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就了中国的“三本之王”？

教育监管的高压态势之下，与制度博弈多年的民办高校反而在此时展现出确定性的价值，行业对办学校这门传统生意的改造已初见成效。

理论上，中国所有适龄儿童和少年都应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过在资本市场，中国“教育概念股”的平均上市时长都远低于这个数字—而现在，这些公司正被政策冲击和市场动荡同时“教育”着。

2021年7月24日，一个周六，《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正式发布。到7月26日—《“双减”意见》发布后首个交易日—收盘时，A股、港股及美股的中概教育股价格均大幅缩水，合计市值相比年内最高点折去

超过7400亿元人民币。

这相当于，一天之内，两个全盛时期的好未来价值归零。

本轮大跌中，就连不在此次《“双减”意见》覆盖范围内的民办高等教育股，以及中公教育、中国东方教育这样的非学历教育股也未能幸免。这很类似于此前反垄断调查期间大公司之间互相传染的消极情绪，因为谁也不能肯定，下一个轮到的会不会就是自己。

其实，如果还是从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就可以发现：2018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在2021年5月出台的具体实施意见，都已经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市场化发展留出了空间，基本消除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类股票在现阶段很可能是被“误杀”的。

以民办高校为例，这可能是过去20年内中国教育领域中市场化程度最高、又最快被政府严格监管的一个方向。和地方政府、生源与就业市场博弈多年后，许多民办高校的业务模式和存续价值已经获得了认可。

2017年至2019年间，港交所吸纳了一批这样

的民办高校上市公司，其中规模最大、市值最高的“中国教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教控股”）在此次《“双减”意见》发布后也呈现出了较好的抗跌性：今年年内，中教控股股价的累计跌幅不到14%，不仅跑赢希望教育、宇华教育等同类公司，相比纯职业教育股“中国东方教育”56%左右的跌幅水平，情况也明显更好。

单从业绩指标来看，中教控股是一家管理着十多所民办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达25万人、净利润率可达20%以上的优质公司，业界甚至有评论称其为中国的“三本之王”。

但中教控股也常被指责为资本运作的产物，它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并购式扩张，结果就是让教育资源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可交易性”。

新形势下到底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民办高等教育集团？许多问题，似乎还是要回到政策的视角下才能找到答案。

“独立学院”的诞生与消失

2021年7月26日，也就是教育概念股行情被《“双减”意见》大范围影响的首个交易日，中教

控股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收购全国综合排名第一的民办独立学院“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后者51%的股权交易价格达24.46亿元。锦城学院的在校生数及收入，将在今年9月正式并入中教控股体内。

作为收购标的，锦城学院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其规模和排名，还在于其教学水平—锦城学院的部分专业如审计学（ACCA方向），从2015年起就可以在一本阶段招生，这表明社会对于民办高校“野鸡大学”性质的传统偏见已经被打破。

二级学院、独立学院、三本……这些实际上都曾是或仍是民办高等学校的代名词。这些名词的演变过程，也代表了2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对民营资本介入的态度变化及制度变化。

1990年代，中国高校普遍开启了扩招潮。与之相伴相生的，则是大学的经费问题。尤其是地方高校，自1999年开始，生均拨款就出现明显下降。公办高校想要扩大体量、实现规模发展的思路一度几乎难以为继。于是，引入社会资本成为一种改革方向。

1992年，天津师范大学体系内出现了一个名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女子学院”的“二级学院”，其性质是所谓的“公有民办”，由母体高校负责教学、管理工作，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但日常运营资金来自民营机构。从1999年开始，这一模式在浙江、江苏两地的高校中被快速复制，并进一步扩张到全国25个省市。

但监管很快到达。2003年，教育部下达整改要求，绝大多数“二级学院”随后被快速改制为所谓的“独立学院”，民间资本自此与公立院校相对分开，这类学校从校园、招生流程、学历证书颁发、财务核算、法人资格、民事责任等各个层面全部“独立”，即使挂靠公办学校拟定校名（如“四川大学”的“锦城学院”）也需缴纳冠名费，且在高考本科招生中一度被列入单独的第三批，也就是所谓的“三本”。

虽然失去了原有“公有民办”的资质，也失去了用名牌大学毕业证招揽学生的机会，但“独立学院”继续存在，意味着主管机构承认了民营资本参与高等教育的合法性。部分经费紧张的公办高校，也依然愿意将挂靠的独立学院视作收入来源，甚至一度出现了“三本养一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