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遭遇的不公，我已不愿再忍受”
2014年作为原告打赢国内第一例就业性别歧视官司后，郭晶走上了一条“女性帮助女性”的道路。
2014年冬天，大学毕业生郭晶经历了人生最冒险的一次“社会实践”。
站在杭州市西湖人民法院门口，她举着一审判决书拍下了照片，为期128天的压抑、焦虑，终于在那一刻得到了释放。
她赢了。毫无背景的普通大学生郭晶把以性别为由拒绝她参加面试的杭州新东方烹饪学校告上了法庭，案由是“就业性别歧视”。
在郭晶之前，不是没有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但过往的起诉案由多是“一般人格纠纷”。2013年北京海淀区法院曾公开受理过“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最终以和解收场。可以说，郭晶的胜利，是“就业性别歧视纠纷”的胜利，只是当时初入社会的她，还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这场胜利是女性维护平等就业权的一大步—2018年12月，“平等就业权纠纷”被最高院纳入新增民事案由。
因为这场官司，郭晶成了“名人”，成了鼓舞女性维权的榜样。这场官司后来也被当作反就业性别歧视的研究案例，被全国总工会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劳动违法典型案件”，2015年还入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2000元的赔偿金额，成了之后同类型案件赔偿的重要参考。
时隔7年，郭晶依然觉得，这场官司的胜利是她人生中的重要一笔。7年前的那个冬天，初出茅庐的她第一次凭着微小的力量战胜了庞大的体系，第一次看到了公正的力量。她还因此结识了许多支持她的朋友，以及一群专注于帮助职场女性维护个人权益的志愿者。
郭晶意识到，这场案件已经“不仅仅关乎她自己”。
2017年年底，同样是个冬天，郭晶发起了“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一
个为遭遇性别歧视的职场女性提供个案支持的公益咨询平台。她和志愿者一起，用业余时间维系着这个热线电话。他们拥有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从事着社会工作、律师等不同职业，从多个维度为职场女性提供咨询服务。
因为体会过维权的难，也在一筹莫展时得到过别人的帮助，郭晶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女性在遭遇性别歧视时的无奈和无助—尤其当面对的是一家公司，个体的力量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法律是最后的底线。”在维权过程中，郭晶深有体会，“如果连法律这个底线都行不通，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没有人比郭晶更适合吹响女性维权的号角，她曾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如今，她想用专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职场女性。
从一个人走向一群人。
“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回想起7年前的那个冬天，郭晶的代理律师许英说道。
身为律师，她很清楚这类案件在当时会遇到怎样的阻碍，是郭晶的坚持让这个案子沿着她们希望的路径走了下去。
可郭晶觉得，自己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坚决。无论是等待立案，还是等待判决，每一步她都走得异常艰难。过程中她有过恐惧和迷茫，但同时，她也看到了希望。
许英就是郭晶眼里的希望。通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这位长期关注就业歧视的公益律师。在此之前，许英代理过户籍就业歧视的案子，但像郭晶这样的性别歧视案是比较少见的，对许英来说是个新领域的挑战。沟通之后，两人着手准备起诉。以个人对抗公司，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件“螳臂当车”的事，而现实也证明了，这艘本就单薄的小船刚刚启航，骇浪便翻涌而来。“这个案子不可诉。”这是郭晶和许英在当时听到最多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法院，来自朋友，来自身边想要帮助他们的陌生人。立案是最大的难题。早在2012年，山西籍女大学生曹菊（化名）因为在应聘中遭性别限制，将应聘单位告上法庭，最终以和解结束。这个案件后被称为“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而从起诉到立案，曹菊整整等了14个月。
郭晶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发起诉讼后的一个月里，她们准备着证据材料以及过往的相关案例，让起诉看起来更有凭有据。另一边，许英积极地给法院施压，给院长写信。“中国这种（性别歧视）情况很普遍，有时候可能法官、律师也不觉得这是种歧视。”如果过往没有很明确的相似案由，那么法院在立案时也会更谨慎。但，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4年8月12日，郭晶接到了法院电话，通知她去交立案费。听到“立案”两个字，郭晶在激动之余，甚至还有点诧异，她没有想到好消息来得这么快。比起曹菊，她的立案仅仅用了一个月，但即便是短短一个月，压力和焦虑就已经要将她击垮，“这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是一种煎熬，我每天都过得十分忐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立案，什么时候立案，除了等结果，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立案之后，胜诉似乎变得理所当
然。2014年11月12日，郭晶拿到了判决书，判决书认定杭州新东方烹饪学校侵犯了郭晶的平等就业权，实施了就业歧视，判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这是国内就业性别歧视案第一次胜诉。不过让郭晶觉得遗憾的是，这份判决书唯独少了她最想要的“道歉”，“在我看来，做错事道歉是非常简单的道理。”郭晶觉得，对于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来说，赔礼道歉的意义重大。
之后，为了这一声“道歉”，她们又继续起诉直到二审结束。不过那时的心态已经和等待一审结果时大不相同， “因为有这样一个判例，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所以说道歉这一块，我们按照法理按照精神损害去努力（诉讼），但没有觉得特别焦虑。”许英回忆道。
二审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件事所引发的媒体关注和社会影响。当时和她们接触的一些公益人士都认为，这类案件不管是胜诉也好，败诉也好，只要能引起关注，引发讨论，促进某些理念的推动，就是一种成功。
从结果来看，郭晶的案例对后续同类案件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推动。
同样是2014年11月，应聘快递员的马户（化名）被中国邮政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一审判定为就业性别歧视并赔偿2000元。
2015年6月，惠食佳以“只招男性”为由拒绝高晓（化名）应聘“厨师学
徒”，一审判定为就业性别歧视，赔偿2000元，二审判定惠食佳作出书面赔礼道歉。“（郭晶）这样的案件能够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中留下一点痕迹，对我们律师而言，就像闪光的珠子一样。”即便如今已经很少接手同类案件，回忆起7年前的那段经历，许英依然觉得是自己职场生涯中的珍贵一笔。
同样被改变的，还有郭晶的人生，从7年前坚持起诉那一刻开始，她就走上了女性维权的道路。当时的她或许并没有想到，3年后，自己会从一个受害者成为施救者，用一个电话，以法律的方式为受困的职场女性提供帮助。
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郭晶出生在河南一个偏远的村子里，那里教育资源匮乏，她所就读的小学是当地几个村共同所在的行政村小学。为了上学，郭晶每天至少要走上一个小时，如果遇到小学整修改迁，那她还要走去更远的地方。
艰苦的条件下，让郭晶觉得非常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个语文数学都能教的老师—在她的村子里，部分学科常常因为缺乏教师资源而缺失。
学生时期的郭晶成绩还不错，却很少被老师夸“聪明”，取而代之的用词常常是“勤奋”“刻苦”，这让郭晶觉得很别扭，“女生成绩好就是勤奋，男生成绩好就是聪明，女生成绩不好就是太笨，男生成绩不好就是调皮。”这样的言论常常出现，让郭晶感觉到身为女性遭受到偏见。
这种无形的压力还不止于此，和大部分农村重男轻女的氛围类似，郭晶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生性好动的她常常被告诫“不要跟男孩子一样”，在被反复劝说之下，郭晶总觉得自己处在一种矛盾中，一方面，内心有个声音告诉她要做喜欢的事，要做自己，另一方面，周遭的压力又像绳索一样，束缚着她。
放弃是最容易的事，但郭晶不甘心。
成年后，她不甘心因为性别失去平等的就业机会，不甘心仅仅只是获得赔偿而不是道歉，而往前追溯，在人生很多个拐点上，郭晶的这份不甘心，都让她作出了与周围人很不一样的选择。
升学的过程中，郭晶能明显感受到周围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很多孩子读完初中就选择出去打工，或者在县城工作，然后结婚。“初三还没读完的时候，我的同学中有一半已经辍学。我们学校的升学率只有30%，很多同学早就对考高中不抱希望。”郭晶也曾怀疑过学习的意义，但母亲的鼓励让她选择继续坚持。
在母亲无数次和她讲起的自己的童年故事里，郭晶看到了一个热爱学习且成绩优异的女生是如何为了照顾家庭
而被迫放弃学业，又是如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将升学机会给了成绩并不如自己的兄弟。郭晶知道，没能考大学，是母亲最大的遗憾。
一定要走出去！这份信念支撑着郭晶努力学习，比起母亲，她是幸运的，她有机会去探寻更广阔的世界。
上大学是郭晶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她几乎没有出过县城，村里的公路都是在她上大学期间才通的。郭晶对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在大学期间疯狂探索她想要尝试的事情。
郭晶就读的是信阳师范学院的社工专业，在她的印象里，信阳是个闭塞的城市，社工却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理论和实践之间脱了轨让郭晶意识到必须自寻出路。
大三那年，为了打破现实的闭塞，她开始关注一些社工平台和账号，同时还观看了一些名校的公开课，这些学习内容让她对社工这个专业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看到一个前沿社会工作实务课程培训班要在武汉举办时，郭晶几乎没什么犹豫，就动身前往了。“当时我的舍友听说我要去这个培训都表示担心，但我想要了解社工实务的决心大过了担忧。”培训结束后，郭晶还跟主办方争取了参访社工机构的机会。在台下听到社工们分享自己的实践经验时，她内心的一把火也被点燃了。
在那之后，郭晶便积极地投身到各种社会实践中。少年时期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想要证明和表现自己的愿望呼之欲出，在她看来，没有了纯粹因为性别差异而产生的不对等，女性可以凭能力选择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这种快乐和自在，让郭晶常常想起童年在村子里和男孩一块爬树摘果子的场景，那时没有大人在旁边告诉你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那是纯粹的快乐，“那是特别开心的时刻。”郭晶说。
女性帮助女性
社工专业的学习和实践，加上一场具有颠覆意义的官司，同时汇聚到当时年仅23岁的郭晶身上，点燃了她的自我意识。在捍卫自己权利的过程中，郭晶结识了更多像许英律师一样热衷于改善女性职场环境的人，同时，她也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受困女性。郭晶愈发感到，在对职场女性的保护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法律是维护权益的“底线”手段，郭晶始终这样认为，这也是她成立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初衷，即通过提供法律援助来为受困女性寻找最后一条出路。
400-007-0074，这是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电话，在电话那头，可能是律师、学者、法律工作者、妇女权益工作者……他们都是来自社会不同岗位的志愿者，在这个平台上，为全国各地的陌生女性提供不同维度的帮助和支持。
截至2021年，074热线已经接到了两百多条咨询。在这些来电中，郭晶感触最深的，是求助者的无力，这种无力的对面，则是公司的傲慢—内部选择回避，对外甚至不出庭。即便胜诉， 2000元的赔偿对于公司来说也是力度极小的惩罚。
这种无力感，在外人看来或许常被简化为对结果的失落。但实际上，对每个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而言，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自己都经历了巨大的情感牺牲，这是不了解案情的人常常忽略的部分。“不管是怀孕歧视还是性骚扰，真的走向法律途径，那就是和公司到了鱼死网破的境地。”郭晶说。
然而，员工和公司之间常常不只是毫无感情的雇佣关系，在前来咨询的求助者中，很多人对公司里的人事物都充满感情，因此在被区别对待时，才会伤得更重。比如郭晶接触过的一些遭遇怀孕歧视的员工，其公司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情感孤立，“变相辞退、孤立刁难孕妇，逼着你走，这在情感上是非常折磨的一件事。”
郭晶常常在和求助者的对话中产生共情，有时甚至也难掩愤怒。她遇到过一位被分公司上级性骚扰的求助者，在给总公司写邮件反映情况之后，这位女员工发现，总公司把她的邮件转发
在这些来电中，郭晶感触最深的，是求助者的无力，这种无力的对面，则是公司的傲慢。
给了那位性骚扰她的上级。“这种冷漠和失责是对女性员工的二次伤害。”郭晶说。
很多社会角色，譬如公司、妇联在保护职场女性权益的问题上都是缺位的。此外，现状是即便诉诸法律，可能也常常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
以性骚扰为例。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其中对性骚扰有了明确的界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无疑是一大利好，但在实际举证和定性的层面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难度。
动作和言语上的性骚扰往往很难留下证据，或者容易被人为消除。职场性骚扰发生的空间更加封闭、持续时间短，如果取不到证据，举证难度就会加大。此外，性骚扰行为在法律上被定性为对人格权的侵犯。但是一句话到底该被界定为玩笑还是性骚扰，法院仍保留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至于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在法律上依然是相对模糊的，行业内各有说法。
074热线能做的，就是在求助者想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却无从下手的时候，帮助她们分析问题，指导她们应当找什么样的律师、准备哪些方面的材料。根据郭晶的印象，70%的咨询都是一次性的，很难判断下一步这些困境中的女性是选择沉默还是诉讼。
他们也曾深度参与过诉讼的过程。在性别歧视这个法律难以界定的问题上，“怎么去打这个官司”是最需要厘清的问题。2018年，他们协助了一个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起诉公司的怀孕歧视案例，这个案子的成功立案，被认为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诉讼—过往有关怀孕歧视的诉讼大多属于劳动纠纷，而这一次，她们走得更远。
也正是因为深度参与了这次案件，郭晶看到了整个社会系统在保护职场女性权益过程中的缺失。在事情发生后，当事人曾尝试向市民服务热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服务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咨询电话等多种途径求助，得到的结果始终是互相踢皮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这就是职场女性的一个深层困境—职场性别歧视普遍存在，获得帮助的途径却少之又少。
正因为比任何人都知道维权的难，因此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郭晶都不曾想要放弃074热线。如果连女性都不帮助女性，又有谁会来帮助她们呢？
郭晶和她的074热线，保护的不只是女性作为“女性”不被歧视的权利，更重要的也是发挥女性在职场中的价值。“职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社会价值的体现，然而女性的职场道路上布满了不合理的障碍，我们在试图移除这些不合理的障碍。”郭晶说。
074热线就像困顿世界里一颗微弱却发光的火种，郭晶希望它能给处在困境中的职场女性照亮前路，就像7年前最迷茫最焦虑的时候，她所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