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通政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包振山，朱永浩

2019-02-15 -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19.02.005引用格式：包振山，朱永浩.日本流通政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流通经济，2019（2）：38-48.

包振山，朱永浩2 （1.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江苏 224007；2.福岛大学经济经营学院，日本 9601296）

盐城福岛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发挥流通业在引导生产和促进消费中的作用，日本政府制定了灵活的流通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包括保护和恢复中小零售业、推进流通业的现代化、系统化、信息化以及促进流通业与地域再生的强化。在各阶段流通政策的推动下，日本流通业逐渐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使日本流通业具有典型的零细性和规模性的双重特征，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同时，日本各地商店街因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制约而处于半衰退状态。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应完善流通产业组织政策，推动流通业创新发展，培育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优化流通业发展环境；规范流通企业竞争环境与企业行为，以市场机制化解政府过多的管控，完善公平竞争政策，促进中小流通企业的健康发展；强化流通业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成以流通产业带动现代服务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链优化整合，带动消费需求升级换代；加大流通领域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鼓励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注重人才培养，使人才成为产业的推动力。关键词：日本；流通政策；批发零售业；商店街；演变及特征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9）02-0038-11

[2]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和通政策和物流政策进行了系统考察；路红艳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制定并成功实施于中日流通体制的比较，理清我国内贸流通体制了适时灵活的产业政策，其中发达的流通经济体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石原武政[3]基于流通系是在流通产业政策的引领、规制下发展完善起系统效率化来考察日本流通政策；金弘锡[4]从公来的。日本政府经过不断摸索和改革，建立了一套平竞争、区域振兴及物流发展的视角考察日本流较为完善的流通政策体系，这对促进日本经济发展、通政策；番场博之 [5]、佐佐木保幸 [6]、尾碕真 [7]等提升消费者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流通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进行了

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日本流通政策论证。二是从零售业、农产品流通、管理体制等方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日本流通政策演面考察流通体系。如陈丽芬[8]分析了日本零售制进。如孙前进 [1]将日本商品流通政策分为商业流度的变迁对零售业态演进的关联影响；王峰、王世收稿日期：2018-12-14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省流通服务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研究”（2017SJB1539）；盐城市政府社会科学奖励基金项目“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同建的地域空间重构研究”（18szfskC21）；日本JSPS

科研课题“一带一路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P16K02002）作者简介：包振山（1984—），男，山东省曹县人，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教师，公派留日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流通经济、区域

经济；朱永浩（1974—），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日本福岛大学经济经营学院副教授，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区域经济、东北亚物流经济。

鹏 [9]从管理体制的目标、管理机构与主要手段分析日本流通业管理体制的特征；张永强等[ 10 ]对中美日农产品流通体系进行对比，提出构建我国特色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议；李丰、原任利[11]基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批发无用论”进行了驳斥，分析了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历程，进而对我国农超对接提出新思考；马场雅昭[ 12-13 ]论述了零售业的兴衰发展与国家流通政策之间的关系；石原武政 [14]基于零售政策的变化论证了流通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不过，目前将流通政策与批发零售业、商店街等实体流通经济的演进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较为少见。

日本流通经济的发展与流通政策变迁密切相关，尤其是实体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商店街的振兴始终是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下发展起来的，离不开政府的培育与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制。反过来对比我国的流通产业，虽然近年来在电商引领下零售变革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但发展起步晚于日本，且实体流通经济面临较大的升级转型压力。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流通政策的演变，总结政府在流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我国流通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日本流通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发挥流通业在引导生产和促进消费中的作用，日本政府对流通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强，形成了多元化、共同参与流通经济发展的企业主体和经营业态，建立了现代化、系统化的自由竞争流通体系，为流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日本十分注重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促进、规范和保障流通经济的发展，并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修订或废止法律和政策。总体来看，日本流通产业的发展可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一）1945—1959

年：保护和恢复中小零售业1945—1955

年是日本经济的恢复重建期，流通领域出现了新发展。百货店、大型超市、农业合作社、生活合作社等新零售业态应运而生，对传统经营业态产生了较大冲击。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作为流通领域主体的中小零售企业面临着挑战。为了保护中小零售企业，日本政府以百货店和合作社为对象，基于《反垄断法》而第二次制定了《百货店法》，出台《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法》（即《商调法》）。

1956

制定于年的《百货店法》将百货店定义为

1 500从事商品销售活动、店铺总面积在平方米

3 000

（城市在平方米）以上的店铺。将百货店铺的面积进行明确规定，可清晰地区别出百货店和中小型零售商业的不同。《百货店法》不仅规定了新开百货店、营业面积的增加以及合并和继承都必须得到通产大臣的许可，而且严格规定百货店的营业时间和休假天数，不得进行如在户外销售等影响中小零售企业的商业行为。由此可见，《百货店法》是针对百货店的限制措施，其深层含义是通过限制百货店的活动协调各类商店的关系，确保中小零售业从事商业活动的机会，进而保护和扶持中小零售业。

1959《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法》制定于年，主要内容是限制非会员在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购买商品，保护周边零售业，防止同一建筑物内零售业之间以及零售市场与周边零售业之间的过度竞争，目的是对农业合作社、生活合作社和零售市场加以限制，进一步保护中小零售商。另外，日本政府在同一时期还陆续颁布或者修订了《物价统治令》《商品交易所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共同点是以反垄断为核心针对某一或某些商业部门制定规制法律来保护中小零售业。

（二）1960—1968

年：推进流通业的现代化1955—1965

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经过战后的恢复重建，日本经济由供应严重短缺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供应充足的买方市场，形成了现代化的经济结构。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极大提升，消费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时代。然而，此时的流通部门仍然是以数量庞大的中小零售业为主，由于中小型流通企业具有规模小、零细分散性强、效率低等特点，不仅浪费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限制了不同零售企业间的正常竞争，生产效率跟不上国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另外，当时流通政策不仅不能适应新的消费变化，反而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对中小型零售业的保护政策，转向推动流通产业的现代化。

1962

年，日本流通学家林周二教授提出“流通革命论”，以改造旧商业为中心促进流通业向现代化转变。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推进

1962流通现代化的政策，如年的《流通合理化设想》和《商店街振兴组合法》、1963

年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和系列中间报告 [ 15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店街振兴组合法》，旨在推进零售商店共同化、商店街现代化和零售商业连锁化。1965

年，通产省确立了促进中小商业协作化路线政策，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中小零售店铺共同化的热潮。

这一时期流通政策的目标是提高中小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经营效率，重点从过去单纯保护中小企业发展转变为促进中小企业经营效率提高、推动其组织管理合理化，进而推动流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三）1969—1979

年：推进流通业的系统化

20 70

世纪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此时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开始降低，为克服经济发展中大规模生产导致的过剩生产倾向，日本急需扩大国内市场。因此，原来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流通现代化政策不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此时的消费需求在追求质量的同时，更加侧重个性化、多样化、高级化。生产方式与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流通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不适应新的消费需求，要求制定与此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流通政策。

1969—1973

年是日本推进流通产业系统化的主要阶段。1969

年日本政府颁布《流通活动的系统化》，从此拉开了流通产业向系统化转变的序幕。1971

年，日本政府又颁布《流通系统化的基本方针》，指出“所谓流通系统化就是把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部流通过程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谋求整体综合的效率化，从而将流通现代化由企业组织扩展到整个流通领域，再扩展到整个经济生活，进而

1973与整个经济现代化结为一体”。[16]年先后制定《流通系统化实施计划》《中小零售业振兴法》和《关于禁止囤积生活物资等紧急措施法》，同年将《百货店法》修改为《关于调整大型零售商店零售

1974业务活动的法律》（以下简称《大店法》），并于

年月开始实施。

在这一时期的法律法规中，《大店法》最具有代表性，对日本流通政策的演变和产业结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原来的《百货店法》仅仅对百货店做了规定，对其他业态如大型超市等没有约束力，许多零售企业利用这一漏洞，纷纷采取在同一超级市场的建筑物中设立多个商社，以同铺经营的方式申请建店，逃避规制，从而导致不同业态零售业主体间的矛盾激化，这被称为“类似百货店”现象。为了促进大型零售业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在《百货店法》的基础上颁布《大店法》，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通过对大型零售业活动的调整和限制，保护中小零售业免受竞争的冲击，保证大型零售店和中小零售店差异化发展。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上涨和制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关联效应影响到流通业的发展，日本经济进入低潮期。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超市这一革命性经营业态在日本得到快速发展，对中小零售业和百货店等产生较大冲击，因此出现了对以超市为主的大型零售店进行限制的呼声，要求修订《大店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日

1979

本政府于年开始对《大店法》进行第一次修正

1），扩大了超市、百货店等规制对象，推动（参见图

流通业向系统化转变。

（四）1980—1999

年：推动流通业的信息化石油危机结束后，日本经济进入平稳增长期。1980年，日本政府在《80

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中称，“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目标已经达到，宣告追赶型的现代化时代结束。此时的消费需求向个性化、多样化、高级化以及生产向小批量、多

20品种转变的趋势越发突显，而且，自世纪中期开始的信息革命加速发展，日本政府决定将新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连接生产、促进消费的流通产业中，实施科技立国政策。

20 60信息化在日本流通业的发展始于世纪年代，80年代逐渐加速，POS EOS

和等新技术在流通领域得到应用。1984年，日本政府在《80

年代流通展望》中主张全面推进流通国际化，以克服日本“资源小国”的不足，促进产业结构技术化，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工业、通信工业等信息技术产业。

1985

年，日本通产省相继颁布《信息装备型批发商业设想》和《关于信息网络型流通系统的调

图大店法流程查》，将流通信息化提高到新的现代化程度。1989年，日本政府发布《90

年代流通展望》，主张引入积极合理的竞争机制，放宽对流通业发展的限制，更加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流通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1995 21

年日本政府发布《面向世纪的流通蓝图》，把政策实施的重点放在流通业的结构改革上，要求流通产业结合城市规划与消费需求变化调整经营结构，努力使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为流通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 90

世纪年代后，社会各界提出对《大店法》放宽、修正的调整要求。这是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为适应日本国内自

身经济发展需要。如《年代流通展望》提出， “（《大店法》）过分强调保证中小零售商的事业活动，对大型商店进行规制，不能保证消费者的利益”，严重限制了当时流通产业的全面发展。二是来自《日美结构协议》的压力。由于《大店法》的限制，外资流通企业很难进入日本市场，《大店法》被视作贸易障碍，受到欧美国家的反对。迫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外部贸易发展的压力，日本政府再次对《大店法》进行修正，放宽对大型店铺设置的限制性条款，如通过缩短审查期，简化手续，放宽对大规模零售店建店、开张的规制。此时《大店法》由规制强化阶段进入规制缓和阶段。因此，

1990 1992

日本政府先后在年和年对《大店法》进行规制缓和的修订。

然而，再次修订的《大店法》虽然放宽了对大型零售店铺设立的限制，却随之出现了新的问

WTO

题。一是限制政府供需调整，使得《大店法》难以为继；二是区域居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对大型店铺开设带来的交通堵塞、噪音、垃圾等问题的不满而出现反对运动；三是荒川区、川崎市等地方政府为保护环境而限制大型店铺开设。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决定废止《大店法》，在此基础上于1998 7

年月修订出台《大店选址法》《改正都市计划

2000 6法》和《中心市街地活性化法》，并于年月开始实施，这三部法律合称为《社区营造三法》。（五）2000

年至今：促进流通业与地域再生的强化

少子高龄化社会的迅速到来，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的转变，城市的空心化愈演愈烈，女性的社会工作增多等社会环境剧变，使得日本流通政策

在世纪末开始大转换。此前的流通政策是以促进公正、自由竞争，强化、发挥健全的市场机能为

中心。进入世纪后，日本流通政策增设了商业

振兴和调整政策，使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带头或驱动作用。

从保护周边环境的角度出发，重新出台的《大店选址法》对商业设施的设置以及运营方式方法

1 000进行调整，如要求面积在超过平方米的大型店铺开设时，必须优先考虑噪音、尾气排放、交通堵塞、垃圾处理等问题。《大店选址法》的实施，标志着一个更加成熟完善、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与流通产业环境形成，也表明原有的中小零售企业保护政策的终结，以及鼓励竞争、依靠企业自身发展、注重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开始，这是日本政府在流通政策调整方面的全面转变。《改正都市计划法》为防止城市空心化，对城市土地的利用、用途加以限制，引导大型店铺开设在特定的区域内；《中心市街地活性化法》有助于复兴、繁荣城市的中心市街地，激活商店街的活力，强化商业区的基础建设。

《社区营造三法》实施后，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不仅没有起到复兴、繁荣城市经济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城市的空心化，大型店铺郊外化趋势加剧。因此，各界要求从根本上修正《社区营造三法》。《大店选址法》围绕着以下两方面修订：一是将给生活环境带来影响的大型店铺的附属设施纳入规制范围；二是明确大型店铺关闭给居民带来的影响及对策。《改正都市计划法》的修订不局限于大型商业集聚，从对城市发展带来影响等多视角出发，把一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店铺定为规制对象，限制其向郊外发展。在零售店铺开设的土地利用方面，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不是单个的市町村所能解决的，因此导入以都道府县为单位进行广区域调整的新规定。《中心市街地活性化法》正式修订为《关于中心市街地活性化的法律》，主要围绕两方面进行修订：一是强化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基于国家基本方针而制定的活性化基本计划，必须经由内阁总理认定；二是废止社区营造机构（Tow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TMO），各

地组建中心市街地活性化协议会，进而策划运营更为综合性的社区。

21 12日本政府继《面向世纪的流通蓝图》出台年后，2007

年再次发布《新流通展望》。该《展望》是在人口减少、《社区营造三法》修订等环境变化中，为日本流通业的发展方向制定政策，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一是提升流通产业的生产性、收益性；二是实现世界水准的经营；三是构筑持续发展的社区。由此可见，该《展望》旨在提升流通产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彰显流通业社区服务的社会公益性。

2010 65

年开始对岁以上出行不便而无法正常购物的老人（又称“购物难民”）进行支援，制定地域商业活性化事业费补助金。同时积极推进《社区营造三法》，对外国游客实行消费税免征制度，强化大数据的利用，提升流通过程的“制造、分配、贩卖”效率，推动日本流通企业向海外发展（参见

1）。

表

二、日本流通业的演进及特征

2016

日本经济产业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流

表日本流通政策演变

GDP 14％，从业人员占通业（批发、零售）产值占的16.4％，是对消费品产业有重大影响的产业。以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商店街发展现状调查报告书（2015年）》《商业统计调查（2016

年）》《中小企业白皮书（2018

年）》等资料为依据，本文选取零售业、批发业及商店街等三个领域分析日本流通业的发展变化，归纳其演进特征。（一）零售业的发展演变及特征

2 3

由表和表可以看出，日本零售业的变化呈现如下几个特征：

1. 2

从表企业店铺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日本

1974零售企业的店铺数量从年开始逐年增长， 1982 172

年达到顶峰的万多家，这与当时日本平稳增长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致的。但达到顶峰后，日本零售业进入激烈竞争期，店铺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2016

年仅比峰值一半略多，减少了4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店铺面积的变化，

1974 6 740 m2 2007 14 966 m2，从年的万到年的万保持持续扩大的态势，33 1.2

年间增长了倍之多。2007

年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店铺面积虽然有所减少，但其后又出现小幅度的回增。由此可以认为，在流通经济政策、经济形势等的影响下，日本零售产业内部竞争加剧，导致零售店铺减少，进而使得零售企业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

2. 2

从表零售业从业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从1974年开始逐年增长，1999

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小幅度减少，说明日本零售店铺在向规模化、大型

1982化转变，即零售店铺的数量虽然从年开始逐年减少，但从业人员的数量却逐年缓慢递增，这是因零售店铺的规模逐年扩大所造成的。

3. 2 1974从表零售业年销售额变化可知，从

1997 1997年到年的年销售额是逐年增长的，在年

2007 1997与年之后发生了两次明显的降落，这与

2008

年亚洲金融风暴与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几乎一致，说明日本经济具有外向性的特征，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零售业方面反映较为明显。年销

2007—2012

售额在年间减少回落后，在最近几年

2016又得到较快的恢复增长，尤其在年达到接近历史最高记录的销售佳绩。这是受到安倍经济政策的刺激，尤其是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对零售业的拉动作用所带来影响的直接反映。由此可见，日本零售经济的发展既受国内包含流通业在内经济政策影响，又受外部国际经济环境的左右，可谓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4. 3

从表企业规模的数量变化可知，不同规模

2007 2015

的企业在到年间都呈现增减交替的变

2013

化，且在年之后均逐年减少。其中从业人数

在人以下的企业数量虽在增减交替中减少，但

93％以上，尤其是从业人数在9一直占企业总数的

62％以上，说明日本人以下企业的占比一直高达零售业具有较强的“零细性”特点。

5. 2

从表的店铺数量与店铺面积基本相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日本零售业向规模化、大型化

发展的特点。从表不同规模零售企业数量变化，可以看出日本零售业具有较强的“零细性”特点。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反映日本零售业具有典型的零细性和规模性的双重特征。（二）批发业的发展演变及特征

4 5

由表和表可以看出，日本批发业的变化呈现如下几个特征：

1. 4

由表店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日本批发企

1972年开始连年增长，1982业的店铺数从年后略微动荡减少，这一变化形势与日本零售业的发展相同，也与当时日本平稳增长的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1982

年后出现小幅度滑落，随之又开始连年增长，1991 47万多家。1991

年达到顶峰的年后，出现增减起伏变化并呈整体减少的态势，但与

42%不同，2016零售业的断崖式下跌年批发业的

23％左右。2000店铺数只比顶峰减少了年后，与店铺数、从业人数相比，年销售额减少的幅度最小，说明日本批发业的整体经营效率得到提升。

2. 4

由表显示的日本批发业从业人数变化可1972 300万人开始增长，1991

知，从年的年达到顶

477万人，此后开始小幅度减少，2016

峰的年为394 1991 17.4%，下

万人，与顶峰的年相比减少了降幅度小于店铺数的下降幅度（23%），反映日本批发业整体缓慢地向规模化发展。

3. 4

由表可以看出，日本批发业的年销售额从1972年开始逐年递增，1991 573年达到顶峰的万

20亿日元后进入动荡的增减交替阶段。这与世纪90

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以来陷于

2000增长低迷的困境一致。在年后的波动中，2012 2014

年和年两个时间节点前后的波动幅度最大，2016

年出现回暖增长，这与安倍经济政策的刺激直接相关。由此可见，批发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映射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变化，也在发挥“晴雨表”的透射作用。4. 5由表日本批发企业规模的数据

2005可知，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均呈现出增减交替的

30变化，其中从业人数在人以下的企业虽在增减交替中有所减少，但一直占企

93%以上，尤其是从业人数9

业总数的人以下的企

72%左右，同比零售企业高10业始终占企业总数的个百分点，说明日本批发业更具有“零细性”特点。

5. 2000 4）

年后，日本批发业的销售额（参见表在增减交替中波动，2016

年大幅度回升。与此相

2005对应的是不同规模的批发企业数量在年出现减少，2015 2005年批发企业数量只是年批发企业

5），说明日本批发业在向数量的一半左右（参见表

规模化发展。

基于以上对日本流通业核心组成的批发零售业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流通业具有如下四个特征。一是日本流通业具有零细性和规模性的双重特征；二是日本流通业不仅受国内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与外部社会经济变化息息相关，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三是不论是零售业还是批发业，企业的数量在减少，销售额却在增加，说明流通业的经营效率在提升；四是日本流通业的发展状况与日本经济的变化保持正相关性，深受日本经济的影响，可以由此看到日本流通经济政策在其中发挥的调控作用。（三）商店街的发展演变及特征日本的商店街可以划分为社区型、区域型、都市型和超都市型等四种类型，其中占比最多的社区型（50.8％）和区域型（35.3％）商店街在近年呈

10现停滞、衰退的趋势，特别是在人口不满万人的城市或町村尤其明显。本文依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商店街发展现状调查报告（2015

年）》的数据，将其分类分析，总结出商店街发展的五个特征。

1. 86.1％的社区型和区域型商店街

合计占比一般位于市町村或城市中心的商业聚集区，其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商店街发展现状调查报告书（2015 2.2

年）》[ 17 ]数据显示，在全部商店街中，％的比例为“繁荣发展中”，3.1％的比例为“有繁荣发展

35.3％的商店街在“衰退的可能”，与此相对应的是中”，31.6％的商店街为“有衰退可能”，“没有变化”

24.7％（参见表6）。与2012

的占比为年调查相比，

1.2 “繁荣发展中”的比例提升了个百分点，“有繁

0.8荣发展的可能”的比例提升了个百分点，“衰退

7.9

中”的比例减少了个百分点，“有衰退可能”的

1.4

比例减少了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年来日本商店街的发展虽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衰退或半衰退的状态。

消费者客流量有所增加的商店街，占比略有提高（尤其是在大中城市），但总体占比仍不高。2015

年的调查显示，在全部商店街中，来访消费者“减少”（56.6％）比“增加”（11.2％）高45.4

个2012

百分点，但与年相比，“增加”的比例增多了4.5 16个百分点，“减少”的比例降低了个百分点

7），即到商店街的消费者客流量出现了好（参见表

转。《商店街发展现状调查报告（2015

年）》还显示，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或区域，到商店街来访消费者“增加”的比例越高，“政令指定市（相当于我国的计划单列市）、特别区”的“增加”比例达到15.9％。从商店街的类型来看，到社区型和超都市型商店街的消费者“增加”的比例增多，尤其是到超都市型商店街的消费者“增加”比例达到了49.1％。

到商店街消费者“增加”和“没有变化”的原因中，“集客活动等的实施”（44.6％）、“商店街的宣传”（23％）占比最高（参见表8）。到商店街的消费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魅力性店铺减少” （59.2％）、“业种、业态不足”（55.1％）、“近邻大型店铺的开设”（46.5％）、“区域人口减少”（45.7％）

9）。由此可见，商店街开展积极的宣传活（参见表动对吸引消费者到商店街消费有积极的效果。

4. 2015

年的调查显示，商店街店铺“关店（倒

3.6 10闭）”的平均数为家，“关店（倒闭）”在家店以

7.6％。在“关店（倒闭）”理由上的商店街的比例为中，“商店经营者的高龄化、后继者不足”占比高达66.6

％，远高于其他如“向其他区域转移” （23.8％）、“同业种间的竞争”（12.9％）、“商店街缺乏生机”（12.8％）（参见表10）。由此可见，人口老

6 2012年、2015

表年日本商店街情况

龄化问题严重威胁着日本商店街的发展。

5. 2000

对比分析年以来日本商店街面临问题及变化情况，可知影响商店街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经营者高龄化致使后继者不足”（64.6％）和“集客力高、话题性店铺（业种）少或没有”（40.7％），其中“经营者高龄化致使后继者不足”（64.6％）占比最

11），问题最为突出，成为影响日本商店高（参见表

街发展的首要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商店街在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呈现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日本各地的商店街积极采取“集客”“信息宣传”等活动，

2012

经营状况与年相比有所好转，但仍然处于衰退或半衰退状态；二是到商店街的消费者客流量在政策作用下有所增加，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三是“经营者高龄化致使后继者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商店街的发展，并成为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但不容置疑的是，商店街在日本各个城市或区域中的商业聚集作用仍然不可小觑。

三、日本流通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结合我国国情完善流通政策体系综合日本流通政策的发展经验，我国应在如下几方面强化流通政策体系的建设。

一是完善流通产业组织政策，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鼓励流通业与相关行业的跨界融合创新发展，如“零售+农业”的订单生产、“制造业服务化”的流通机能孵化等，鼓励流通企业连锁化经营，促进流通业的组织形式或经营方式创新；二是推动“互联网+流通”的创新发展，推进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流通业的创新运用，推动智慧供应链、无人零售等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升级，提高流通业的信息化、智能化；三是重视消费升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流通业要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加力，培育并引领消费文化的转变。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切实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提高居民的消费体验；四是优化流通业发展环境，加速改进流通业税收体制改革，如加快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新税收政策在流通领域的应用，降低流通业的税收负担，完善流通领域的投融资政策，继续加大流通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鼓励我国流通企业“走出去”。（二）规范流通竞争环境与企业行为一直以来，我国流通产业中存在部分产品被控制在以计划执行机制为背景的国有控股公司手中，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源分配、税收优惠、融资安排、审批等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因此，借鉴日本流通政策的做法，首先我国应该完善流通竞争环境，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化解政府过多的管控，为流通业提供良好的公平发展空间；其次要完善公平竞争政策，规范并健全流通企业的市场主体行为，保护合理竞争，反对垄断；三是要扶持中小流通企业，促进中小流通企业的健康发展。（三）强化流通业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将现代流通产业等服务业培育壮大成为引导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动力产业”。构建现代化的流通体系，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这在我国流通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已经得到证实。因此我国应该抓住新技术推动经济创新发展的机遇，大力提升现代流通业发展水平，加快形成以流通产业带动现代服务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同时，基于“互联网+流通”的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促进产业链优化整合，进而带动消费需求升级换代。另外，在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中，构建内外贸一体的流通体制尤为重要，必须构建中国特色高效畅通的流通体制，提高内外贸流通的开放水平，对内提高流通企业的经营效率，对外支持流通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外市场的联动融合发展，共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四）数字科技创新提升流通效率目前“互联网+”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发展机遇，我国政府应加大流通领域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强化新技术驱动流通创新的动力机制；鼓励流通企业积极吸收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促进企业组织运营的创新、流通效率的提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注重人才的培养，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重视流通行业人才的培养，引入员工定期和不定期的研修制度，使人才变成产业推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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