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具木材的主要进口地区
平均提价9%。宜家中国随后也向国内媒体证实，运输和原材料涨价令中国内地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会调整部分商品的价格。
涨价的负面影响，可能还不及产品缺货的影响。3月初，在宜家北京四元桥店，当有顾客来咨询一台自动升降办公桌，店员会提醒对方，这张由立陶宛制造的桌子目前仓库里已经没剩几个，“以后也不一定会继续供货”。距离这张办公桌不远处，经社交网络推广成为爆款的阿勒夫耶办公椅最“网红”的金棕色款已经长期缺货。一位店员解释说，这款同样是由海外工厂生产的椅子最近半年运至国内的数量非常有限，每次一家门店能分配到的数量也就几把而已。“听说今年下半年这款椅子应该会有很多货能抵达我们这里，目前正在安排国内的工厂来生产。”这位店员说道。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宜家会利用从中国到欧洲的铁路运输，也就是“多模式联运”的方式来腾出集装箱容量，以运送更多的货物到美国。辽港股份在今年3月发布的运营公告中提及，2022年1月至2月，大连口岸直发中欧班列和标箱的数量同比分别增长了80%和69%。
像宜家这样非常擅长运营全球化供应链的跨国公司尚且如此，那些近几年开始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本土设计师品牌，想要抵御供应链动荡只会更费周折。
这类品牌的成长路径，无不是从一个小众品牌做起，靠着设计创意和用料扎实，逐步赢取消费者口碑，并通过带货博主，或者“好好住”这样的家居装修垂直社交分享平台培育品牌影响力，最终在淘宝平台获得稳定订单，甚至有机会冲击双11的家具销售额榜单。
这些年轻家具品牌的主要成本是在生产制造环节。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壁垒，也是看它们在初创阶段是否找到了适合的供应商，以及双方能否磨合顺利，在成本和质量工艺之间找到平衡点。“隔行如隔山”这个说法用在家具制造业内部也是恰当的。由于用料不同，比如板材和实木的区别，每家工厂赖以为生的“工艺”，也就是工人擅长的领域和技艺水平也各不相同；生产板材家具的企业不一定懂如何做好实木家具。大家各有所长。“一些做布艺皮革软包家具的工厂，甚至连木架都不会做，遇到含有木架的产品，它们也不得不分包给下游的工厂。”设计师出身、目前创立了供应链咨询服务公司“物见良造”的汪涛很了解每种工厂之间的差异点在哪里，更深知主打设计感的新一代家具品牌寻找代工厂的艰辛。
创意家具品牌吱音在2013年创立初期，曾为做一款凳子找过很多家工厂，成品都和图纸差异很大，团队后来在一个小作坊才找到了能复制图纸的木作师傅。创始人杨熙黎那时候就发现，成熟品牌交给供应链3天完成的生产量，几乎是吱音当时一年的产量水平。大批量、可复制化的生产，必然要牺牲一些设计上的个性元素。在杨熙黎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供应链模型。
在“中国制造”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家具工厂，大多数习惯于服务大批量订单。这类订单的产品对设计开发和生产工艺的要求不高，都是以能满足批量制造为前提。
品牌在挑选供应商时，除了工艺能否满足要求，还要考量工厂对材料和人工成本的控制水平，包括向上游材料商采购的议价能力、是否有办法提升人效。或早或晚，每个设计师品牌都得经历这种“长链条”思维的认知提升。
汪涛决定从设计转向供应链咨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国内设计品牌在这方面的意识还很薄弱，因此更换供应商的频率很高。缺乏供应链经验的家具品牌，往往过于注重短期的成本效益，而稳定且有品质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是需要品牌和工厂互相理解对方的需求和规则，并通过长期磨合才能形成的。
一两年就更换供应商，对品牌来讲是一种消耗。同款不同批次的产品，换了工厂生产也会形成质感差异。如果消费者诟病“同款不同质”的图文差评达到一定热度，在淘宝该商品页的评价页面按默认的“按推荐排序”就有可能被自动列为首条评论。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彻底改写一款网红产品的热销命运。
汪涛现在做的事，就是帮助设计师品牌处理好寻找上游合作工厂这方面的短板、有效构建自身的供应链能力。在汪涛看来，这种供应链合作不该只是品牌方单向控制工厂，而应该让工厂端好的工艺标准与生产流程—也就是一些专业行规—能反向输出给品牌设计师们。这是一个双方都需要被培训、加强专业度的过程。
汪涛曾目睹原先就职的一家跨国家具公司在工厂里设置了30多位质检人员，甚至比设计师的人数还多，因为一件商品从图纸到面世销售，涉及很多与质量管控有关的节点。“品牌方做产品研发和供应链开发时，要训练一家合作工厂、让其真正成为受自己掌控的供应商，至少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汪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对于小众品牌来说，成本的骤然提升带来的压力是之前不曾体验过的。以家具常用的胡桃木为例，进货价格在疫情前每吨大约在1万元，到今年已经涨到1.8万元，接近翻了一番。
创立于北京的独立家具品牌“失物招领Lost & Found”，应对疫情影响的重要经验是与上游工厂实现更紧密的配合。这个品牌的实木类产品最早是通过安徽、河北、天津等地的工厂来代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