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三个阿富汗女孩
编者按：从2013年开始，摄影师李亚楠先后5次前往阿富汗。在这几次旅行中，他结识了阿富汗朋友，深入当地人的生活。在他的记录下，能看到先锋的阿富汗女性，也能看到保守的普什图人家庭。他们不能代表阿富汗的所有人，但至少，我们从中看到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他们并不总是生存在恐惧之中，相反，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和我们一样的苦恼：工作、考研、离开家乡。另一方面，贫穷与不稳定的生活，仍然可能把一个人推向极端与边缘，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塔利班的到来不仅仅引发女性的梦魇，也是男性的恐惧，他们要反对的是一个现代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认同这个体制的人都会成为被威胁的潜在对象。而另一方面，假设这能结束1970年代以来阿富汗常年的战乱，让所有人重归生活，但这生活可能是失去自由的，3000多万阿富汗不同个体会如何选择？我们无法轻易给出答案。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正如摄影师本人所说：不去接近，就没有机会了解。
走出机场，机场外的男人们穿着传统的阿富汗长袍，头上戴着羊皮帽或裹着头巾御寒，在冬日里身上披起了羊毛毯子御寒，驻足在机场外东张西望。这是我第三次阿富汗之行，我基本能从面相上分出他们所属的民族。
阿富汗是一个三大民族为主的国家，本土最主要的普什图人，占到了阿富汗总人口的42%，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占到了总人口的27%，在喀布尔经常见到的另一个民族是哈扎拉族，只占到了总人口的9%，但已是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的长相最容易辨认，不同于其他一些民族高鼻梁高眉弓的面容，哈扎拉人形似蒙古人。近现代以来，阿富汗的支离破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不同民族之间的恩怨。
放好行李我便打车去往喀布尔大学南面的Kazir，路上出租车穿过了喀布尔的使馆区、政府区，每次经过这些区域我都有些提心吊胆，各个武装势力想要制造点动静就会选择这个地带，他们会无差别地制造一些自杀式恐怖袭击。只有待久了之后才会明白，大部分爆炸前都会有风声放出，算是一种谈判的条件，如果没有谈妥，就会发生爆炸。但也存在没有预警的爆炸，所以这些消息的可信度往往都不高，更多的是靠运气。
Kazir是位于喀布尔大学区域一条普通的小路，这里的道路横平竖直呈井格状。路两旁的排水沟深陷进地面，道路凹凸不平，冬日里阿富汗的阳光往往带有暖色，在这浸满浮尘的街道里看上去朦胧不清。
我进入一个喀布尔最常见的小平房内，掀开门帘的是扎莱，屋内地毯上坐着阿克巴丽和法蒂玛。一个外国男性与三个本地女孩同坐一屋之内，在阿富汗，尤其是保守的阿富汗人眼里多少有些危险，于是我们简短聊天之后，就走上了街头。
2016年冬天，三个阿富汗先锋女性
三个女孩都出生于1992年，在喀布尔大学的孔子学院相识，学习中文，并且在大学期间前往中国学习一年，不仅是我在阿富汗的朋友，也是我在这里的“翻译”。三个女孩都是哈扎拉人，这让她们更容易成为朋友。她们成长的经历也是这个国家近30年来变化的缩影。
扎莱在三个人中五官最立体，浓黑的眉毛、深邃的眼睛、高凸的鼻梁，她是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的混血，这在阿富汗并不常见。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的仇恨在阿富汗国内较深，不仅由于普什图人自认为是更为高贵的本土血统，还因为两个民族分别信仰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逊尼派与什叶派。出自于普什图人的塔利班，在1990年代攻占哈扎拉人为主的巴米扬省时甚至发生过种族屠杀的事情。扎莱不喜欢称自己为普什图人，她更喜欢大家称她为哈扎拉人。
扎莱的家乡是阿富汗西部的全国第三大城市赫拉特，但她并不出生在阿富汗。1988年苏联撤军，结束了入侵阿富汗的10年战争，但为了保有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当时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执政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仅仅6年之后的1992年便宣告失
败，阿富汗迎来各个军阀之间的全面内战。1996年塔利班获得胜利，统治阿富汗，这也是世俗观点下阿富汗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从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直至那段时期，数百万阿富汗人逃往邻国，扎莱便是在那个时期出生在伊朗扎黑丹的阿富汗人。直至20 01年美军向塔利班宣战，阿富汗进入卡尔扎伊和加尼时代，扎莱才随家人回到赫拉特，在2012年考入喀布尔大学，来到了首都喀布尔。
阿克巴丽回头看了一眼走在后面的我，她的五官以我们的视角看像极了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面容。阿克巴丽是典型的哈扎拉人，也就是阿富汗北部的主体民族之一。同样在阿富汗内战期间，她的家人去往伊朗躲避战争，她也因此出生在伊朗。家境更好的她在德黑兰长大，但她不喜欢伊朗，小时候在伊朗很受当地人歧视，还是回到阿富汗更自在一些。她的家乡在阿富汗北部的全国第四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现在几乎全家都来到了喀布尔，只有一个哥哥远在瑞典。
法蒂玛出生在阿富汗的扎博尔省，对于哈扎拉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扎博尔省位于阿富汗南部，被普什图人聚居区坎大哈省和加兹尼省包围，东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这个地区是普什图人的核心区域，哈扎拉人家庭的生活局限性很大。塔利班统治阿富汗的时期，她随家人逃往邻国巴基斯坦，待在伊斯兰堡附近的阿富汗难民营。2013年时我曾探访过伊斯兰堡的阿富汗难民营，与之一街相隔的便是伊斯兰堡的麦德龙，是巴基斯坦中产经常前往的大型购物场所。而阿富汗难民营内污水横流，没有像样的街道，一大片原始的土坯房铺满那片区域。
2015年，伊斯兰堡为了城市形象，遣散了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难民营。法蒂玛在高中时期返回阿富汗，那时已是卡尔扎伊政府时代。而滞留在巴基斯坦的大量难民，由于两国之间边境管理模糊，至今也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
三个女孩在喀布尔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喀布尔试着找工作，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漂”。相对来说，首都喀布尔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虽然刚毕业的她们月收入仅200多美元，在喀布尔已经是平均工资之上的水平了。对于学习汉语的她们来说，喀布尔拥有阿富汗全国最集中的中国公司聚集区，找到工作的希望也最大。
女孩们带我走入她们房屋街区附近的一座美容院。在阿富汗，美容院是男性禁地，这也是女孩们进入之后可以摘下头巾的地方。当她们和美容院老板说明来意之后，我竟然也跟着进去了，房间内灯光的颜色有些过于刺眼，是偏色严重的
蓝色，昏暗且让人眩晕。女孩们在里面自在地化妆，对着镜子尝试各式各样的头花，从镜子的反射里看得出她们的自信。相比之下，我在里面更为拘束和紧张。
她们代表了加尼政府时期阿富汗先锋女性的形象，虽然也遵守宗教习俗，戴上头巾，但更像是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女性的打扮，敢于穿上紧身牛仔裤，让身材显现出来，可以去美容院化妆，每天更换不同样式的衣服。
与之相反，我在阿富汗街头经常见到身披布尔卡的阿富汗女性。布尔卡是阿富汗的一种传统宗教服饰，是遮蔽全身的大长袍，甚至连眼睛看向外面的部分都只有蜂窝状的布线相连，完全无法看清罩袍内女性的样貌。在1996年至2001年的塔利班统治时期，信仰原教旨主义且经过普什图本土化的塔利班，要求全国女性身披布尔卡，不得上学、不得工作、更不得独立外出。如今喀布尔街头仍然能看到身披布尔卡的女性，家中的男人战死或外逃，留下没有学习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她们，难以靠技术生存下去，只得在街头乞讨。
在三个女孩眼里，布尔卡是束缚阿富汗女性的标志，她们的朋友圈偶尔会发布这样的内容：剪碎或撕裂布尔卡。
她们不仅在外形上敢于与过去的阿富汗对抗，在行为上也是。
阿富汗拥有一切战乱国家的标志性产物，比如密集的检查站、高耸的防爆墙。我随她们在喀布尔行走时，往往会遇到检查站或者被防爆墙围起的重要设施，她们会与看守人员交涉，希望我能进入观看或顺利通过检查站。
在喀布尔西南角，1920年阿曼诺拉·汗建造了一个新古典主义的达鲁拉曼宫，经过两次大火焚烧并复建，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被坦克炮轰，破败的残垣断壁在这里矗立了几十年，与之相邻的便是喀布尔国家博物馆。过去达鲁拉曼宫被士兵把守着，在这个腐败无处不在的国家，稍作贿赂便可进入。但2016年达鲁拉曼宫被防爆墙围了起来，又迎来一次复建，把守更为严苛了。女孩们再次与士兵直接交涉，带我进入了这片区域。
喀布尔是一座山城，沿山建了很多低矮的平房，错落有致。然而这些地方
是喀布尔相对较为贫困的人群的居所，充满了不稳定因素。2008年，加拿大籍华裔女记者丽莎·冯在这一地带采访时被武装分子绑架，扣押4周之后才获释，此事加重了这一地区的危险性。
一个傍晚，扎莱和阿克巴丽欣然答应带我上山。她们向我保证没问题，经过左拐右拐的小路，在土坯房之间穿来穿去，我们爬到了半山腰。两个女孩自在地用达利语聊天，我在别人家的房顶上站着拍照。
俯瞰喀布尔的傍晚，天空是深邃的墨蓝色，喀布尔的山丘连绵起伏，半山腰直至山脚下都是土坯房内星星点点的灯光，错落有致。对面的山很近，与我所在的山之间是贯穿城市的喀布尔河，河边有个游乐园，时不时欢笑声还能传来，但很快会被汽车的鸣笛声淹没，嘈杂、吵闹。没有了黑鹰直升机在头顶震耳欲聋的盘旋，有的只是城市生活本应有的噪音，让我感到了片刻的安宁。
下山之后，女孩们还是坚持带我去体验能够代表喀布尔的新潮生活。进入阿富汗的消费场所往往需要经过搜身安检，甚至连相机都不让携带。女孩们和安检人员说了几句达利语，我便成功将相机带入一个商场，在汉堡店吃了顿快餐，虽然比不上路边的烤肉好吃。
先锋也有代价，她们都收到过“伊斯兰国”（IS）发出的恐吓信，虽然IS并没有强大的力量对她们实施精准打击，也不会去骚扰她们的家庭，她们对此也表现得不以为然，但恐吓是持续存在的。
2018年夏天，不去接近，就没有机会了解
2018年夏天，我再次前往阿富汗，这次是长达一年的时间。
一个午后，我乘坐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普什图人，戴了羊皮帽，脸上堆
满络腮胡，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睛。他名为穆罕默德·谢克尔，开一辆破旧的右舵手动挡卡罗拉，带着我们一车人从喀布尔郊区往城里慢慢走。
由于司机是普什图人，在未了解的情况下稍显紧张。我坐在副驾位置，努力打破这种奇怪的氛围。我看到他的方向盘前放着一张老照片，是一排人的合影，里面竟然有一个在阿富汗近代史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希克马蒂亚尔。
这印证了那句话，阿富汗的每个人都是一身故事。
一路的交谈过后，我们彼此渐渐放下戒备。谢克尔在抗击苏联入侵时期是希克马蒂亚尔的贴身随从，他们在内战之后才分道扬镳，希克马蒂亚尔前往伊朗10年，同时期谢克尔在迪拜打工，获得了很多穆斯林的帮助，至此，才彻底想做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并在自己家旁边搭建了清真寺，当了阿訇。之后我们不仅通过谢克尔见到了希克马蒂亚尔，还数次去往谢克尔的家里拜访。他甚至开车带我们去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还把他的车借给我。
在铁网密布的巴克拉姆空军基地旁开车是一番奇特的体验。远处耸立着一个个冒着黑烟的土砖窑的小烟囱，背景横贯着充满故事的兴都库什山脉。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门口有几个小卖部，里面是美军不要的健身器材、衣物、日用品，阿富汗人收来之后就地变卖。每周五，有关系还能进入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参观，买一些美军纪念品。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距离首都喀布尔只有47公里，经常能看到黑鹰直升机从巴格拉姆起飞去往喀布尔的美国大使馆。这是一幅看起来稍微有些滑稽的场景，但一切都戛然而止于3年后的夏天。
谢克尔的家在喀布尔南部郊区，这里是沿山而建的贫民区，房子在半山腰。谢克尔热情好客，我们每次去他都会拿出上好的干果招待。但事实上他的家庭非常贫困，有时连电话费都承担不起。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不收我们的车钱，而我们会在每次拜访后偷偷塞给他1500阿尼。
他的房屋是典型的阿富汗式构造，
一进门便是会客厅，地上铺满地毯，大家席地而坐。一个门帘后是他们的卧室，这里是男性的禁区，他作为家里的男主人可以进入，作为宾客的男性甚至连里面的场景都无法窥探。他的老婆在里面为我们准备干果和茶水，并由谢克尔的二女儿和小女儿端出摆在我们面前。还未上学的两个女孩不用披戴头巾，天真烂漫地在客厅和我们一起玩耍，对于外国人的到来她们满是童真的好奇。已经上学并披戴头巾的大女儿和他的妻子我从未见过，只能隔着门帘向她们表示感谢并得到回应。
在一处防爆墙围起的政府建筑大门外，我见到了阿克巴丽，她的头巾颜色比过去更鲜艳了，穿着打扮也更为俏皮。此时的她已在阿富汗政府部门上班，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
阿富汗人的工作时间往往不长，即使在上班期间也会有很多人用喝茶来打发时间，这也是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效率低下的侧面表现。阿克巴丽即使在上班，也有很多时间带我在喀布尔逛。她的哥哥也从老家马扎里沙里夫来到了喀布尔，还买了新车，带着我们逛喀布尔，好不威风。
一天中午，我们找到了喀布尔一家较为著名的阿富汗菜馆吃饭，饭桌上有说有笑。突然阿克巴丽低下了头，收敛了笑容，她哥哥也变得稍微严肃了一些。此时我才注意到，门口进来了几个身材魁梧的男性，照直走到了庭院中央的大桌坐了下来，看装扮便知是一桌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和哈拉扎人之间的间隙是根深蒂固的。
此时的阿富汗虽然全国各地总有零星交火和恐怖袭击，航空公司还是开通了很多城市的航线。我乘坐飞机去往西部历史名城赫拉特，也就是扎莱的家乡，并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她。由于距离伊朗很近，赫拉特的城市样貌更像是伊朗，街道更为平直，和阿富汗腹地错落有致的平房不同，这里的土坯房屋顶有圆形的土包，使得屋内冬暖夏凉，甚至很多房顶还有伊朗亚兹德常见的风井。
扎莱因为在喀布尔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回到了家乡赫拉特。在这里，她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