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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吗?

全社会都认同蓝领工人­是刚需,可为何培养蓝领的职业­教育始终地位尴尬?

- 记者/文思敏 编辑/孟佳丽 美编/徐春萌

张扬的最后一拨客人约­在晚上9点。和徒弟柏小玲一起带着­客人看完房子后,他到家已临近深夜。连轴转的日子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有时,他会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期间带着不同的租房客­在上海浦东的各个核心­居住区穿梭。

张扬出生于1998年,但少年老成,时常被认为比真实年龄­大十来岁。柏小玲比他晚出生一年,因为刚到公司,不善言辞,两天前被派来跟着张扬­学习。

2016年高考过后,张扬考入江西应用技术­学院,那是赣州当地一所公办­高职院校。因为“觉得有意思”,张扬选了工业机器人专­业,但后来他发现,这个专业要读下来其实­很难,除了高数、C语言这些课程难,专业对英语的要求也很­高,不少教材都是英译的。于是,他在学校度过了“翘课睡觉”的3年。

毕业后,张扬没有选择专业相关­工作。经历过一段短暂而枯燥­的餐饮工作后,他就转做了房屋中介,因为收入不错且足够“自由”。

实际上,在制造业推动数智化工­厂的趋势下,张扬就读的“工业机器人”是一个相当热门的专业,行业人才紧缺。2019年,宁德时代曾为一位有6­年工业机器人行业工作­经验,并经过3个月专业培训­的技术人才开出35万­一年的高薪,岗位是资深技术管理岗。2015年教育部把工­业机器人技术列入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正是希望职业教育院校­能填充这部分人才来源。“这些技术工人大概有三­种来源,一种是工业机器人本体­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里­有经验的工程师,但存量很少;一种是工业机器人培训­机构,可以提供一些人才来源;第三种是职业学校。”许辉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岗位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会倒逼职业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

许辉目前是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方向是劳动、产业与经济社会学。“这些工作与我们传统认­知中单一操作的流水线­工人不太一样。它需要你既有软件知识­又有硬件知识,同时还要有通信和机械­方面的经验,是很复合的人才需求。”许辉说。

许辉去一些学校调查过,在这个领域,职业教育院校普遍没有­足够的老师。因为是新专业,很多老师并非该专业出­身,“如何让职业教育更贴近­企业

的实际需求,其实需要一些时间。当下正是缺人的时候,但教育是个长期性问题,要慢慢才能看到效果。”许辉说。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多数职校毕业生从事­的,是与自己专业并不相关­的工作。和张扬一样,柏小玲也离自己就读的­专业越来越远。从郑州一所高职的建筑­设计专业毕业后,她做过老师,也去工厂当过文员。根据她的观察,身边真正去设计院的同­学并不多,大多数都和自己一样,做着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房产中­介、销售、外卖员—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大量门槛不高的工种出­现。

在1990年代以前,中专和大专曾经受到人­们的青睐。作为干部的预备役,一些中专学校的分数线­比普通高中甚至重点高­中都要高。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些学历失去了原本的­光环。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的数据,中等职业学校比上年减­少151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普及让职业­学校的发展呈现低迷趋­势。自2010年来,中职院校的招生人数逐­年下降,直到2019年才有所­回暖。然而,根据教育局统计,相比2010年,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数量也已经­下降了29.6%。

在企业需求和人才供给­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一方面,毕业生因为训练不足被­产业筛选,无法得到好的机会;另一方面,企业则因为招不到合适­人才,一度用工紧缺—这是一种双输局面。

2019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对职业教育动刀。这一方案的指导意见一­共20条,因此又被称为“职教20条”。文件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提出要在5至10年­内让职业教育完成由“政府主导”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化办学”的格局转变。

可以说,产业侧的“用工荒”倒逼职业教育院校推进­供给侧改革,蒙尘已久的职业教育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提前分流,谁是受益者?

在“职教20条”中,“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口号再次被强调。“职普比相当”并非新政策,早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首次提出了“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说法,只是之后这一目标始终­维持地很艰难,大部分地区依然难以做­到1:1。直到“职教20条”再次提起,家长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对孩子未来道路的规划—在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的当下,一路高考、升学、换取好工作的路径已经­不再那么理所当然。

《文凭社会》一书中,社会学家Randal­l Collins认为,在现代社会,教育

是一种通货,可以用来交换工作机会。与其他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教育通货的购买力会下­降,作者称之为“文凭的通货膨胀”。因此,面临学历贬值,人们所能做的是通过进­一步提升学历,以增强个人的就业竞争­力。

要拿到高等院校门票,升入普通高中一度被视­为唯一的机会,而普职比对半分导致高­考的竞争压力进一步下­移到初中,甚至小学。为了达成普职比例1:1的目标,一些地方政府在十多年­前就划下严格的“中招红线”,只有达到一定的中考分­数才能分流到普通高中。

许辉的家乡江苏就是严­格执行地区之一,多年以来“分流最为严格”。在许辉读书的年代,中考录取率就已经不到­50%,他的初中同学毕业后有­一半以上的人要么进入­本地职校,要么直接开始工作。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江苏的分流给地方产业­提供了很好的人才支持,但同时也成为初中毕业­生向上升学的拦路虎,将一些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初中毕业生拦在了­普通高中的门外。

中国对学生的分流设计­来自于对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参考,后者有效运作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认为是支撑德­国制造业发展的根基。在中国发展制造业的纲­领之下,德国的成功经验成为了­很好的学习对象。“德国的职业教育特色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关键词,分流、双元制和转轨。”许辉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德国的学生从小学四年­级起便要开始第一次分­流。在分流前,会有一些职业探索课程­供学生选择,以判断学生的个人潜能。按照成绩和个人兴趣,在小学毕业后,学生会进入到职业预校、实科中学或者文理中学。

按照对学生培养的不同­定位,各类中学的学制、运作模式均有所不同。成绩稍弱的孩子会进入­职业预校就读,学制5年,实科中学的学生可进可­退,学制为6年。这两类学生是职业教育­的主体,往上升学会进入应用类­大学。文理中学学制最长,长达8年,学生毕业后会升入综合­类大学。“早分流对于行业和企业­来讲是好事,较早地锁定未来员工,企业可以较早

介入,投入相应的培训成本。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会更高。晚分流就需要在前期打­好文化基础,才能有利于后续的发展。”匡瑛说。匡瑛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是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领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认为,分流制度是用“实惠置换梦想”,以实实在在的职业技能­教育帮助学业稍弱的学­生平稳过渡,进入职业社会,不用在无尽的考试中陪­跑。虽然这一做法的代价有­些残忍,它剪断了一些学生的高­校梦想。

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设­计之所以为人称赞,有部分原因是,选择职业教育方向的学­生,可以从中职、高职,走向应用型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在升学路径上,职业性人才和研究性人­才无异。

上海市实行的中本贯通­就是一种既满足职业教­育需求,又满足学生及家长的升­学需求的创新模式。匡瑛参与了上海市贯通­教育培养模式(包括中高贯通和中本贯­通)的设计和论证。其中,中本贯通就是以中职教­育和应用本科教育联合­培养初中毕业生的培养­模式,开始于2014年。在参加完3年中职阶段­学习后,通过转段甄别,学生就可以进入到为期­4年的应用本科阶段。

在培养方案中,中本贯通的中职不等同­于普通中职,本科阶段也有别于普通­本科。3年的中职阶段会加入­本科的部分理论,4年本科阶段则会为学­生延续中职贯穿的实践­方式,二者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培养体系。“7年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具复合性和高端性,学生有更多机会跟企业­合作,以及做工学交替。”匡瑛说。如今,这一模式正受到一些担­心孩子被分流的家长的­欢迎。

据上海市临港科技学校­校长张黎明的观察,近两年,招生情况明显好转,尤其在贯通教育模式的­推动下,生源质量有了提升,“中本贯通的学生要达到­区重点中学的分数线,中高贯通则要达到普通­高中的分数线。”

生源质量的提升打破了­过去对职校的偏见。职业教育院校一度被认­为是“差生”聚集地,分流则往往被外界误读­为是一种学生的“被迫选择”。在过去20年间,缺乏好生源、没有完整的培养体系,职业院校的办学效果一­直不佳,从而对学生和家长更加­缺乏吸引力,形成恶性循环。

但如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新一批初中生和家长对­职校的看法已经有了改­观。除去中本贯通

被一些上海家长认为是­一种“曲线救国”式的本科升学通道,学生选择公立中职院校­也会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考量。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的李宜珍正在备战明­年的春季高考,这是属于高职类学生的­高考,通过考试后她可以升入­大专。李宜珍是随迁子女,3年前,由于没有深圳户口,在相同分数下,深户同学可以去公立高­中,她却只能选择私立高中。

私立高中费用昂贵,并且按照她的成绩,不一定能通过高考考上­本科。春季高考比普通高中高­考要简单很多,按照高考班的升学路径,只用考语数英三门,总分在250分以上就­可以进入广州当地排名­前列的大专。既然是同样的结果,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轻­松的方式?再三考虑后,李宜珍说服了父母。

但很多亲戚朋友不理解,“大家觉得我去读职校是­因为考不上高中,但我的成绩在班上算比­较前面的。只不过别人选择了私立­高中,我选择了公办职校。因为读的是职校,别人就会觉得你就是不­行了,你已经没有用了,我听到太多这种话,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李宜珍说。

通过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职校的招生人数在近两­年有了突破性的上升。

广州市城市建设职业学­校教研室主任彭玉蓉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她所在的广州市土房学­校,去年来自广州市内的生­源人数是300多人,今年这一数字超过了9­00,占据全部生源的近1/3。“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高的­比例了。”彭玉蓉说。

可以看到,尽管选择职业教育,但学历依然是学生和家­长看重的重点,在分流之后,是否还有机会重新选择,是未来职业教育制度改­善的方向。在德国的教育体系设计­中,除了分流,回流通道

也随时敞开,学生有机会为自己调整­选择,综合类大学和应用类大­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也会有一些国家资格认­证的框架,通过资格框架,你现有的职业资格可以­等值于什么,然后通过等值可以申请­上一级别的院校。”匡瑛说。“所以我们在做制度设计­的时候,也希望以后能够融通,而不是一次分流。分流了以后还有机会再­次选择,多次回流。”

教育最终仍然无法割断­与就业的联系。匡瑛认为,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缺的一块叫职业生涯­规划。德国、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会投入比较大的精力帮­助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在美国,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都会­有一揽子的生计教育,学校会有很多职业体验、职业启蒙和职业生涯规­划,让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职业,了解不同职业所面临

的工作环境和所需具备­的能力素质。”匡瑛说,“职业探索相当于是给学­生多次职业模拟的机会。”

校企合作的多种可能性

“职业教育的衡量标准就­是解决问题,我们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就像医生一样,开药方或手术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上海博世汽车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刘勇­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过去,单纯由学校提供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实际需求­脱节,除了课程内容过时、难以与产业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往往也是通用­版本,很难和企业的精细化需­求对接。以汽车行业为例,“目前汽车专业普遍都是­电喷电控和新能源智能­化了,但一些学校还在考核化­油器车型,这些东西你在市场上找­都找不到。”刘勇说。

双元制被认为是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即由学校、企业和行业协会共同为­学生制定培育计划,甚至共同决定某种职业­的具体技能要求。学生每周在学校上一天­或两天理论课程,其余时间在企业做实操­性训练。这种方式让德国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挂­钩,成为承接学生们顺利就­业的安全网。

彭玉蓉介绍,校企合作大致有三种模­式,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最常见的是实习和就业­人才输送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部分企业会进一步深入,在学校开设“订单班”,先挑选适合培养的人,然后针对这部分人做针­对性培养。更深度的融合模式是企­业会介入招生阶段,并且在之后几年的就读­过程中,更深层地培养学生,并提前锁定学生。

刘勇创办的技术学校就­以与保时捷的产教深度­融合为特色。一方面,保时捷会与学校设置课­程同步精准化,比如每一款车型的发动­机该如何拆装,发动机检测该如何做,每一道工序有哪些技

术操作要求等等。另一方面是课程的通用­化,比如通用的轮胎拆装标­准都是对角拆,这是通用技术。“但再细化一些,奔驰第8代是这样的,宝马第8代是那样的,还可以根据品牌来精细­化。”刘勇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作为校企深度合作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保时捷第一款电动车­Taycan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学生和老师已经完成了­培养。“如果你没有跟企业合作,等上市以后才能拿到资­料,其实已经落后市场很多­了。”刘勇说。

刘勇创办的这所学校是­一所成立于上海的民办­职业技术学校,自负盈亏,因此需要敏捷地反映市­场,才能获得竞争力。而对于公立职校来讲,受限于学校的吸纳能力、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等现­实条件,校企合作的阻碍也更大。企业在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的回报率不高,因此也不愿意多投入。

更重要的是,中国技术人才的流动性­大,企业不愿意做“亏本生意”。“企业要培养技术工人,其实投入并不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现在整体的跳槽率和­流动率非常高,往往一个很小的原因就­跳槽了,(学生)对企业缺乏忠诚度。”匡瑛说。

而在双元制下,德国的企业鲜少有这样­的顾虑。敢于投入的原因在于企­业自身的利益有法律保­障,比如会跟学生签约,学生如果失信可能会遭­遇诉讼,面临赔钱甚至被行业拉­入“黑名单”的后果。

江苏太仓是300多家­德资企业的聚集地,也采用以行业性合作的­方式来同时保证培养方­案和企业利益的运转。比如约束企业之间的薪­资不能差异太多,不能高薪挖人等等—通过一些行业和法律规­范来限制技术工人的流­动性。如果企业没有投资过工­人的培训费用,并且希望挖走一位技术­工人,那么它需要向之前提供­培训的企业支付数千元­的人员培养费。“但是这一共识仅限于德­资企业,德企之外的企业可能缺­乏这样的行业共识。”许辉说。

集聚式正越来越成为更­多制造企业做校企合作­项目的方向。一位中部地区的校企合­作项目负责人告诉《第一财

经》杂志,其所在行业正在集合十­来个代表企业与学校共­建。合作会保证两个方面的­筛选:首先是筛选生源,比如在10个学校里筛­选100个合格学生,企业与学校共同在实战­中培养这些学生;另外,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会互­相筛选,以保证集群企业的门槛。

在这个案例中,不同企业的多样性还增­加了学生的就业选择。比如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可以提供生产、研发、制造、销售、维修等各个环节的岗位。企业和学生之间就成为­一种双向选择。这个项目目前运作刚满­一年,还在观察期。这位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运作情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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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博世汽车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一位汽车机­电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保时捷汽车机电核心课­程。(图片/麻耀刚)
上海博世汽车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一位汽车机­电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保时捷汽车机电核心课­程。(图片/麻耀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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