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量化研究

——基于制度差异的评价体系构建与数据分析

1

王杉 ，李 国 璋2 （1.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市200237；2.兰州大学，甘肃 730030）

兰州

摘 要： “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其关键在于推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制度的互联互通。适宜的制度能够降低贸易成本，保障进出口企业权益，进而促进国际经贸等活动的开展，是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合作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法律、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差异很大，只有跨越制度差异和障碍，才能实现制度互联互通保障下资源、要素、信息等的充分配置、流动和释放。为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差异，基于制度层面的互联互通，借助对外金融机构等保障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的互联互通，可采用制度量化研究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评价体系，通过数据来观测、衡量、评价沿线各国制度差异，发现各国制度发展规律及比较优势。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从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制度四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量化分析框架和评价体系，进而对沿线国家制度差异进行量化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分为八个制度差异聚类组，各组内国家的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组外国家的制度差异较大，应根据各组国家的制度差异及相对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相关政策，提高政策制定的精准性。此外，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具有关键影响的因子只有八个且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政府服务效率因子影响最大，政府效率因子影响最小，此外还有规则时间成本因子、自由稳定度因子、政府财政因子、腐败程度因子、权利与市场调节因子、权利保护效率因子介于其间。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必须从这些影响因子入手，在加强政府服务相关政策和制度制定，提升政策和制度开放性、包容性的前提下，从各因子着手监测市场和政府相关制度发展现状，明确它们对制度差异的影响程度。关键词：“一带一路”；制度差异；评价体系；量化研究中图分类号：F125.1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除需要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外，制度的互联互通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合作的重要保障。适宜的制度能够降低贸易成本，保

障进出口企业权益，进而促进国际经贸等活动的

收稿日期：2018-06-1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重复交易法的中国城市住房价格指数编制研究”（71774169）；

上海市委党校第五分校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创新差异性、包容性研究”（2016KT-ZD01）作者简介：王杉（1981—），女，陕西省西安市人，博士，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经济教研部教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制度量化研究；李国璋（1964—），男，北京市人，博士，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一、相关研究回顾有关制度对经济作用的定性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其主要结论，一是适宜的制度如法律基础框架和适当的组织机构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如奥尔森（Olson M L）

[2]的研究；二是完善的法律制度与推动合同执行的保护措施能够促进市场的发展，如克莱格（Craig P P）的研究

[3] ；三是强调法律及其框架的质量借助金融部门影响市场中资源的流向，认为高质量的制度能够引导资源和资金进入生产实体活动，进而从规模上影响资本市场，从长期上影响经济发展，如波特（Porta R L）等

[4]的研究；四是强调制度框架之间的差异是导致转型国家经济绩效相对差异的重要原因，如韦德（Wade N）等的研究

[5] ；五是发达国家的制度与合同执行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有关制度的定量研究，一是针对制度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区位选择关系的研究，如池建宇等

[6]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倾向于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二是针对制度与贸易发展的研究，如巴塔恰里雅（BHATTACHARYYA S）

[7]认为制度差异就像无形的壁垒一样阻碍着贸易的发展，早期研究集中通过在引力模型中使用不同国家整体制度变量代表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来研究双边贸易的不同[8] ；三是认为制度差异对一国对外贸易、投资与

，如贝洛克（Belloc M）区域合作具有重要影响[9] [ 10 ]认为较大的制度差异是制度比较优势的源泉，博吉奈克（Bojnec S）、佛特（Ferto I）等认为制度差异

[11]。越小越有利于降低双方交易成本

总之，制度量化研究可以通过数据的形式展示制度差异，完善制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将制度整体视为一个虚拟变量添加到引力模型中或者针对单项制度进行研究，要么采用单个制度指标，要么将多个制度指标合成统一指数来比较制度的差异。不过，当前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的量化研究还比较少且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大多集中于制度的微观或中观层面，如有关税收制度差异和法律制度差异的研究等[12] ，而“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既涉及经济制度，也涉及法律、政治以及贸易、投资、区域合作 等更为广泛领域的社会制度；二是缺乏完整的制度差异研究分析框架；三是缺乏对制度定义的深入分析，缺少对制度嵌入性的尊重。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量化体系

（一）理论构建逻辑在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量化体系并确定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对所选取的指标和数据进行处理，然后综合分析沿线国家制度差异

1。状况和特征。具体可参见图

对于制度的定义，有些学者认为，制度是博弈的结果或者规则。如诺斯（North D C）指出，制度是社会中博弈的规则，是由人类设计的、决定人类相互间影响的一种限制[ 13 ]。有些学者认为，制度有特定的发挥作用的方式和基本的社会功能。如康芒斯（Commons J R）

[ 14 ]认为，可将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此外，诺斯[15]还认为，制度的经济功能就是在人群间配置资源；凡勃伦（Ve⁃ blen T B）

[ 16 ]认为，个人和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和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就是制度；马克思[17]认为，给制度下定义必须考虑到完整的社会制度，而不应仅仅局限于社会普遍意志下的法律伦理范畴；曾伯格等（Szenberg M）

[18]认为，组织应当被包含在制度的概念之中。本文认为，制度与组织既有相互关联，又有区别。与其说不同的制度概念会带来不同的制度研究结果，不如说制度的概念是用

[19]。以研究制度不同框架的结果对学术界有关制度的分类进行归纳，主要包

1。制度具有嵌入性，而所谓括六类。具体参见表嵌入性指不同层次的制度之间多层次交叉嵌入，

同时下层制度影响上层制度的特点。这种特点表明，无论是按照上述六种分类方法还是按照其他分类方法，都不能将之完全分离开来，因为从嵌入

[20]。性上来看不同制度内部之间几乎都是交叉的（二）制度量化分析框架与社会制度重要性制度是研究制度不同框架的结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影响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合作的制度并非仅仅包括经济制度，而是既包括正式制度（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又包括非正式制度（社会制度等）的更加广泛的制度。由于之前的分析框架是不完善的，我们在借鉴乔斯科学科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去除属于学科分类的公司内部组织制度（属于微观组织范畴），从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四个维度入手量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差异。

从区位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区域分布差异较大。部分国家处于单一而独特的东方或西方文明地区，部分国家处于多文明交汇地区，其法律、经济、政治受社会制度的影响较大，制度差异较大。社会制度（如社会信任等）属于按照正式程度分类的非正式制度，尽管难以量化却又间接嵌 入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中影响贸易、投资与区域合作，且社会制度差异最能代表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可用社会信用这一指标来衡量。因此，必须将社会制度纳入到量化体系中来。此外，分析框架中的政治制度并不包括各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仅仅关注那些直接影响贸易、投资和区域合作的制度，如政府效率等。

（三）体系构建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数据的整体质量，最终舍去约旦、阿尔巴尼亚两个国家，以“一带

65 63

一路”沿线 个国家中的 个作为研究样本，并

2。按照地理区位将之分为七个小组。具体参见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量化指标体系由四个制度的分项指标、27

个制度的子项指标组3。我们按照下面的方法成。各指标具体参见表来消除制度嵌入性对量化研究造成的不利影响：一是优先选择相关文献中的基础制度指标，多层面强调基础制度的重要性。二是既选用软指标，也选用硬指标。三是坚持以文献指标为基础。比

[21]有如，对社会制度指标的选取参考了王永进等关国家社会信任水平与契约密集型行业发展的研

究；对法律制度中产权指标的选取参考了埃勒克斯卡（Aleksynska M）等

[ 22 ]对不完全契约与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的研究、巴斯（Busse M）等

[23]对法律制度如何影响总贸易流量的研究等；对政治制度中腐败、政府效率等指标的选取参考了爱德森（Anderson T）等

[ 24 ]对国家腐败增加贸易隐形成本的研究；对经济制度指标的选取参考了布奇（Buch C M）等

[ 25 ]对外部交易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份额和出口份额的研究。四是采用相关性和信度系数检验等方法

4、表5）来检验体系是否捕获了不同（参见表制度的维度，以调整指标解决制度边际重合

4

性问题。表 中的数据表明，该体系内在一

5致性高，体系可信度也高。表 中的数据表明，2003—2017

年的描述统计结论也符合要求。本文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美国传统基金会、全球治理指标、世界公民参与联盟的数据库。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量化分析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量化体系指标数据本身就已经从国别和年度方面展示了沿线各国的制度差异，但为了更加全面地对比和分析沿线国家的制度差异，特别是考虑到制度的嵌入性，仅仅拟合一个最终的制度指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采用层次聚类法和因子分析法来对制度进行分类，因为这样可以在展示沿线各国制度差异的同时，发现各国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比较优势，为提高“一带一路”政策制定的精准性提供理论依据。（一）聚类分析下各国的制度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聚类分组情况参

6

见表 。首先，沿线各国按照制度的差异性被分为八个组，组内国家在制度上具有相似性，如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马来西亚、斯洛

1

伐克所在的分组 政治制度发展平稳，法律、经济制度中的主要指标表现较好；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与各国地理区位并不存在密切关联，

4

如分组 中的亚美尼亚、老挝、柬埔寨、缅甸尽管所在的地理区位不同，但相互间制度差异较小；其三，

7中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关联性较强，如分组均为发展中国家，且组内各国的制度指数均在一个低于平均值的标准值附近波动；其四，高收入国家的

3

制度具有相似性，如分组 中的新加坡和以色列，其制度指标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差异

4

较大且高于平均水平。

（二）因子分析下的制度差异影响因素

制度是经济系统中潜藏最深的因素，而层层嵌入的制度又使得我们很难找到潜藏于底层影响制度差异的最根本因素。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差异，以期找到影响制度差异关键和潜在的制度因子。首先，假设各制度组是同质的；其次，每个制度指标归于相同底层制度指标，每个指标的方差只解释一个潜在因素；其三，选择最大方差。利用正交旋转法提取因子，具体

3，因子旋转后的数值可参见图

7。

参见表

根据特征值将各因子分为八个不同的组：第一组是自由稳

J1、J2、J3、J5、J8、定度因子，对

Z2、W10 71% ~

的负荷解释度在

78% 80%

之间，接近 ，均值为76%；第二组是政府效率因子，对Z1、W2、W11、Z4、Z5 、J7

的负荷60%~77%之间,均值为解释度在67%；第三组是权利保护效率因

W8、W9、W3、W1、W7、Z6的子，对

60%~77%之间，均负荷解释度在

68%；第四组是政府财政因值为

J4、J9

子，对 的负荷解释度最低

72% 78%

为 ，最高为 ，均值为75%；第五组是权利与市场调节

W4 J6

因子，对 和 的负荷解释度

60% 77%

最低为 ，最高为 ，均值

69%；第六组是规则时间成本为

W5

因子，对 的负荷解释度高达92%；第七组是政府服务效率因

W6

子，对 的负荷解释度高达95%；第八组是腐败程度因子，对Z3 74%。此外，

的负荷解释度为我们发现，社会制度下的子项指

X1

标社会信任 在八个因子中表现较为均等，解释度

33%~53%。总之，对“一带一路”沿线63

在 个国家的制度差异而言，最关键的因子只有八个。将之按照总体影响程度由强到弱的顺序排列，依次为政府服务效率因子、规则时间成本因子、自由稳定度因子、政府财政因子、腐败程度因子、权利与市场调节因子、权利保护效率因子、政府效率因子。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可以按照差异性分为八个制度差异聚类组。组内国家间的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组外国家间的制度差异较大。

根据各分组国家制度差异及相对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精准性。针对组内制度差异不大但比较优势不同的情况，应优先制定统一的政策，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从推动优势制度的互连互通着手带动其他非优势制度互连互通；针对组外国家间制度差异较大的情况，应首先区分差异性的层次与等级，采取差异化、分类化方式，制定精准的政策来推动这类“一带一路”沿线国

3 4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比如，对分组 和分组 的国家而言，应当明确制度差异层次和等级。这是因为，与

4 3

分组 的国家相比，分组 的国家制度发展得更加均

3 4衡且比较优势显著，或者说分组 与分组 的制度差

3异较大，应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对分组 而言，可参照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和欧美贸易投资政策来制定相关政策，以推动分组3

这类“一带一路”沿线4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对分组 而言，由于其社会信用制度发展得较为完善，应注重借助社会信用制度来推动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进一步互联互通，如首先加大与这类国家社会组织和民间的合作交流等。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在众多影响因子中，对“一

63

带一路”沿线 个国家制度差异具有最关键影响的因子只有八个且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政府服务效率因子影响最大，政府效率因子影响最小，此外还有规则时间成本因子、自由稳定度因子、政府财政因子、腐败程度因子、权利与市场调节因子、权利保护

63效率因子。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 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必须从最根本的影响因子入手。首先，应加强对政府服务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而这需要 我们明确政府服务效率对推动制度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其次，应明确政府服务效率因子、规则时间成本因子、自由稳定度因子、政府财政因子、腐败程度因子、权利与市场调节因子、权利保护效率因子、政府效率因子这八个因子在造成制度差异方面的差异性。此外，还要从上述八个因子入手监测市场与政府相关制度发展现状，明确其对制度差异的影响程度。在提升政策和制度开放性、包容性的基础上，最关键的是监测沿线国家制度的自由稳定度，其次是政府效率、政府财政、权利保护与效率，再次是权利与市场调节、规则时间成本、政府服务效率，最后是腐败程度，之后再进行制度建设以实现制度的互联互通，保障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

总之，通过制度量化研究方法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评价体系，通过数据观测并分析制度差异，不仅有助于定量评价沿线各国制度差异现状，而且有利于明确沿线各国制度差异的具体情况，进而实现具体制度层面的互连互通。制度层面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互联互通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目前这些国家均在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对我国而言，了解并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差异，在制度层面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借助对外金融机构等保障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的互联互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参考文献： [1]吴飞飞，邱斌.制度对贸易影响的研究综述——兼论“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制度红利[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 （2）：52-55. [2]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的

新描述[M].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8-110. [3]BUSSE M，HEFEKER C.Political risk，institution and for⁃ eign direct investment[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 my，2007，23（2）：397-415.

[4]PORTA R L，LOPEZ-DE-SILANES F，SHLEIGER A，et al. Law and fina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 （6）：1 113-1 155. [5]李卢霞.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D].上海：复旦大学，

2009. [6]池建宇，方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J].

国际经贸探索，2014（1）：81-91.

[7]BHATTACHARYYA S.Unbundled institutions，human capi⁃ tal and growth[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8，6 （15）：106-120.

[8]谢孟军.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我国出口贸易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扩展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3（6）：32-33. [9]陈和平，祁春节.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个文献

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6（8）：38-39.

[10]BELLOC M.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a reconsid⁃ era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economics surveys，2006，20（1）：3-26. [11]安筱鹏.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一体化[J].当代财经，2003

（6）：23-24.

[12]朱为群，刘鹏“.一带一路”国家税制结构特征分析[J].税

务研究，2016（7）：24-25.

[13]OSTROM E.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 tutions for collectiveaction[M].Cambridge：Political Econo⁃ 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1990：61-63. [14]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于树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51-52. [15]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1994：77-79. [16]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李华夏，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61-163. [17]马克思.资本论[M].陈启修，等译.上海：上海昆仑书店，

1930：89-93. [18]曾伯格，兰姆拉坦.经济学新前沿[M].李涛，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7-39. [19]王杉.中美制度竞争力测度体系构建与比较研究[D].兰

州：兰州大学，2009：77. [20]李国璋，王杉.全球制度质量测度体系构建研究[J].西北

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4）：122-131. [21]王永进，盛丹.社会信任与出口比较优势——基于IVT⁃ SLS PSM [J].国际贸易问题，2015

和 方法的实证研究

（10）：64-71.

[22]ALEKSYNSKA M，HAVRYLCHYK O.FDI from the south：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natural rescourc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2，29：38-53. [23]BUSSE M，HEFEKER C.Political risk，institution and for⁃ eign direct investment[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 omy，2007，23（2）：397-415.

[24]ANDERSON T，SWENSSON R.Entry modes for direct in⁃ vestment determined by the composition of firm- specific skill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96（4）： 551-560.

[25]BUCH C M，KESTERNICH I，LIPPONER A，et al.Exports vcsus FDI revisied：does finance matter?[EB/OL].（20160608）[2018- 05- 22].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 cfm?abstract_id=2785367.

责任编辑：陈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