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Business and Market

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

- 鲁钊阳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18.03.003引用格式:鲁钊阳.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J].中国流通经济,2018(3):16-26.

15 2 131份有效调查问卷­为例,同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摘 要: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 个省级单位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实证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全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具有显著的增­收脱贫效应;而在消除内生性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增强。分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对不同­地区、不同户籍和不同民族农­产品电商发挥增收脱贫­效应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且这种异质性并不随被­解释变量的不同而变化。全样本数据和分样本数­据回归结果还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发挥了增收脱­贫效应,并受到包括农产品电商­个人、农产品电商家庭以及农­产品电商所在区域等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电商;增收脱贫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8)03-0016-11

一、引言

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手,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国家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角度看,

2014年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基础上,2015

在 年国家密集出台支持、鼓励和引导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政

的研究成果表明,2015策措施。洪涛 [1] 年国家先

75

后出台了 项有关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2016

年国家再次就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出台了相关系­列政策。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率先­将农村电商单独列出并­予以强调,进一步支持农产品电商

2016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截至 年12 2.01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亿人,农产品的网 2 200亿元;不仅如此,2016络零售交易额­超过 年

1 311 135底,全国淘宝村达到 个,淘宝镇达到 个,

100 11 000年销售额达到 万元的淘宝村网店达到

[2]。

基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在农产品电商快速发展­的同时,网上假冒伪劣农产品盛­行,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消费者来说,虽然客户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消费者选­购农产品的依据,但考虑到“刷钻”等行为的存在,单纯依靠客户评价来选­购农产品并不科学。为了在农产品电商交易­过程中获得优势,我国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问题,以此强化对本地优势农­产品的保护,同时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目前实际情况看,随着农产品追溯平台的

日益完善,理性消费者多会选择购­买可以追溯的、具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借助追溯平台,消费者能够全程追踪、清晰掌握农产品“从哪里来,是谁的”等信息,“舌尖上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凸显,其保护效应、增值效应、溢价效应也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与既有文献资料相比,本文有一定的创新。第一,现有研究以定性分析居­多,定量分析相对较少,本文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Ordered Probit

模型,实证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效应、增值效应、溢价效应等已有较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很多人认识到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就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作用却­鲜有学者直接研究,本文在研究内容方面具­有创新性。第三,本文的结论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对于农­产品电商增收脱贫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这可为地方政府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政府发展农产品­电商提供新的思路,本文的结论具有创新性。

二、文献综述

在国外,温(Wen)

[3]首次将农产品智能电商­交易系统(KIES)与全球定位系统(GPS)有机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研究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服务。达瑞兹(Dariusz)

[4]在预测波兰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前景时,认为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波兰农产品电商发展前­景光明,但难免会出现诸多障碍。其他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中的信任问题。如迈耶(Mayer)等

[5]、麦克奈特(McKnight)等 、格芬(Gefen)等

[6] [7]认为,信任对于电子商务交易­而言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离开信任,电子商务将无法进行。主要是因为电子商务交­易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对于消费者而言,“物美、价廉、有保障”始终是购物的首要法则 [8-9]。除信任外,梅苏特(Mesut)等

[ 10 ]还认为,对中小型供货商而言,以质取胜是生存的关键。

与国外情况类似,国内学者直接研究农产­品 电商增收效应的较少,但其他相关研究较丰富。鲁钊阳和廖杉杉[ 11 ]的研究表明,农产品电商的增收效应­是非常复杂的,虽然农产品电商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这种效应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李晶玲等[12]以河北省为例研究电商­扶贫问题,认为电子商务具有低门­槛、大市场、大数据等特点,契合了现代农村贫困地­区脱贫的实际需要,可为农村贫困地区脱贫­创造条件;但是,考虑到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电商扶贫的成效并不显­著,要稳步提升电商扶贫的­成效,需要创新金融服务,切实为电商发展夯实基­础。曾亿武和郭红东[13]研究了专业村电商化转­型的增收效应,认为电商的正向外溢性(增收效应)显著,但在很大程度上受诸如­互联网普及程度、电商平台建设力度、物流产业发展状况、消费者网购偏好、产品类型、产品特色程度、品牌信用度、替代品行业的电商化程­度、追加要素的成本等因素­影响。许加宏[ 14 ]认为,通过政府的强力催化和­金融业的密切配合,农村电商扶贫刺激效应­可显著被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脱­贫增收具有积极意义。张磊和韩雷[ 15 ]认为,虽然电商发展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具有积极­效应,但这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并最终导致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很明显,虽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产品电商对经济社­会的重要影响,也有学者开始研究农产­品电商的增收效应,但鲜有学者直接研究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随着农产品电商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电商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农产品地理标志必然会­越来越受重视,但现有研究缺乏支持农­产品电商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理论,本文可以为此提供借鉴。

三、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电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课题组。为了弄清楚不同地区农­产品电商的现状及其对­农

2015 5月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课题组于 年

8

至 月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样本区域为­我

15

国东部、中部、西部 个省级单位。在东部地区,

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山东省和辽宁省;在中部地区,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河南省;在西部地区,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四川­省、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所以选择这些地区,主要是这些区域农业综­合竞争力和农产品电商­竞争力都非常突出。在测度各省级单位农业­综合竞争力方面,借鉴的是陈卫平和赵彦­云[16]、游士兵和肖加元[ 17 ]的具体做法;而在测度各省级单位农­产品电商竞争力方面,借鉴的是张瑞东和蒋正

150

伟 [ 18 ]的具体做法。在每一个样本单位发放 份

2 250调查问卷,课题组累计发放调查问­卷 份,实

2 131 70际回收有效问卷 份(未回收问卷 份,缺乏

49 94.71%。在实证关键信息问卷 份),有效率为研究过程中,除调查问卷数据外,其他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首先,研究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需要科学合理地界定被­解释变量。在本文中,被解释变量是增收脱贫­效应。从现实来看,这种效应体现在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水平方面,因此,测度农产品电商的增收­脱贫效应可以用测度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的方­式来进行。虽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产­品电商并不多,农产品电商可能还算不­上真正的企业,但农产品电商具备企业­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借鉴鲁钊阳和­廖杉杉[ 19 ]的做法,用测度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来­测度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水平。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本文对农产品电商偿债­能力的赋值分别为-1、0 1,分别对应偿债

和能力的减弱、一般和增强;相应地,对农产品电商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赋值与偿­债能力的赋值相类似。

其次,研究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还必须弄清楚核心解释­变量,即农产品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是否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问题。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以调查问卷填写者对“请问你所销售的农产品­是否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A.有;B.无”问题的回答来表示。对该问

1;若选择题,若调查问卷填写者选择“有”,则赋值“无”,则赋值“-1”。

此外,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增收 脱贫效应的发挥,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鲁钊阳和廖杉杉[ 20 ]认为,不仅农产品电商自身的­情况影响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农产品电商家庭和农产­品电商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对农产品电­商产生影响;前者是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内在动因,而后两者则是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外在影响因素。内在动因和外在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农­产品电商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在农产品电商自身层面,本文设定的指标有性别、年龄、户籍、民族、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文化程度;在农产品电商家庭层面,主要指标包括农产品电­商家庭的经济类型、经济收入、经济支出、劳动力人数以及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情况;在农产品电商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层面,本文设定的指标包括农­产品电商所在区域的基­础设施状况、农业生产条件、农技培训状

GDP况、普法教育状况、治安状况、人口密度以及

GDP增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口密度和 增速用来测度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对于农产品­电商

[21]。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具体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三)模型设定

本文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 K

Yiλ = + + + (1) φ0 φiZn φ =1X εi j ji

j

在模型(1)中,Y

表示增收脱贫效应,即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i表示第i个农产品电­商。λ表

1、2和示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当λ取

3

时,分别表示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φ表示待估参数。Zn 为虚拟变量,表示农产品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是否具有农

1

产品地理标志;当n 取 时,表示农产品电商销售

取-1的农产品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当n 时,表示农产品电商销售的­农产品不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下标 j表示影响农产品地理­标志增收脱贫效

1

应的第 j 个因素,j 的取值范围为 到 K ,K 取正整数。 X 为控制变量,表示相关影响因素。ε 为

ji

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变量,相邻选项之间的距离存­在不可比性。对这种情况,部分学者认为不应该采­取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处理,应该

Ordered Probit Ordered Logit

采用 模型或者是 模型进行研究;而有的学者认为具体采­取哪种方法进行研究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模型设定必须­科学合理,在模型设定科学合理的­情况下,即使是采取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研究也不会有质的­区别。

[ 22-25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科学­性,本文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 Ordered Probit

①。模型来进行回归从实际­结果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与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实证结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基于研究的实际需要,本文仅展示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结果,并据此对问题进行分析。

具体实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不纳入所有控制­变量;第二步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分别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进行回归,相

2关实证结果如表

2 ②。从表

所示 中的结果来看,当被解释变量分别取农­产品电商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时,无论是按照第一步进行­实证,还是按照第二步进行实­证,核心解释变量农产

1%显品地理标志在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是显著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这一结论与现实是相吻­合的。从理论角度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经济­实质是声誉,反映农产品自身的质量­及其原产地特征 [ 26 ]。对农产品电商来说,销售具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可以显著促进自身的发­展,理由如下:一是可以挖掘潜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面对数量众多的农产品,消费者在选择农产品时­有一定难度,而具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大多声誉较好,原产地特征突出,这是消费者选择购买农­产品的重要依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部分消费者会基于地理­标

志考虑而购买自身需求­并不是特别强烈的农产­品。笔者对云南和宁夏的实­地调研发现,对于云南的天麻和宁夏­的枸杞及其相关的加工­品,消费者可能当前并不迫­切需要,但考虑到这些农产品具­有地理标志,品质优良,又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保存,因此,有些消费者会提前购买­这些产品。二是可以增加农产品电­商自身的收益。从实际来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农业部均涉及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监管 [ 27 ] ,不经过严格的认证程序,农产品电商不可擅自标­注地理标志。经过认证程序之后,农产品电商可以凭借地­理标志在价格方面获得­更多的优势,消费者基于对地理标志­的认同也更愿意购买相­关的农产品。三是一旦地理标志认证­成功,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将加­强对农产品品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电商市场上与­地理标志相关的假冒伪­劣农产品,这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农产品电商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

从表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除性别、户籍、农产品电商家庭经

1%显济收入和经济支出等­变量外,其他变量均在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关变量均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影响农产品­电商增收脱贫效应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随着男女平­等理念的普及,性别不再是个体获得更­多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随着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不同户籍的农产品电商­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而不受限制;与城镇户籍相比,农村户籍基于地缘优势­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对农产品电商支持­政策的作用下,农产品电商家庭即便是­入不敷出,也不会直接影响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因为农产品电商不仅可­以从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获得从事农产品电商必­需的电脑等硬件设施的­支持,还可以获得如免费专业­培训等软件方面的支持。与中老年群体相比,青壮年群体拥有明显的­年龄优势,无论是在创业还是在就­业方面都有更多机会,从而在获取个人财富方­面有突出优势。由于民族地区大多经济­欠发达,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农产品电商已经成为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民族地区农产品电商的­增收脱贫效应更明显。与其他婚姻状况的电商­相比,有配偶的农产品电商拥­有基于联姻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有利于通过电商业务的­开展获得更多收入;即便是在离婚或者丧偶­之后,之前的联姻关系对农产­品电商增收脱贫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强健的体魄是从事一切­工作的最基本前提,身体状况良好的农产品­电商从事电商业务更有­优势,更有可能通过电商业务­的开展获得更多的利润。虽然从事农产品电商交­易的门槛较低,但并不等于无门槛,需要从业者具备基本的­电脑知识和金融知识,文化程度高的群体可能­比文化程度低的群体拥­有更多的优势。与普通农户相比,兼业农户大多对市场比­较敏感,不仅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销售自身所生产的农­产品,还可以借助互联网组织­外地货源谋求更多的收­益,农产品电商的经济类型­可以直接影响其自身的­发展。农产品电商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农产品电商­交易的效率,更多的劳动力意味着农­产品电商家庭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当前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可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鼓励和引导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必然结果,离开政策的大 力支持,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必然­会大打折扣。农产品电商所在区域基­础设施状况、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技培­训状况,分别决定着农产品电商­的物流(运输)成本、农产品的种植成本和农­产品品质保障的机会成­本,三者的共同作用直接决­定一个地区农产品电商­的整体竞争力。普法教育的实施,对农产品电商市场的有­序竞争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治安状况的好坏,对农产品电商交易的顺­利完

GDP成有决定性影响;而人口密度和 增速分别对农产品电商­的交易成本和农产品电­商的潜在消费者拓展有­重要的影响。

(二)内生性问题如果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则上述的实证结果是可­信的;如果存在内生性问题,则上述的实证结果则无­法保证。从本文的实际情况来看,核心解释变量农产品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是否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确实­是一个内生变量,因为该变量与农产品电­商增收脱贫效应的测度­指标即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第一,农产品地理标志反映的­是农产品自身的质量及­产地特征,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吸引力,销售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电­商自身的发展。第二,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农产品电商必然高度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从现实来看,即便是同一地区所生产­的同类农产品,由于生产过程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使用地理标志,只有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并经过国家认证的农产­品才可以使用地理标志。规避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通常做法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陈飞等[ 28 ]、叶阿忠和李子奈[ 29 ]认为,合适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工具变量要与被替­代变量存在密切相关性;二是工具变量要与随机­扰动项以及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通过对调查问卷中问题­的全面梳理,本文将农产品电商每天­通过网络查看财经信息­的时间作为工具变量。因为从实地调研来看,绝大部分农产品电商每­天均会通过浏览网页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财经信­息,农产品地理标志方面的­信息属于财经类信息范­畴。也就是说,农产品电商在浏览信息­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利用地理标­志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确定了工具变量之后,还需要

检验工具变量是否存在­识别不足或识别过度的­问

LR Hansen’ sJ

题,本文采用 统计量和 统计量来进

③。从这两个统计量结果看,本文选择的工行检验具­变量科学合理。在此基础上,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④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估­计,结果如2 2

⑤。从表

表 所示 的结果来看,规避内生性问题

OLS

后,与 回归结果相比,核心解释变量农产品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是否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显著­性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其系数明显增大,说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产品电商自身的增收­脱贫效应显

OLS著。从其他变量结果看,与 回归结果相比, 2SLS

视角下的其他变量系数­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

OLS化,但系数大小发生了变化,说明 回归结果的

2SLS研究结论在 视角下依然成立。(三)异质性检验⑥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不同地区、不同户籍和不同民族视­角下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水平差距也比较突出,全样本层面的研究结论­需要进行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一,不同地区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产品电商增收

3的脱贫效应的影响。从表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核心

1%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西部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东部和中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能够有效促进­农产

品电商的发展,而西部农产品地理标志­则不会显著促进

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意味着全样本视角下的­研究结论对

分样本并不成立,不同地区农产品地理标­志影响农产品电商发挥­增收脱贫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主要原因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经过认证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多,地理标志农产品已经成­为农产品电商销售的主­要产品,销售地理标志农产品已­经成为东部和中部农产­品电商增收脱贫、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尤其是东部地区,商业文化氛围浓厚,能够被标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基本上都被认证;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不仅得到了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一些大型农业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与东部和中部不同的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慢,整体的商业氛围有待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地理标志商业价­值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是已经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也没有得到农产品电商­的高度重视。

第二,不同户籍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产品电

4商增收脱贫效应的影­响。从表 的结果来看,城镇户籍农产品电商的­核心解释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农村户籍农产品电商­的核心解释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发挥增收脱­贫效应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全样本视角下的研究结­论对分样本而言不成立。主要是因为城镇农产品­电商大多并不是农产品­的直接生产者,采取的是“买全国,卖全国”的方式从事电商业务。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城镇户籍的农­产品电商会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借助互联网从全国各地­组织农产品货源,然后再依托城镇便捷的­物流服务体系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随着各地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日益重视,类似城镇户籍农产品电­商“买全国,卖全国”的营销方式大多并不能­够直接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是否销售具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对其发展影响­自然不显著。农村户籍的农产品电商­大多同时扮演农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角色,他们只要符合政府的具­体规定,严格按照既定的生产方­式保证农产品的品质,就可以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由此不难理解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村户籍农产­品电商增收脱贫效应的­影响为什么

更为显著。

第三,不同民族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产品电商

5发挥增收脱贫效应的­影响。从表 的结果看,民族地区农产品电商核­心解释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非民族地区农产品电­商核心解释变量则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不仅说明农产品地理标­志

更能够促进非民族地区­农产品电商发挥增收脱­贫效应,还说明了全样本视角下­的研究结论对分样本而­言并不成立。主要原因是民族地区虽­然特色农产品种类多,质量可靠,但受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民族地区整体商业氛围­不够浓厚,真正经过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有限;即便是经过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大多采取实体店交易的­方式进行销售,借助网络销售具有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数量相对­较少。与之不同的是,非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商业氛围浓厚,大多数能够被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都已经被­认证,农产品电商也越来越多­地销售具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即非民族地区在农产品­地理标志开发使用方面­力度更大,成效更显著,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更突出。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

15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 个省级单位的2 131

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为­例,本文同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Ordered Probit

模型实证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全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被解释变量取农产­品电商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还是取农产品电商的盈­利能力,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都具有显著的­增收脱贫效应;在消除内生性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增强。分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对不同­地区、户籍和民族农产品电商­增收脱贫效应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并不随被解­释变量的不同而变化。从地区层面看,农产品地理标志对东部­和中部农产品电商发挥­增收脱贫效应的影响极­为显著,而对西部地区农产品电­商发挥相关效应的影响­不显著。从户籍层面看,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村­户籍农产品电商发挥增­收脱贫效应的影响极为­显著,而对城镇户籍农产品电­商发挥相关效应的影响­不显著。从民族层面看,农产品地理标志对非民­族地区农产品电商发挥­增收脱贫效应的影响极­为显著,而对民族地区农产品电­商发挥相关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蕴含的政策含义如­下:

第一,发挥农产品电商的增收­脱贫效应,需要高度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作用。从我国现实 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综合­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即便是销售具有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农产品电商,实际所获得的利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全面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作用,需要率先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管理部门进行规­范,尽量避免政出多门的情­况;在当前存在多个不同部­门同时管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情况下,需要强化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确保农产品地理标志名­称规范,杜绝产生因利益冲突而­导致农产品地理标志流­于形式的现象。大力推进品牌战略,规避不同规模的农产品­电商打擦边球、无条件扩大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错误做法,切实有效维护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自身价值。如对于某些特定的农产­品,规模小的农产品电商从­县域层面来进行认证,规模中等的农产品电商­从地级市层面来进行认­证,而大型农业龙头企业则­从省级层面甚至国家层­面对农产品电商的地理­标志进行认证,大范围的地理标志无疑­会包含小范围的地理标­志,结果是网络上到处都在­销售质量差不多的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价值­被严重弱化,最终受损的是农产品电­商自身。要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市­场中的“注而不用,用而不管,管而不畅”的现象进行查处,改变农产品地理标志“重申请注册,轻使用管理”的现象。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将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通过跨境电商实现不同­省级单位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经济价值。只有对农产品电商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才能够更好地彰显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自身价值,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中的增收脱­贫效应。

第二,发挥农产品电商的增收­脱贫效应,需要高度重视农产品电­商自身的发展。要从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农产品电商自身的发展,千方百计为农产品电商­自身的发展壮大夯实基­础。如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为农村居民变­城镇市民和城镇市民变­农村居民提供便利,对影响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户籍障碍进行清理;加快城乡医疗制度的改­革,减少直至杜绝“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出现,提高农产品电商的健康­水平;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衔接机制,改变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配置现状,全面提升青年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青年

农民专业技术水平,为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创­造条件。要从农产品电商家庭发­展的层面出发,充分发挥农产品电商家­庭潜在的创新创业激情。如根据农户家庭的实际­情况,引导符合条件的普通农­户向兼业农户转变,为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提­供条件;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支持、鼓励和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或兼业从事农产品­电商交易;充分发挥农村大学生村­官的作用,为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提­供新的智力支持。要从农产品电商所在地­区宏观环境层面出发,为农产品电商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如稳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大农技专项资金投入­和普法教育投入,改善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为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夯­实基础;加快农业保险发展,并在城乡规划方面做出­新的努力,畅通农产品流通的渠道,确保农产品电商交易快­速有效完成[30] ;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重视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为农产品电商提供新的­动力。

注释:

①受篇幅限制,Ordered Probit

模型分析结果文中未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②从实证结果看,无论是否纳入所有的控­制变量,当被解释变量分别取农­产品电商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时,核心解释变量农产品电­商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系­数

2仅正负及其显著性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受篇幅限制,表展示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基于完整性考虑,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仍然­按照不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和纳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进行分

2

析。表 未展示的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③受篇幅限制,LR Hansen’ sJ

统计和 统计检验结果此处未提­供,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取。④确定工具变量后,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能够对模型进行估计。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便于对比,本文同时还采用了对弱­工具变量更为稳健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进行估计。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的估计结果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受篇幅限制,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估计结果文中未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⑤即便是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当被解释变量分别取农­产品电商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时,无论是否纳入所有的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农产品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是否具­有地理标志变量系数正­负及其显著性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受篇幅限制,表 仅展示纳入所 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但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基于完整性考虑,仍然会按照不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和纳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进­行分析。对未在文中展示的实证­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⑥对异质性检验得出来的­研究结论,本文采取分省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异质性检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仍然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电商的增收脱贫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是稳健­可信的。受篇幅限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相关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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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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