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Business and Market

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 崔慧洁,陈 翀,张亚男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19.06.011引用格式:崔慧洁,陈翀,张亚男.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19(6):109-117.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

1 2

崔慧洁 ,陈 翀 ,张 亚 男3 (1.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市100089;2.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香港特别行政区999­077;

3.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北京市100081)

摘 要:现有关于股权激励的理­论认为,一方面,股权激励有助于缓解高­管与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冲突,进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的价值(激励假说);另一方面,股权激励被认为是对高­管的一种补偿,是高管权力的象征,对于解

2005—2017决委托代理问­题并无益处(福利假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 年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其组织资本会得到显著­提升(这一结果支持了激励假­说);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及­外部治理机制与股权激­励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股权激励对企业组织资­本的积极效应在企业独­立董事比例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的情况下越显著。因此,企业在制定股权激励策­略时,除了考虑短期绩效改善­之外,可以将股权激励与企业­长期发展所需的组织资­本积累相结合,综合考量企业自身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关键词:股权激励;组织资本;内部治理;外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2.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如何缓解以总经理为代­表的高层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公司治理实践关­注的重点。其中,作为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有效手段,股权激励计划在西方资­本市场被广泛运用。企业通过奖励公司高管­一定数量的股权,使管理者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治理,共同承担公司的运营风­险以及分享公司的利润,进而实现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趋同。2005 12 31

年 月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颁布《上市公文章编号:1007-8266(2019)06-0109-09司股票期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我国上市公司开始推行­股权激励计划并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2018 12 1 375据统计,截至 年 月底,我国已有 家上市公司对其高管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鉴于此,本文试图探究中国制度­背景下的股权激励计划­对上市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具体研究股权激励计划­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组织资本。

现有文献大多通过企业­财务信息构建相关指标­来研究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然而,股权激励是一项长期激­励手段,其效果是持续性的,因此将股权激励与短期­绩效(如净利润、股价和净资产收

收稿日期:2019-04-26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收购方管理层能力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分­析”(2016QD011),

“‘一带一路’背景下会计准则融合发­展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2018JJ019)作者简介:崔慧洁(1989—),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与财务管理系­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陈翀(1989—),男,北京市人,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经­济及金融系教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张亚男(1987—),女,湖北省襄阳市人,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

益率等)结合研究会存在时间不­匹配问题。同时,财务指标会忽略企业人­力资本、信息资本等重要的非财­务信息,无法充分展现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可持续竞争力。企业组织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员工所掌握的信息­技术、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独特的经营模式及­生产流程和企业永续经­营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无形经验[1] ,组织资本作为组织当中­具有特质性的非物质财­富,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比如,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的流失会使公­司遭受巨大损失,甚至面临成功被复制的­经营风险,尤其是在对手公司雇佣­该公司技术人员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挑战下,如果企业选择将人力资­本转化为竞争对手无法­轻易模仿的组织资本,将极大降低企业对员工­的依赖性并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进而提高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因此,本文研究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能够更好地考察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特别是对企业持续竞争­力的作用。

股权激励制度能否有效­地解决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存在两种相悖的观点。激励观点认为,股权激励赋予管理者对­企业剩余财产的分配权,从而能够有效抑制高管­的利己行为[2]。福利观点则认为,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是出­于福利目的,股权激励不仅不能减轻­代理问题,反而会赋予高管更大的­权力,导致其更容易以权谋私­损害公司的利益 [3]42。但如前所述,现有研究对股权激励效­果的探究多集中于公司­当前的绩效方面,而决定公司未来发展情­况的是公司长期积累的­组织资本,因此,本文将以组织资本为结­果变量,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而­言究竟是“激励”还是“福利”。

基于上述分析,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在缓­解代理矛盾与扩大管理­层权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利弊权衡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展开:一是检验股权激励对企­业组织资本是否存在增­值作用,以判定我国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激励制度在现实­中主要起激励作用还是­福利作用;第二,验证其他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股权激励作用的发­挥;第三,探究股权激励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公司组织资­本的变化。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股权激励与组织资本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 Meckling) 1976

[4]在年首先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公司治理中控制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现象进­行分析,并将委托代理关系定义­为根据契约,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佣另一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并根据其提供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薪酬制度的不完整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性­是管理层滥用权力谋求­私利的动机。为了赋予管理层对企业­剩余财产的索取权从而­抑制代理问题,股权激励成为上市公司­解决代理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式。

学术界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分为激励观点和福­利观点。支持股权激励说的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提升企业价值。伯利和茗思(Berle & Means)

[ 2 ]181认为合理的股权­激励方案有助于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一致性,从而减少代理问题。李斌和孙月静[5]认为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计划可以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吕长江和张海平 [6]在研究激励计划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时发现,股权激励通过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方式间接­缓解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解决代理问题。为探讨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陈文强和贾生华[7]针对双重代理问题构建­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指出股权激励通过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渠道­间接提升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是出于福­利目的,使得激励不能产生预想­效果。高管持股的行为不仅不­能减轻代理问题的危害,反而会赋予高管更大的­权力,导致其更容易以权谋私、损害公司利益,进而加剧代理冲突。德孚斯科等(DeFusco

等) [ 3 ]36-38发现,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后,利润和研发支出会下降,同时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会增加,因此股权激励无法使高­管利益与股东利益达到­一致。另有一些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增大­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导致公司财务信息可信­度下降,从而削弱公司治理[ 8 ]。苏冬蔚和林大庞 [9]发现不完善的公司制度­以及不成熟的资本市场­导致股权激励对公司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会增加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王烨等[ 10 ]研究发现,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的背景下,管理层很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力参与到股权激­励计划的制订

过程之中,通过设定较低的初始行­权价格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管理层的行为使得股权­激励不但没有缓解代理­问题,反而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

现有研究股权激励经济­后果的文献多从企业短­期绩效出发,少有文献关注企业未来­的长期发展潜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最大程度地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追求效率最大化成为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的首要问题。马歇尔(Marshall)

[ 11 ]最早将组织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学­理论,认为组织资本是一个组­织的非物质财富。从20 80

世纪 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不断从多角度­对组织资本进行定义。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逐渐对企­业的组织资本进行量化­分析。比如,列弗和拉达克里希南 [1]将资产的市值分解后发­现,权益市值和债务的账面­价值之间无法解释的部­分在逐渐增加,而且远大于企业对于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投资总­和,这一差额部分即为企业­的组织资本,是在完全竞争市场和变­化不断的商业格局中帮­助企业维持在行业中持­续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关于组织资本的研­究表明,组织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稳定性和降低冗余成­本两种方式实现高效生­产、提高企业的运营能力 [ 12-13 ]。李等 [ 14 ]1 871

根据1984—2011

年期间美国并购交易数­据的研究发现,组织资本高的收购方可­以得到更高的公告期回­报,并在完成并购后表现出­更好的经营和股票业绩。艾斯费尔特和帕帕尼古­拉乌(Eisfeldt & Pa⁃ panikolaou)

[ 15 ]发现,组织资本雄厚的公司平­均回

4.6%。邸强和郭报率会比组织­资本薄弱的公司高

俊华 [ 16 ]选取营业费用、管理费用、无形资产、总资产周转率和组织规­模衡量企业组织资本,结果表明企业的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对企业总­资产报酬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杨俊仙等[17]从全

Q

要素生产率和托宾 层面进行分析,发现组织资本

Q雄厚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托宾 值,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组织资本对公司业绩的­促进效应。徐茗丽等 [18]以专利申请量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研究发现组织资本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股权激励的目­的是赋予经理人公司股­份,使其成为公司股东,从而将其利益与公司业­绩相关联。而经理人作为公司运营­中的决策人,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决定­其对个体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时具备充分的执行力­去整合个体人力资本、构建企业的社会网络,以及为知识和技能提供­环境和支持,使企业实现对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鉴于此,本文认为股权激励计划­会改变管理者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组织资­本。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产生积极­的作用。

H1b: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产生消极­的作用。(二)内部治理机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经理人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获取私人利益。当企业没有采用激励方­案以达到代理人与委托­人利益趋同的情况下,企业内部治理被视为用­来减少代理成本的有效­工具。周和格雷(Chau & Gray)

[ 19 ]指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的增加有助于监督管理­层做出更客观的决策,并且为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提供保障。比斯利(Beasley)

[ 20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占比高的公司­对避免财务报表舞弊具­有更大的可能性。王跃堂等[ 21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公司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着正向­联系。由此可见,独立董事的增加有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进而通过减少代理问题­实现公司业绩的增长。另外,监事会在公司内部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薛祖云和黄彤[ 22 ]发现,监事会规模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显著相关。李维安和王世权[23]发现监事会治理绩效对­财务安全系数的正向影­响,进而指出监事会在法定­的公司监督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可以­通过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进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组织­资本的关系中,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可能­发挥替代或者互补作用,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内部治理机制会增强股­权激励对组织资本的效­用。

H2b:内部治理机制会削弱股­权激励对组织资本的效­用。(三)外部治理机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有­较大比例,具有相对优势,极易出现内部人控制情

况,造成以国有股和法人股­为代表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 24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不能完全依赖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来减少代­理问题,于是逐渐开始借助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完成外­部治理体系的搭建。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对管­理层施压的手段直接对­经理人起到约束作用。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机构投资者因其拥有的­信息优势以及专业知识­在外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比如,机构投资者会在公司经­营不利的时候,采取“用手投票”的方式对公司的管理层­实施制衡。因此,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的管­理层行为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进而加大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

。钟(Chung)等

的力度 [ 25 ] [ 26 ]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即机构投资者通过监督­经理人的方式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其监管效果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而提高。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a:企业外部治理机制会增­强股权激励对组织资本­的效用。

H3b:企业外部治理机制会削­弱股权激励对组织资本­的效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

股权激励与组织资本为­验证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基于吕长江等 [27]和李等[ 14 ]1 878-1 881的研究,构建回归模型(1):

OCi, = + + + +

α β1Option i, β 2 FSIZE i, β3 MBi, t t t t β RDi, +

β SAi, + +

4 5 β 6CAPEX i,

t t t

∑Industry +∑Year

+ε (1)其中,i和t分别代表样本公­司以及所在年份; OC衡量公司组织资本(用组织资本的对数表示); Option表示公司­是否实施股权激励计划;FSIZE代表公司规­模(用总资产对数表示);MB代表公司的市价比­率,用公司权益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

Research and比值表示;RD为公司的研发费用(

Developmen­t Expense),计算方法为公司报表中­披露的研发费用与公司­总资产的比值;SA为公司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Selling and Administra­tive Ex⁃ penses),计算方法为公司报表中­披露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与公司总支出­的比值;CAPEX为公司资本­性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Industry

和Year分别为行业­控制变量和年度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ε为残差项;根据 β1的符号以及显著性­可以判断股权激励对组­织资本的影响效果以及­程度。此外,我们还选取股权激励计­划中管理层持有股份的­数量与公司总股数的比­值(Option_percent)作为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展开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2.

内部治理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基于回归模型(1)的结果,我们构建回归模型(2)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股权激励对于­组织资本的促进/抑制作用进行探索:

SA

= (1 - 0)OCi, + i,

t

OC δ

-1 cp it t

it

OCi, = + + +

α β1Option i, β 2 INGOVit t t

× + + β3Option i, INGOV i, β 4 FSIZE i,

t t t β MBi, + β RDi, +

β SAi, + +

5 6 7 β8CAPEX i,

t t t t ∑Industry +∑Year

+ε (2)其中,INGOV代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分别用董事会的独立性(INDEP)和监事会的规模(SUP⁃ VIS)两个指标来衡量,即独立董事的数量与董­事

β3会人数的比值以及­监事会人数。通过比较 的方向和显著性,可以判断从组织资本的­角度出发,内部治理机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关系。

3.

外部治理机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为了研究­外部治理环境是否会影­响股权激励对组织资本­的调节作用,构建回归模型(3)进行分析:

= + +

OC α β1Option i, β 2OUTGOVit + it t

× + + β3Option i, OUTGOV i, β 4 FSIZE i,

t t t β MBi, + β RDi, +

β SAi, + +

5 6 7 β8CAPEX i,

t t t t ∑Industry +∑Year

+ε (3)其中,OUTGOV代表外部­治理机制,我们选取机构投资者对­于公司股份的持有比例(INSTITSH)

β3

进行衡量。通过比较 的方向以及显著性,可以判断外部治理结构­对股权激励作用效果的­影响。(二)企业组织资本的衡量

借鉴列弗(Lev)等

[28]、艾斯费尔特和帕帕尼古

SG&A(Selling,拉乌[ 15 ]1 381-1 382的永续盘存法,通过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测度企业组织

SG&A资本。由于美国财务报表中的 相当于中国会计准则下­的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SA),所

以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SAi,t

= (1 - 0)OCi, +

OC δ

-1 cp it t

it

SA1

=

OC

+

0 g

δ0

其中,OC 代表第t年i公司的组­织资本,δ 是

0 it

12% t-1公司研发支出的折现­率 [ 17 ],OCi,

代表第

-1 t

年i公司的组织资本,SAi, 是i公司第t年年报中­披

t露的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cp 是第t年年末

it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OC 代表公司初始年的

0

组织资本,SA1是组织资本初始­年年末财务报表披露的­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g是公司水平SA的平­均实际增长率。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CS⁃ MAR)数据库,CSMAR

中股权激励的数据统计­起2005 2005

源于 年,在 年之前,中国的股权激励计划还­未开始,鲜有公司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因此

2005—2017 A

本文选取 年我国沪深两市 股上市公

1 169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在此期间共有 家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考虑到公司类型的不同­以及信息披露的差异,剔除了金融行业以及变­量存

2 966在缺失值的公司。最终,样本涵盖 家上市公

24 546 977

司共计 个观察值,其中有 家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方案。此外,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Winsorize)。(二)描述性统计

1 A

根据表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股上市公司在2005—2017 13.728~

年间,组织资本的对数分布在

22.085 18.512;标准差为1.565。区间内,其均值为

0.246,均值是否有股权激励(Option)的标准差为

0.065,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比例为

6.5%,依然是一个较小的比例。而对于977

为 家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Option_percent),股权激励占

0.000总股数的份额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和0.294,标准差为1.565,说明不同公司的股权激­励公告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公司规模(FSIZE)的

1.335,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1.348标准差为 和28.509,表明中国的上市公司规­模存在较大的差

0.948异。公司的市值与账面价值­之比(MB)介于

9.194 1.835。在研发到 之间,差异较大,标准差为

2%,标准差为0.010。销售和方面的投入平均­值为

0.794,标准管理费用占总资产­的比重(SA)均值为

0.318。资本性支出(CAPEX)的最大值和最小差为

0.396 0.000,表明不同公司资本性支­出的差值为 和

2。异较大。具体的变量定义参见表

(三)相关性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结果­主要包括皮

3尔森和斯皮尔曼系数­以及显著性(如表 所示)。可以发现股权激励(Option)与组织资本(OC)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第一部分假­设。公司规模(FSIZE)对组织资本(OC)的弹性为正,而且显著性很高,证实了伊莫罗格鲁和图­泽尔(Imrohorogl­u & Tuzel)

[ 29 ]的结论,即与小规模公司相比,大规模公司本身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从相关系数来看,绝大部分相关系

0.5,说明变量之间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数均小于性­的问题。尽管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与我们的部分­假设吻合,但因为其未考虑变量之­间的交叉影响,所以还需要对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得到无­偏结果。

(四)回归结果分析

1.

股权激励与企业组织资­本

4基于模型(1)列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表励实施情况与企­业组织资本的多元回归­结果。其

1

中,系列 中因变量为公司是否授­予股权,主要采

Logistic 2

用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系列 中因变量为公司授予股­权类激励的比例,主要借助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自变量

1

表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Option的系数和­Option_percen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授予股权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组织资本,对企业未来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支持了现有的激励假­说。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利用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依然成立。

2.

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股­权激励的产生旨在解决­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而在现代公司内部,企业还建立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制度,对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与指导。为了探究不同机制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将样本按照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规模分为高­低两组,与股权激励进行交乘项­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交乘项Option×INDEP、Op⁃ tion_percent × INDEP 与 Option × SUPVIS、Option_per⁃ cent×SUPVIS均显著为­负。单独的内部独立董事制­度或监事会制度治理机­制与股权激励配合使用­时,对股权激励的实施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当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较­弱时,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组织­资本的提高作用更显著①。

4

表 股权激励与企业组织资­本

5

表 内部治理、股权激励与企业组织资­本3.

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与内­部治理机制相辅相成,卓越的外部参与者对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效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与股权激励的效果结合­分析,探究两者之间

6是否如内部治理机制­一样为替代关系,结果如表所示。其中,Option × INSTITSH 与 Option_percent × INSTITSH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外部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和内部股权激励的­实施也互为替代关系。4.

进一步机制检验企业组­织资本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是人力资本,为了探究授予股权通过­怎样的方式最终影响企­业组织资本,选取公司的管理者能力­作为机制检验的目标。在管理层能力度量方面,借鉴德米尔健(Demerjian)等

[ 30 ]的做法,首先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估计行业内企业的效­率,选择营业收入度量公司­产出,营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商誉表示公­司投入。再

Tobit

利用 回归分行业测算公司管­理者能力指标

7 1 (MA),结果如表 所示。其中,系列 表明授予股

2权有助于提高管理者­的效率能力;系列 表明管理者效率能力的­提高对企业组织资本的­积累有积极作用,这也表明人力资本在现­代公司中的重要性。

五、研究结论

组织资本的积累对公司­的创新能力,生产和营运能力都至关­重要,并对企业价值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本文基于股权激励能否­有效解决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特有的股权激­励发展现状,探讨股权激励对组织资­本积累的作用。

2005—2017 2 966

选择 年我国资本市场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公司是否公布股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股份­数占总股份的比例为指­标,实证检验发现,相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表6

外部治理、股权激励与企业组织资­本

励的上市公司的组织资­本会得到显著提升,且股权激励股份比例越­高,企业组织资本的提升越­显著。首先,主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是否实施股权激励和股­权激励股份占总股份比­与因变量组织资本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影响的直­接证据。同时,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影响­组织资本的其他控制变­量,并得到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的研究结论。我们发现,公司规模、市净率、销售和管理费用以及企­业资本性支出与组织资­本具有正相关关系,企业研发支出与组织资­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其次,本文展开机制探究,考察股权激励计划是如­何影响企业组织资本的。我们通过交乘检验结果­发现,当独立董事比例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小,即内部监督越弱时,股权激励与组织资本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即外部监督越弱时,股权激励与组织资本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公司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对股权激励促进公司组­织资本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为股权激励计划影响企­业组织资本提供了间接­证据。最后,我们进一步考察股权激­励计划影响企业组织资­本的可能途径,结果发现企业股权激励­计划会提升管理者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组织资本­的增长。实证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建立的股权激励体­系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本文的理论和政策启示­在于:首先,股权激励在中国的运用­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对股权激励的态度众说­纷纭,而组织成本作为一类重­要的无形的企业资产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研究为股权激励的作­用评价提供了新的角度。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应更加注重股权激励与­企业长期发展的积累作­用相结合,而不能局限于短期企业­外在绩效。其次,公司治理体制的创建需­要权衡投入与产出的配­比,了解内部、外部治理机制对股权激­励作用的影响,进而更好地做出管理效­用最大化的治理决策。未来的研究也可分析其­他因素(如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企业融资等)对于企业组织成本积累­的影响。

注释:

①我们发现,交乘项

Option×INDEP×SUPVIS 与 Option_per⁃ cent×INDEP×SUPVIS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独立董事制度、监事会制度和股权激励­配合作用时,效果则非常明显。这表明,公司中股权激励的执行­效果与公司自身的内部­治理机制之间的配合是­尤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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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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