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立电影展的挣脱与束缚
小众和独立性成就了作为电影节的FIRST，同时也限制了作为创业公司的FIRST。
7月末的青海夜凉如水，省会西宁正在经历这座西北内陆城市一年当中也许最文艺的一个星期，海湖新区一片露天广场已连续数日热闹非凡—那里是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的主要活动区。
7月29日的媒体欢迎酒会上，影展联合创始人兼CEO李子为想为台下连年造访的媒体送上特制“老铁扇”：“有没有2011年就来过FIRST的朋友？”众目相对，只有一家媒体举了手，引全场欢笑—那是坐镇主场的青海卫视。
前身为“大学生影像节”的FIRST青年电影展（以下简称FIRST）创办于2006年，2011年从北京迁至西宁。15年间关于影展影响力的变化，媒体阵容或许是最直观的晴雨表：当晚到场的上百家媒体中，除了深焦、导筒、豆瓣电影等垂直类电影媒体，更有微博、抖音、B站等聚集了最多年轻人的泛娱乐社交内容平台—与10年前“搬家”时的来者寥寥相比，如今已是高朋满座。
15年间，FIRST对华语电影的贡献亦越来越不容小觑。从这里启程的创作者，许多在日后都获得了大众知名度，如《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暴裂无声》导演忻钰坤、《老兽》导演周子阳、《邪不压正》编剧之一李非等；被FIRST发掘的作品，许多也都有了院线公映机会并获得主流认可，如《心迷宫》《八月》《四个春天》《暴雪将至》《棒！少年》等。
如其名所示，FIRST将自己的宗旨设定为发掘、推广创作者的处女作和早期作品，对原创性、作者性与先锋性不拘一格的考量与把握使FIRST逐渐形成了与国内其他有官方背景的电影节迥然不同的气质，这种气质又进一步吸引年轻人聚拢，形成一种特殊的潮流文化。
不过，坚守小众、实验性、独立表达等特征固然能让FIRST保持新锐感，但这些标签下的早期作品也使FIRST的项目质量相较其他影展先天存在更大的波动，资方本就更谨慎。而本届影展显露出的令人担忧的一点是，FIRST的新锐感似乎已开始出现疲态，同时民间影展的身份和小众文化的定位又使其面临的商业困境越来越凸显—在这一层面，作为已有15年历史的创业公司，FIRST正在经历内容和商业的瓶颈期。
创和投的矛盾显现
为创作者嫁接行业资源的创投会是各路电影节的标配，FIRST也有。FIRST搞创投的初衷，是让青年创作者能与主流市场良性互动，《大象席地而坐》《暴雪将至》等都是曾入围当年创投单元的好项目，但今年，创投会却密集承接了行业评审的“火力点”。
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对FIRST创投的困境
做了一个形象的拆解：在创投二字中，“创”和“投”其实存在根本冲突，前者的指向是创造，是冒险，是新打法，是以未来着眼而适度牺牲当下；后者的意图则是押注，是稳健，是确定性，是短期利益。“今年工作人员穿的T恤背后印着‘胆子要大’，但真正在作品层面我并没有看到谁胆子大，就段一郎的《偏向虎山行》还算大胆一点。”王易冰认为创作者们如果来FIRST还想着生意，想着投市场所好，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
另一类行业失望集中在年轻创作者的套路化。麦特文化创始人陈砺志和导演忻钰坤都在论坛现场提到，一旦发现FIRST偏好某种模式，青年导演们就会搞针对性创作。在他俩看来，这不是在给观众拍电影，而是在给评委拍电影，造成的结果就是爱奇艺副总裁宋佳所说的“我今年原本是带着钱来准备亏的，但最后没亏出去”。
评委们表达出的集体观感是，这一届创作者面临未来可能遭遇的困难时，似乎比他们更豁不出去，“如果年轻人在剧本初期就想审查，那就该考虑转行。”《兰心大剧院》制片人马英力说。
“天使轮”的行业价值仍无可取代
在进入公开陈述的18个创投项目里，80后导演李文愉的《燃比娃》是唯一的动画长片，项目简介与概念片花播放完毕，好评如潮。这位被王易冰当场邀请改一改坏猴子开画logo的四川大学教师，此前参加过30多个国内外的动画节展，这次来FIRST的主要诉求，是想把作品更顺畅地推入市场。
与国内近年常见的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三维动画不同，《燃比娃》是一部手绘二维动画，其画风不是模仿日本或美国动漫，而是贴近中国水墨动画风格，这种复古风与先锋性合二为一的着力，在如今的大银幕已经难得一见。
李文愉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出品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初看中他这个项目，就是因为他的创作不走套路，想借此突破国产动画电影愈发同质的局面。
这种反模式也在FIRST被认可。《燃比娃》从600多个创投报名剧本中脱颖而出，不仅在“电影市场”单元获奖，还收到了一些动画影视制作公司的主动接洽。
展现翻译家许渊冲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暮年生活的纪录片《那么老的少年》制片人朱海静说，今年来FIRST的心态就是“摆摊”。
产业放映的费用是5000元一场，被洽谈次数要在15部入围作品中进入前五才有机会拿到10
分钟的宣讲资格。朱海静和该片导演朱允一共买了3场。“头两场放映，市场嘉宾听说了规则后，都义务跟我们洽谈，助力朱导能在宣讲环节面对那些可以直接拍板的资方。”朱海静说。
《第一财经》杂志约谈朱允之前，她正在会场二楼的电梯口外与一位老者交谈，“真没想到他去看了我那场，”朱允说，“那是今年一部春节档电影的制片人。”
FIRST给她的第一印象是效率：活动场地集中，走路就可以到，日程安排得也很满，“非常接近国外的影展”。朱允入行7年，此前参与过不少央视出品的纪录片，也去过有着“纪录片戛纳”之称的谢菲尔德纪录片节，从业经验并不算少，但对自己作品的商业前景仍然忐忑，“除了缺钱，我们还缺一系列的市场运作经验。”
最终，《那么老的少年》凭借29场洽谈次数在“产业放映特别推介”环节拿到首个登台陈述机会，并获得亚太未来影视“世间有她”女性力量奖，由亚太未来影视赞助现金10万元。
今年的FIRST持续9天，在承接露天放映和现场表演的郭庄广场周边，人头攒动的状态从每天中午开始能持续至深夜。
地下人行通道连接的方圆一公里的区域内，随处可见影展的宣传物料与场地指示牌。FIRST的评委和嘉宾阵营中不乏冯小刚、周迅、黄晓明、姚晨、雷佳音、刘昊然等明星，星光璀璨的海报常引得当地居民与游客驻足。
同样在这个区域，多抓鱼的二手商店、Nespresso的咖啡小铺、vivo的影像体验空间、有
戴锦华和许知远等人现身的青年文化论坛、几何书店里由知名播客主播主持的“返场谈”，以及傍晚时分由回春丹、野孩子、声音碎片等知名乐队领衔的表演……FIRST为来西宁的年轻人准备了太多节目。“我们做这样的策展，根本性的动机就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参与进来，想尽可能地创造一种以电影节文化为主导的青年文化样态。”FIRST创始人宋文说。
一证难求的影展志愿者征集，是FIRST青年吸引力的集中体现。今年由于报名人数太多， FIRST在遴选时除了考量电影知识与综合素质，还效仿企业招聘加入学历权重，最终“卷”进活动现场的，几乎全是国内外名校的学生。
袁炜晨是从1万名“有效报名者”中选出的200人之一，被分在接待中心下面的注册组，主要负责证件票务的分发与问询。她将满21岁，在杭州上学，入选志愿者后从老家黑龙江赶往西宁。袁炜晨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同学和朋友群
中，FIRST是一个自带光环的盛会，想当志愿者的人特多，大家不介意“用爱发电”。
志愿者们住在组委会安排的旅店，除了现场提供的简餐，每日还有50元餐补。袁炜晨表示，一起共事的人都具备迷影精神，价值观与审美也相近，整个过程开阔了眼界，“我觉得这个影展代表了中国电影的希望，它给了青年人很多机会，我们愿意来帮助它。”
00后藏族女生索卓是青海人，此次未能如愿成为FIRST的志愿者，但她在复试群里看到了影展合作方多抓鱼的信息，最终成了快闪店的兼职服务人员。影展期间，这个快闪店内最好的展台都与电影相关，原定的21点关店时间也推迟了一小时。“当地人与游客的比例差不多对半，顾客买了书后提的最多的需求，是不远万里赶来、不便携带重物，能不能帮忙邮寄。”多抓鱼员工李睿说。
商业化瓶颈
尽管有了知名度，有了专业口碑，有了业内
推崇，也有了商业世界中最珍贵的年轻粉丝， FIRST的商业化却仍然找不到突破点。
在国外，一个成熟电影节的资金组成通常来自5个部分：当地政府的扶植、文化类基金的申请、展映的票房收入、影展衍生经济与品牌的商业赞助。
由于独立电影存在一定的审查风险，再加上并未能给举办地西宁带来长足的经济收益，当地政府无力给影展提供更多支持；文化类基金的申请又需要政府背景，路径并不透明；至于票房收入，为了保护影片完整性，FIRST很多参展影片尚未拿到龙标，这意味着无法直接售票；同时，国内文化衍生品的商业链条也并不成熟……各种因素叠加，使得FIRST目前唯一能仰仗的只剩商业赞助。
行业赞助一直是FIRST影展重要的资金来源。2016年开始，伴随中国电影年票房的迅速增长，电影相关产业成为热钱追捧的对象。当年的第10届FIRST影展，腾讯影业、淘票票、爱奇艺等网络资本先后入局，加大了对这一民间影展的支持力度，FIRST也是从那时开始，迅速成为独立创作和主流工业体系之间的管道，并逐渐获得了
可观的市场认知度与行业话语权。
但在2018年的税务风波后，影视行业逐渐进入“去泡沫化”的调整阶段，随后新冠疫情暴发，行业几乎陷入冰点，这些也连带影响了FIRST的赞助收入。“去年开始，我们拿到产业公司的资助就降低了，2019年还有700万，2020年已经减到一两百万。”宋文说。
同时，随着版块的丰富、片目的增加以及知名度提升，影展的运营成本还在逐年增加，从早年的600万元飙升到如今的3000万元（其中1300万元用于扶持创作者）。宋文表示：“过去3年，我们的收支已经可以持平了，但是一些历史上的战略性负债对我们依然是比较大的负担。日子还很艰难，每年春天，房租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早在2013年，FIRST就搭建了一支商务团队。感兴趣的品牌原本不少，看上的是FIRST在业内积累的明星资源，可由于明星大多是义务为影展站台，很难再满足赞助方的营销需求；另一方面， FIRST对品牌也设置了标准，“我们只选择那些和FIRST青年电影展调性、价值观相符的品牌。如果品调差异太大，我们只能放弃。”FIRST品牌主管江雯表示，促成合作并不容易。
为了拓展市场，FIRST转而开辟更多的细分场景。从2020年开始，现场背板上的赞助商logo变得越来越丰富，品牌看中的还是FIRST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去年新增的超短片单元为与vivo合作提供了契机之后，今年FIRST更是明确界定该单元不再接受使用专业设备拍摄的作品，这大大促进了年轻创作者用便携式设备拍摄的热情；咖啡品牌Nespresso从去年开始与FIRST共同开辟了Nespresso Talents国际短片大赛中国赛区，成为竞赛单元的一部分，并在西宁搭建了自己的coffee corner；巴黎水提供了主题酒会的饮料；宝马取代雷克萨斯提供汽车用于嘉宾明星的接送；嘉宾房间里的吹风机、电动牙刷，媒体礼包中的方便面、木质拼插放映机都来自于赞助。“我们一直在寻求合适的线下曝光机会，特别是那些能够跟年轻一代的消费群体达成很好共鸣的一些活动，希望借这个合作让我们的产品也变得更先锋、更尖锐起来。”五谷道场品牌负责人孙静说。
FIRST今年与五谷道场做了志愿者联合招募，上万封招募通知、面试议题和结果通知中都附上了五谷道场的品牌介绍。影展期间，五谷道场主要负责志愿者的餐食，并在影展活动区域内开了一间快闪面馆，每晚邀请一位入围竞赛的导演为品牌后续的娱乐营销提供素材。
同样的案例是多抓鱼。多抓鱼线下负责人思凡表示，西宁快闪店所在的唐道·637购物中心由于和FIRST常年合作，不仅不收场租，还把同层的仓库借给多抓鱼存货。“多抓鱼正好想试探下三四线城市对于二手物品的接受度，又赶上西宁有200万客流量的7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思凡说。
这些赞助商的加入确实为影展提供了支持，但却大多以产品作为置换，并不能实际解决FIRST的资金需求。而与青年文化保持同频，某种程度上又限制了FIRST突破圈层的潜力，这意味着它对传统品牌的吸引力很难有所突破。
今年FIRST的另一个解题思路是在运营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将“西宁模式”复制到更多城市。8月1日的发布会上，主办方公布了FIRST成都惊喜影展将于9月底举行的消息，这一姊妹展将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参与主办，成都市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在惊喜影展中，我们会更加聚焦于类型片导演，提供产业资源上的直接对接，在成都这个版块可以享受到一些政府支持。”宋文认为，这或许可以帮助FIRST摆脱“没有明天”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