，大到欧盟这样的国家联盟，都可以称为社区。国内很多以成套独立住宅为主的小区，反而很难算得上是社区，因为它虽然符合“区”的概念，但缺少邻里互动，生活也可以不依赖邻里互动。另一方面，如果空间不临近，人与人的交往不方便，也很难形成社区。
历史变动中的上海社区
以上海为例—原先，上海绝大多数人是居住在市中心80平方公里的空间内的。如果将其简化成一个圆，半径差不多就是5公里。反过来说，这相当于所有人的生活都离城市最中心的距离很近，一般可能就是2公里、3公里。所以人们可以很顺利地利用市中心的大量配套资源。
但现在，很多城市副中心发展起来了、郊区开发了，人们绝不可能再舍近求远，去利用南京路、淮海路的资源了。这种城市尺度的扩大，才是社区商业讲究一应俱全的原因，才是大型超市、购物中心能发展得很好的原因。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民族国家对于其国民而言，很多时候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城市做大之
后，对于住在郊区里的社区居民来说，（市中心）也会变成一种想象。想象偶尔会变成现实，比如原先在市中心的老字号，到你家附近开了分店。虽然“原真性”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也会延续你的想象。
我小时候就住在上海市中心的石库门社区里。在这种传统社区里，存在几种邻里互动的方式。一种是被动的，比如厨房，原先是套内的，后来变成三四户共用的厨房，每个人都被迫进入了别人的私人空间；另一种是主动的，典型的就是社区内的通路。我们在路边做事、聊天、打牌、乘凉，道路就变成了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一种具有社交功能的、混合功能的空间。
上海传统社区的另一个特点是混合。富裕的房东最初拥有整栋的石库门建筑，其中一间可以分租给同属中产阶级的律师，也可以租给年轻人、创业者、革命者、卖菜的……租了房子的人还可以再转租，成为二房东、三房东。在房产使用权不断流转的过程中，里弄原本的阶级定位就消失了。
房子不止可以用来居住，也可以办厂、做生意。外来人在上海创业，经常是一楼商铺、二楼居住。过去我家邻居开牙科诊所，就是拿金条买房子，自住兼做生意。沿街的商铺
生意好，藏在社区里的底楼差一些，但可以开麻将馆、印刷厂、学校、浴室。这种商业和居住共存的状态，也是混杂。
伴随上海解放、共和国发展，社会主义将所有人的经济水平都逐渐拉平了。城市中心的洋房过去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后来成为公房，各色人等都住进去，后期又缺乏修缮，就再没有所谓高档可言了。
但等到房产商品化之后，中国的社区反而回到了有阶级的状态，因为商品房的价格本来就是一种分层的方式。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原则让空间的社会等级性恢复了，但让社区的形态产生了变化。
商业促成新的社区关系节点
我们现在看每平方米卖12万的房子和6万、8万的房子，社区的阶层就不一样。单价12万的社区有严格的门禁，常见户型是几百平方米的大平层；单价8万到10万的，居民可能以中产创业者或是某行业专业人士为主；单价6万的，在上海就是垫底的房价水平，相当于新一代的工人新村了。
这三类居民原先可以共存于一个社区内，每天通过各种事件互动，现在就被分开了。每个社区内的同质性提高，利益和诉求会趋同，自发产生的故事就没那么丰富了，政府通过居委会开展的政治动员、社会动员也会变少。想要重新组织社区关系，就要寻找新的节点。一般的小区，附近都有水果店、超市。在这些店里你会遇到邻居，同时会与经营者发生密切的互动，这就很利于形成新的社区组织节点。
社区商业主要满足的是社区内极其频繁的交易需求，承载能力都不大，最多100到200平方米的空间，覆盖的范围也很小，半径500米左右适合自提，加上外送可以扩展到3到4公里。互联网能更好地聚合需求，将零售变成批发，这就重新挖掘了社区和本地互动的价值。
开店者自己也有依靠社区发展的动力。比如上海很多水果店都是福建人开的、做门窗生意的很多来自江西、拉面店都出自青海某个县。他们一方面依靠这类关系拓展生意，另一方面为了抵御外部竞争、发展回头客，又会提供很多额外服务，比如免费送货上门，或是帮你一些小忙。
我现在有时候要把钥匙转交给别人，就会托给小区超市内熟悉的员工。这个做法和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的社会现象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房产都是私房，人与人的互动同样很少，将社区组织起来的就是这些街道上的商店。
雅各布斯对社区内街道的讨论很多，认为它承载了很多社会功能。但街道的基础其实是一个连通功能，是社区物理结构的一部分。目前常见的封闭社区，往往比较讲究住宅的独立成套和舒适性，但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上就变得很弱。我近几年主要研究的“社会空间”概念，就是讨论空间层面的社会连接。
原来城市空间中的道路，往往能和主干道连成很密的路网。今天常见的大街区，像一块块庄园，路网的毛细血管没有了，人与人互动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纽约曼哈顿就是街区式的规划。一个街区的大小差不多是90米乘以120米。90米的距离，步行1分钟实际就走完了，所以在纽约的路上走，很容易看到前方一连串路口的红绿灯。纽约的出租车因此也更灵活，随时可以找到其他路线。很多人会批判纽约楼很高、密度很大的问题，实际上街区尺度小了，有利于互动的公共界面反而会变大。
封闭社区的心理对照
中国的社区如此封闭，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城市的土地批租制度。地块划好了四至范围，交付出去盖一个工人新村或者一个住宅小区，都有明确的边界。另一方面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建筑制式，不管是江南的园林，还是北京的四合院，“家”都是围合而成的。上海的石库门借鉴了英国的联排别墅设计，不再讲究围合，但保留下来的庭院、天井，都还有这种遗存。
最后一点，是被单位制度强化的心理感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单位”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福利分
配，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住房分配。在工人新村里，很常见的现象是楼上楼下都是自己的同事，人相当于把社会结构从工作地带回了自己的住所，上班去单位，在家还像是在单位。
在单位时期，居住社区还是一种由行政组织起来的社会性，而不是一种来自市场的、完全的社会性。现在我们的社区既不像单位也不像社会，而是一个更独立的单元，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需求都可在自己的房子里被满足。
空间社会连接的瓦解，其实是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提倡现代主义、世界主义所导致的结果。他希望消灭街道、消灭社区，房子之间都是用功能性的快速路相连接，效率至上，自然也不考虑社交。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之间，这个城市开发思路被认为是现代生活的标志，在全球风行。
这种立体化的设计方式，造成城市空间被明确地分隔开来。人原本更适应在平面上的行走，所以交互很多也是在平面上相遇后产生的。可居住立体化、大量使用电梯之后，效率是提高了，但相遇的机会大大下降。如果说人在电梯里与他人共处时只会感到尴尬、不打招呼的话，互动的起点就没有了。
所以从1990年代开始，柯布西耶的理论又受到批判，新城市主义开始流行。新城市主义就主张恢复人性化的街道、恢复社区互动，控制机动性，本质上是一个类似英格兰小镇的思路。
之前上海郊区有一个“一城九镇”的开发规划，其中泰晤士小镇做了步行尺度的开发，但松江大学城还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思路。在欧美的很多城市里，大学和城市是共生的关
系。像牛津、剑桥是与小镇融为一体，伦敦政经学院散落在伦敦城内，教学楼左侧是英国国会，右侧是大英博物馆。大学课堂上的那些理念、哲学，打开窗子就飞到城市里去了；学生想要做个什么社会研究，出门就可以找到人。
规划大师做项目的时候，往往是在研究空间如何能够帮助到人，如何让人很容易使用这个空间，如何让人在空间里增加活动。今天城市里的空间经常是另一种情况—有些人将对财富和权力的炫耀投射在空间上，其他人就很容易觉得这类空间尺度太大、太奢华，难以驾驭。
重燃熄灭的社区炉灶
好的社区里会生长出各种社会组织和服务。我1999年去加拿大访学研究社区发展，就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里一直跟着他们开会。社区里都有健康中心，相当于我们的社区医院。但在医院的功能外，这里还承接很多社会服务，比如戒毒、戒酒的互助会，比如家庭纠纷、家庭暴力的调解。再比如多元文化的融合，加拿大移民很多，新移民也可以在这里免费学习英文。
上述这套服务体系，是基于社区发展起来的。商业也是同理，发展社区内的就业网络，这样很多人就不需要跑很远的路去上班。本地就业提升后，还能进一步解决其他问题。比如上班的妈妈多了，就可以推动延长日托的时间。我就参加过几次这类联席会议，穷人代表、社区代表和政府代表坐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帮到穷人。
我在加拿大还参加过社区学校的一次表演，台下全是孩子的家庭成员，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中有一些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表演过程中不停有人上台送花、要签名。我后来在日记里写了当天的感想：这个学校的礼堂一直都在，作为一个设施，它在大部分时候无法被叫作一个“社区”。但表演的那天晚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社区。因为以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为中心，亲情和友情将人们连接起来了。
从这次经历中，我也体会到了社区概念中的动态部分。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事由、活动和价值情感可以有很多，但只有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才能组成社区。这也是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比如街心公园，首先会被认知为公共空间。如果这个空间里不断有团队来占用练操、打篮球、下棋，不同的团队之间还会有互动，那就是社会空间。
最近参与编写《上海手册》（注：全称为《上海手册： 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由联合国、国际展览局和上海市政府联合编制）的时候，我们也引用了一个纽约的案例，来讨论社区经济的重要性。新冠疫情期间，纽约社区里有很多中小餐厅难以为继。这时候美国有公益组织出面，将医护人员、穷人、孩子等需要用餐的群体与这些餐厅资源结合起来。我们给这个案例起的标题，就叫“重燃熄灭的社区炉灶”。
这个案例的一个启示是：社区经济有时候不是自发而生的，也必须要有组织的力量。这里的组织者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社会机构，但要有将断裂的资金流、资源流和社会网络重建起来的能力。所以这里的“组织”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
目前中国社区的能动性很差，小店成了承载社区活力的主要场所。这些店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很多活动还是需要社区的积极分子推动。如果你去看一个几百人的社区群，也能发现这些积极分子，数量很少，但是一种持续的动力源。
过去我们谈社区互动，经常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政府、居委会来组织很容易找不到合适的场景，而当积极分子找到一个机会来组织活动，就能带动一些人，逐渐就能分化出发动者、鞭策者、专业服务等不同的角色。大家都参与进来之后，会逐渐将行动认知为一种责任。
社区的责任有时候很简单—比如过去公共区域脏乱差，我们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但当你自己动手清理垃圾，将空地变成一片苗圃、一片花园之后，就很难再适应过去那种脏乱差的状态了。这些工作不是物业做的、不是园林部门做的，而是你自己做的。它很难说是一种负担，反而会变成生活乐趣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