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链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危机集成应对 董千里，闫柏睿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19.06.008引用格式：董千里，闫柏睿.网链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危机集成应对[J].中国流通经济，2019（6）：74-86.董 千 里，闫 柏 睿
710064） （长安大学，陕西西安
40
摘 要：我国在 年改革开放中，经历了物流业高级化、两业联动等集成体主导网链的产业发展过程，从承接国外企业全球价值链的“世界工厂”，发展到当前构建国家价值链并主导网链绿色延伸到“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全球价值链。这一链条是由集成体、基核和联接键形成的网链结构。由于跨地域的多集成体、多基核、多类型联接键形成的网链极易受内外部环境的交织影响，会因风险积累超过阈值导致网链危机乃至出现突发事件而遭受严重
208
损失。对 个国际产能合作案例进行巴雷特分析，构建网链风险识别、危机转化与应急处理的集成管理机制，结果显示，国家间关系是“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最高级别风险，也是损失最严重的风险来源。因此，应将国家间关系这类突发事件风险预警、危机转化和应对管控集成起来应对，将风险识别和危机转化纳入集成应对机制“；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应将国家间关系的非常规治理纳入常规管理工作过程，在危机转化的关键时刻，国家应介入集成体主导的网链突发事件的国家政策势能可作用范围；规避风险累积、避免危机恶化，是防止突发事件导致重大损失的重要途径。关键词：网链；产能合作；突发事件；集成场；“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9）06-0074-13
一、引言
网链是以企业作为集成体主导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等基于资源网络、功能关系和系统集成的链条化组织结构，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考察对象，体现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和实力，其中网络是链条选择的前提，节点（特别是基核）是产业及技术的载体，链条是集成体主导的路径选择。根据集成场理论 [1] ，物流业的网链结构体现了资源集成、功能集成和系统集成等集成体主动优化的产业组织结构。随着物流业高级化、物流
业与制造业的两业联动，网链体现了物流链切入（制造）供应链的两链导入、适应、共享和融合的供应链集成过程 [2] ，是物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点 [3] ，也是网链间链接、嵌入形成更复杂网链的过程。多条供应链因产业网络关系形成了产业链，并具有了不同网链之间的集成场同态网链特征，使得网链结构具有以企业作为主动性合成场元的能动性，充分展现其创新性动力和能力，并以集成体、基核和联接键等合成场元构成的网链组织关系为基础，具有同态网链特征、性质的网链设计治理关系。
收稿日期：2019-04-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集成场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研究”（17BJL063）；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集成场同态网链结构境外低碳延伸及其治理关系研究”（300102238654）作者简介：董千里（1954—），男，江西省玉山县人，长安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国际产能合作；闫柏睿（1983—），女，甘肃省白银市人，长安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安
翻译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国际产能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政策势能支持了我国企业承接外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形成“两头在外”的产业链结构，所承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我国的生产基核为基础形成了“世界工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曾期望以市场换技术，但是我国所承担的生产加工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价值低端 [4] ，以价值低端换取技术高端是不可能的。我们以每年春节农民工的大流动支撑了“世界工厂”的基核地位，以留守儿童、老人等亲情分离为代价支持和链接了全球价值链。由于多种因素制约，我国作为“世界工厂”承载地的基核在全球价值链及其分工中获得的收益极为微薄。有些国内企业在吸收先进理念、参与全球分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开始作为集成体主导地方产业链成长为国家价值链，并通过绿色延伸走向境外。我国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基核位置，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
[5]。中确立我国产业链的基核地位和联接键作用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到十四大提出将“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再到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2015
年提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都显示了中国企业在经历了承接国外大型企业跨国经营、产业链输出后，已经发展到集聚优势产能“走出去”、实现“一带一路”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这将指导国内网链明确发展宗旨，逐步完善基核并走向全球价值链。
随着中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世界工厂”向主导“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投资输出国角色转变，中国在对外投资及跨国经营方面初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3—2017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69 756.23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 亿
2018 1.3
美元；仅 年一年，这一数字就达到 万亿美
7 047.3 5 630.7元（其中出口 亿美元，进口 美元），
16.3%，占外贸总值的27.4％，比中国外同比增长
3.7
贸增速高 个百分点。
经验与研究告诉我们，我国网链走向全球价值链需遵循一定的路径：构建地方产业链形成国内价值链，通过整合与提升国内价值链并以国家价值链形式走向“一带一路”进行产能合作。尽管这样，网链运营也可能存在很多不可避免的风险，例如，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时出现了一些网链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对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等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有学者统称其为“供应链突发事件”或“网链突发事件”，其中有项目被突然叫停、恐怖袭击导致合作失败，也有其他一些政治、经济原因导致的各
10 20种网链突发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近 年里有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出现过一次大规模政治冲突或动乱，其中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陷入长期战乱或冲突之中。[6]网链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给作为核心企业的集成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例如利比亚（2011
年）战乱13
致使中国在利投资的 家央企蒙受巨大经济损
188亿美元，墨西哥（2014失，涉及资金 年）突然取
44消与中国公司签订的价值 亿美元高铁合同，马来西亚（2018
年）宣布停止中资“东海岸铁路工程”项目等。据课题组以新闻报道为基础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在对外投资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国
208际产能合作中的网链突发事件达到 例，涉及金
①。额达到近千亿美元，中国企业损失达到上亿美元
网链突发事件研究表明，在集成体企业对外投资及跨国经营中，网链结构及外部环境更加复杂，面临诸多风险、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尤其是政治风险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7] ，诸如中兴、华为在全球价值链拓展中遇到严重不公平对待等。目前鲜有研究探讨和分析我国网链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风险识别与防范，本文将借助“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网链突发事件案例分析，对产能合作中的网链突发事件进行相关研究探讨，寻求网链突发事件集成应对途径。
二、产能合作的网链突发事件集成管理
（一）产能合作的基本对象是网链集成场所指的网链是由集成体、基核和联接键等合成场元构成的人工大系统，在物流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之间都呈现的是同态网链结构，并可以同态方式进行链接、嵌入形成新的同态网链结构系统。由于网链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本结构，也是国际产业竞争锋芒所指的基本对象，集成体也成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扮演网链竞合关系的主角，在网链突发事件集成管理中，集成体
起着网链突发事件风险的识别、转换和应对决策选择的作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突发事件风险识别模式 [8] ，不仅涉及集成体、基核和联接键等合成场元，而且涉及不同国家集成体、基核和联接键等合成场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国家间关系、国家政府的政策势能等往往有关。这就是说，国别之间政治、宗教、文化等关系也有可能与网链突发事件直接相关。（二）突发事件涉及网链内外因素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9]一般情况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都可能引发网链突发事件，例如物流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等的网链供应中断、运行断裂和产能彻底破坏。此外，国家政治等其他关联因素也可能影响网链突发事件。网链突发事件是集成体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所涉及或面临的危机中具有突发性、灾难性的重大损失事件，并可对集成体主导的供应链、产业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等产生巨大负面影响，诸如可能造成国际社会关注的公共安全、直接威胁构建国际社会制度及影响网链存废的突发事件。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当前产业走出去的主要任务。其中的网链突发事件是涉及国际关系的突发事件，既可能由前述四类突发事件引起网链中断，也可能由于战争、政治、武装暴乱、罢工、供应商中断供应、物流过程事故、市场需求波动、信息误差、人为失误等因素单独或联合发生导致。由此可见，引起国际产能合作中网链突发事件的因素不但多样，而且突发事件的表现形式及影响更是大不相同。
所谓“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网链突发事件，大部分是由国际产能合作中的网链内外偶发因素直接作用或潜伏引起，在短时间形成并突然爆发，直接影响或中断产能合作的网链继续开展运营，并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意外事件。所谓灾难性后果的意外事件包括影响、破坏“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正常开展，造成产能合作中断、失效和成本剧增，导致国家或区域价值链体系紊乱、失败、崩溃甚至整个全球价值链体系解体等后果。
（三）产能合作网链突发事件特点
按照“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网链结构及突发事件发生、发展和应对过程，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事件爆发的突然性。突发事件在运营过程中的极短时间内突然发生，使得网链成员企业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措手不及，由于突发事件应对准备与后果估计不足，难以及时采取正确决策，错失挽救损失的最佳时机。
2.事件后果的灾难性。网链突发事件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属于偶发事件，极少爆发，但一旦爆发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特别巨大，不仅可能使产能合作网链中断、崩溃，还可能导致国际社会一连串新的突发事件，对整个国家乃至全球产业链造成恶劣影响。
3.事件影响的扩张性。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会呈现网络或链状蔓延，并造成后果和影响的放大。网链突发事件可能随“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全球价值网链进行蔓延，也可能随全球价值链传递关系逆向演化并影响国内价值链。
4.事件应对的迷惘性。网链突发事件具有非常规性，在没有预案的情况下，很难有正确、及时的决策。非常规性环境状况下网链突发事件的应对程序和方法应事前准备，才有可能保证决策的有效性、正确性。防止突发事件爆发的形式与内容多样且复杂，应及时选择准确的决策和方案，防止出现决策迷惘状态。（四）网链突发事件集成管理过程应对网链突发事件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发生，需要建立特定的识别、预警、应对和应急管理系统。由于网链突发事件应对、应急是一个非常规管理系统，而建立、运作和维持应对网链突发事件的应急系统成本是很高的。因此需要理顺网链突发事件含义、性质和应对理论，将网链风险识别与评估、危机转移与处理、应急处理与善后等管理过程聚合成网链内外部相互衔接、协同运作的突发事件集成管理体系，将非常规的应急管理系统纳入常规的企业、产业、供应链、价值链等网链管理或治理系统之中。这既提升应对网链突发事件预警功能，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设置，能对网链突发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置。肯特·米勒（Kent Miller）提出集成风险管理，北美非寿险精算师协会（CAS）进一步提出任何行业和企业都可以
结合自身的风险状况建立集成风险管理体系，减少风险损失和提升企业价值。国际风险管理领域
2004 9的重要组织美国发起人委员会 年 月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标志着集成风险管理理念得到普及和认可。[10]依据集成场同态网链结构机理，参考董千里[ 11 ]建立的供应链突发事件管理内在逻辑体系，构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网
1链突发事件集成管理体系运行过程，如图 所示。
通过将突发事件管理体系应用到国际产能合作风险管理中，本文针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风险识别、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三部分集成来进行系统研究。
三、网链风险类型及识别评估
208
通过 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因多种不确定因素屡遭亏损，究其原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个方面的综合作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是典型的国际产能合作过程，参与竞合的基本单位是集成体主导的网链结构。“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网链风险定义为：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因网链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造成产能合作参与方损失及可能性的显示程度。（一）突发事件风险的认识观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外贸交易、境外投资、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等多种形式，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以网链风险表示的“一带一路”产能突发事件研究。借助现有文献研究，涉及对外投资风险、产业转移风险、“走出去”风险、跨国经营风险、供应链风险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风险等。1.对外投资风险。赵德宇等
[ 12 ]提出，对外投资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切入点。有关的研究延续至今，已形成了系列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外投资的风险类型会涉及政治风险，并形成了相应风险划分，例如张留禄 [13]提到的政治和制度风险，白远 [14]提到的包括东道国政策和法律所产生的风险、战争风险和国有化风险等在内的政治风险，邵予工、郭晓、杨乃定 [15]对政治风险的考虑主要是从政策、国有化、战争内乱、资金转移、政府违约等方面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从刚开始的关注政策到关注战争和内乱，政治风险涉及范围越来越全面。例如，聂名华[ 16 ]将政治势力“区别性干预”风险和蚕食式征用风险也纳入了政治风险；张琦[ 17 ]将恐怖主义风险也纳入了政治风险考量，同时也考虑了文化冲突风险；太平、李姣[18]将法律风险和劳工风险也归入政治风险；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7）中提到了对华关系变化以及大国地缘博弈，不同的是，并未将法律风险和文化风险归入政治风险；孙南申[ 19 ]将风险分为商业风险和非商业风险，非商业风险重点指政治风险或者国别风险，按照这一启示，可以将与国家有关的政治风险等一并归入国别风险。非政治风险主要涉及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资金风险、技术风险等方面，包括外部和内部风险，例如聂娜[ 20 ]提到的外部投资环境风险和企业内部经营风险。非政治风险以考虑外部风险居多，这是因为外部风险往往在对外投资中影响很大。随着时间推移，对外投资的风险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减少，而且风险类型趋于全面和丰富。其中，外部风险侧重于政治风险，同时，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文化风险是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内部风险主要在于内部经营风险方面。同时也发现，各种风险的具体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或者命名并不相同。例如，关于政治风险，虽然都有涉及，但
1983是不同的学者强调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从年马克·菲茨帕特里克（Mark Fitzpatrick）收集的27个政治风险定义到现在，学者们依然很少能一致认同某个政治风险的定义。[ 21 ]再者，关于民族主义风险，有的是把它和宗教文化风险放在一起，或者认为它是政治风险的一种，也有的是将之归类到管理风险，还有的是和恐怖主义放在一起。
2.产业转移风险。产业转移是产能合作研究之前的一个重要范畴，产业转移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的梯度转移方面[ 22 ] ，可以从境内风险拓展到境外风险，或者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风险 [23]。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前几次的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产业承接地，当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产能合作，主要是产业“走出去”，这与早期产业转移概念有本质区别。3“.
走出去”风险。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2000 2015研究始于 年，之后研究数量逐年攀升，在年，伴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入发展，相关研究更是达到了近年研究热点的峰值。“走出去”风险分类的主要观点有：李福胜[ 24 ]提到了传统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及非传统风险，包括恐怖主义、宗教及资源冲突、民族冲突、疫病、生物侵害、生化病毒与武器、自然灾害、人类公害、生产安全及突发事件等；刘宏、汪段泳[25]从政治、主权、安全、法律、文化、工会及利益相关者和环保等方面来考虑风险类型；王茹[ 26 ]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包括外部的政治、经济、法律、市场、同业竞争等，以及内部的战略、整合、人力资源和经营等方面；韩振海、袁莹 [27]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产业、税收及外汇等经济政策风险。可以看到，有关“走出去”风险的主要关注点也是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两大方面。外部风险主要集中于与不同国家国情、社会环境等相关联的政治、安全风险和经济政策等方面。
4.跨国经营风险。主要研究集中在跨国企业经营及并购方面，涉及国家风险（或政治风险）、外汇风险、决策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整合风险等 [28] ，明显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战争、征收、国有化等方面的政治风险，开始转向关注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区域保护、经济和政治报复、区域内部协调、第三国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政治风险（国家风险）。[ 29 ]各国政府政策势能对网链突发事件及竞争实力有一定影响。
5.价值链风险。在产能合作的价值链运营过程中，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导致价值链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整体效益下降、不能实现预期价值增值的损失或可能性。段文娟、聂鸣、张雄[30]将价值链风险分为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前者指由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内部原因积累的升级风险，后者指由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外部原因导致的升级风险。王继光、李补喜[ 31 ]认为包括市场风险、信息传递风险、道德信用风险、系统风险和战略风险。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是从内部和外部两部分来讨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价值链风险。
6.供应链风险。供应链风险研究已形成系列化成果。其中，对于供应链风险的类型，学者也是从内外两方面来考虑的，例如马士华[ 32 ]提到的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倪燕翎等[33]和耿殿明等 [34]也有类似观点，董千里 [11]进行了较详细的划分，认为外部风险主要包括自然、社会、经济、政策、信用、市场方面的风险，内部风险主要包括技术、信息、人机、物流、策略、道德方面的风险。也有不少学者不是从内、外部进行划分的。
7“.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风险。目前涉及风险分类的观点主要有：赵德宇、刘苏文[35]认为分为政治风险、制度风险、外交风险、经济风险、竞争风险以及社会风险；郭建鸾、闫冬[36]认为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以及大国博弈风险；梅建平 [ 37 ]主要强调了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别风险，并从四个维度进行了定义，包括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违约。
综上所述，可以将“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纳入国际产能合作的网链突发事件范围进行研究。（二）产能合作的网链风险类型根据导致“一带一路”乃至国际产能合作网链突发事件的缘由，可将其分为全球价值链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网链外部因素引发的有自然灾害、政治（政局动荡、战争和内乱，国家战略冲突等）、法律、经济（汇率波动、衍生品交易差异、债务违约等）、文化（文化、宗教冲突等）等，网链内部因素引发的有意外事故、投资决策、经营、财务等。“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过程中的网链突发事件类型的明确划分，为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产能
合作的网链风险分类、网链危机特点及网链应急对策等提供了分类及研究依据，有利于构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网链突发事件集成管理体系。结合“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网链风险分类理
1，出现频率如图2
论，网链风险分类参见表 所示。（三）突发事件易爆发的产业领域政治风险对投资者而言是最大的风险，梅建平[ 37 ]和黎绍凯、张广来[ 38 ]都强调了国别风险中的政治风险对国际产能合作网链的重大影响。而国别风险的规避需要通过特别的程序与措施，难度大而且复杂。一些产业是突发事件容易爆发的领域，但是商业风险与自身风险的规避措施无法适用于政治风险的防范与救济，故应深究其风险影响因素，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采取不同的法律应对策略。课题组收集的突发事件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
208课题组整理的 个“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网链突发事件案例中，除个别案例有多种因素融合、
202难以区分或没有明确归属性质外，余下的 个案
2
图 突发事件风险类型出现频率及巴雷特曲线
例，按照风险类型排序，国别风险的比例接近60%；从行业风险信息分析也可以看到其比例亦有明显的类别差异分布。例如，国别风险比例远高于行业风险比例，建筑制造业风险比例高于物流、信息
2 3）。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风险比例（参见图 和图
3
从图 可以看到，境外产业网链风险可以划分为三类：建筑业、水电气供应业、采矿业和制造业
82%），物流及信息服务业为第二类为第一类（占比
12%），其余为第三类（占比6%）。建筑业、水（占比电气供应业、采矿业和制造业是最容易爆发网链突发事件的产业领域，这与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投资大、金额高、战略影响期长等因素相关；交通运输、信息传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也是较容易发生突发事件的产业领域；最后才是住宿餐饮、农林牧渔等产业。
四、网链风险测度及应用案例
（一）网链风险测度指标与识别
1
依据表 网链风险类型可以建立网链风险测
2。度指标体系并深入比较分析，参见表（二）指标测度评估方法及步骤
Fuzzy AHP
运用 法 [ 39 ]量化国际产能合作风险主要是针对网链测度指标进行的分析[ 40 ] ，主要步骤如下：
1.明确风险指标比较标度准则。比较第
i个风险与第j个风险相对而言的重要性时，使用相对权重aij来描述。设共有n种风险参与比较，则可以构造出对应的成对比较矩阵A= （ aij ） ，其中aij的取值
n×n
3 0.1~0.9
采用如表 所示的 标度法。2.构建模糊判断矩阵。假设有
k位专家，n种风R={R1，R2，…，Rn}，那么， = x, x, x）（i，j=
x
险 a （ l m u
ij ij ij ij 1，2，⋯，n；x =1 ，2，⋯，
k ）为专家x经过两两比较得出的风险Ri比风险Rj重要的模糊判断程
x x
度，其中， l 和u 表示左右扩展判断的模糊程度，
ij ij
- x x u l的值越大表示判断越模糊， m x是a x 隶属度为
ij ij ij ij
1
的中值。因为模糊判断矩阵具有互补性，则有：1
= (1/ x，1/ x，1/ ) x x a u m l （）
ji ij ij ij构造出的三角模糊判断矩阵集为：
{Ak|Ak =( x) =( )
x x x a l ij， m ij， u
× ×n ij n n ij n
(i，j =1 ，2，⋯，n；x =1 ，2，⋯，k)} （2） 3.评价指标重要程度的综合测算。通过矩阵
A变换，并利用公式（3）计算可以得到各层指标排序的三角模糊向量集，即得出各风险指标的重要程度Ii综合测算。
=∑a /∑∑a
n n n
Ii
ij ij
=1 =1 =1 j i j
∑a ∑a ∑a n n n
l m u ij ij ij
= =1 =1 =1 3 j j j
， ， （）
∑∑aiju ∑∑aijm ∑∑a n n n n n n
l ij
=1 =1 =1 =1 =1 =1 i j i j i j 4.比较各项指标重要程度。计算各项指标重要于同一层次其他指标的可能性，即 Ii > Ij
=1 ，2，⋯，n，i ≠
（j j）的可能性程度为：
lj - ui di = min ，1 （4）
(mi - )-( - lj)
=1 ，2，⋯，n ; ≠i uj mj j j
根据式（4）得到各指标
Ri的单指标权重向量： = [ d1，d2，⋯，dn]T （5） w
再进行归一化处理，令：
ndi
Di = =1 ，2，⋯，n） （6）
（i
∑di
=1 i
得到风险指标权重向量：
= [ D1，D2，⋯，Dn]T （7）
W ′
再根据第q个准则层对应于目标层的权重λq，计算所有指标的综合权重：
=[λ1W1'，λ2W2'，...，λ '] （8） W qW
q 5.确定各方案各指标得分ri。利用德尔菲法及
2
表 所述的方法，对于第i个指标，假设有k位专家做出了评判，其中选择“风险很高”“风险高”“风险较高”“风险一般”及“风险较低”的人数分别为k1、
k2、k3、k4、k5，则对应指标的得分为： 9× 1+7× +5× 3+3× + k5
k k k k ri = （9） 2 4
k再计算备选方案的综合得分Z，Z值越大风险越高。=∑r n
=1 ，2，⋯，n） 10
Z W ，（i （ ）
i i
=1 i
6.测度分析及综合权重计算。（1）邀请三位专家针对企业在国际产能合作中的风险重要性进行指标评价，构建出外部风险
4的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如表 所示。
（2）构建综合三角模糊判断矩阵。如果三位专家的风险评估能力相当，则赋予各专家相同的
1/3，由此得到表5
权重为 所示的综合三角模糊判断矩阵。（3）利用式（3）可得外部风险各指标排序，如6
表 所示。
根据式（4）和式（5）比较
Ii，得到外部风险指标单排序向量 w外 = （0.1789，1，0.5493）
T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外部风险指标权重向量：
W外= （0.103 5，0.578 6，0.317 8）
T同理可得，内部风险指标单排序向量： w内= （0.913 8，1，0.368 4，0.514 7，1， 0.721 3，0.661 5，0.315 8）
T内部风险指标权重向量：
= （0.166 3，0.182 0，0.067 0，0.093 7， W 0.182 0，0.131 3，0.120 4，0.057 5）
T （4）进行风险指标综合排序。如果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对于国际产能合作而言同样重要，则
0.5
分别赋予 的权重，得到各风险指标的综合排序
7
向量W，如表 所示。按照权重值大小对风险类型进行排序，结果4
如图 所示。
（5）指标分析的基本评价。可见，“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风险最高的主要是外部风险中的国别风险和跨文化风险，当然，并不是说自然风险并不重要，只是相对其他风险发生的频率，自然风险的频率较低，所以受到的重视程度也就低一些。而在内部风险中，首当其冲的是财务风险和决策风险，这从课题组收集的案例中也能得到证实，财务风险和决策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很难弥补和挽回。同时，虽然技术风险排名最后，这与中国对外产能合作中主要开展的是能源与制造业有关，但是，技术风险并非不重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核心技术风险，华为、中兴案例恰恰说明了核心技术风险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兴，因为核心技术风险，当其他诱因引发突发事件时对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二）风险测度模型的案例使用利用之前的模型，对某医药公司与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产能合作的两个项目的网链风险进行测度（以下分
1 2）。别简称项目 和项目1.风险测度模型应用若要测度“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网链风险程度，可邀请几位专家，利用德尔菲法
2所述的方法，根据式（9）确定对应方案各指及表
，而后利用式（10），得到备选方案的综合标得分 ri
得分，从而做出判断。
课题组调查并测度了某医药公司与印尼和柬埔寨国际产能合作中的风险程度。邀请该企业内
8外专家进行风险评价，得到如表 所示的结果。
8 1根据表 的结果，在与印尼合作的项目 中，
4.570 90，明显高企业作为集成体的网链总风险为
2 3.563 35，这在实际中也于与柬埔寨合作项目 的
1 2至得到了印证，项目 最后没有合作成功，项目今仍在运营。
2.
网链的风险测度及应用在国内网链走向全球价值链时，其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是国别风险。对于国别风险的防范，第一，建立网链风险识别防范体系，构建集成体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第二，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政策体系；发挥境外产能合作区的作用，为企业提供风险预警；借助各种专业服务机构规避风险。第三，企业要更好地利用各种对外投资指南信息（如中国一带一路网发布的国家投资指南信息等），对合作对象的风险做到事前、事中都心中有数。
五、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集成应对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走向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主要是通过网链结构承担突发事件风险的过程，其中包括了集成体、基核和联接键。通过考虑“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内外部因素，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演化和善后过程，形成了网链风险集成
5。
应对过程 [41] ，参见图（一）产能合作风险识别与控制“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风险主要体现在内部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网链风险，网链集成体独自或协同运用工具和方法处理，消除或降低网链内外部因素或相关活动引起的突发事件风险。主导网链的集成体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承担着风险识别、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职能，必要时可与网链其他成员企业结成合作集成体或多集成体协同运作，力争网链损失量或损失可能性最小。因此，产能合作中的网链风险管理过程需要关注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产能合作网链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处理、风险监控与反馈。（二）产能合作中网链危机管理内部或外部产生的风险有可能导致突发事件发生，进而引起网链危机，造成产品、服务、资金和声誉出现巨大损失和损害，甚至使网链相关的价值链系统解体。严重影响“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稳定性与连续性的风险都有可能导致网链危机，突发事件等危机产生多是由于集成风险超过阈值，按照网链危机带给“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影响程度，可将网链危机分为网链合作波动性危机、网链合作中断性危机和网链合作灾难性危机[ 11 ] ，防止危机形成重在防止风险累积成重大风险并超过阈值。因此，不仅要考虑单一风险，而且要考虑多风险累积形成的突发事件集成风险。
网链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集成体的多元性体现了其间关系的竞合性、分布地域的广博性和组织集成的网络性等要点，具有复杂网络理论描述 [ 41 ]的特征，所应对的网链危机往往有如下表现：一是网链危机发生的动态性，表明危机可在任何时刻随机发生；二是网链危机内涵的复杂性，掩藏着众多危及产能合作的内部风险、潜在风险；三
5
图 网链突发事件影响因素及风险集成处理过程是网链危机处理的博弈性，要求应对突发事件功能的集成性，抑制危机形成；四是网链危机结构的层次性，会造成网链危机影响的多元性和风险的传递性；五是网链危机联系的广泛性和后果产生放大性影响。这些要求集成体不得不重视“一带一路”产能基核场源建设、联接键创新联系和发展，以具有随时应对网链风险的协同管理实力。（三）网链危机的应对、应急管理在针对网链建立常备不懈的风险—危机防范体系的同时，应明确一旦风险突破阈值就会导致突发事件造成重大损失。这就意味着当“危”不能转化为“机遇”时，就要立刻规避“危险”进一步扩大、蔓延，需要迅速展开产能合作的危机应对和应急管理，阻止突发事件及其危险后果的蔓延“。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风险、危机和应急管理并不是一个个单独的管理阶段，而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规范和优化应急管理过程，从识别、转化到应急处置，应做到有设计预案、有处置程序、有科学对策，临危不乱、分工明确、责任清晰，防止事件扩大、演化，或在事件演化时能及时控制事件的发展[11]。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应急和善后管理过程中，要防止次生灾害和危机。（四）风险—危机集成管理协同机制网链危机应对、应急管理应与网链风险识别、评价前期管理紧密协同。根据风险来源及突发事件风险—危机构成因素，采取相应的风险—危机管控措施，将“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网链突发事件消灭在潜在的萌芽状态。按照风险—危机集成管理原则，将网链突发事件风险—危机预警、防范工作渗透到产能合作之中，将应急的非常规管理纳入常规的预防、预警管理工作之中，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一体化，做到有的放矢、主次分明，避免系统突发事件发生并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作用，取得最优效果。第一，建立风险识别—危机预警的监控和预防措施，实现预防突发事件发生和快速响应的目的，这需要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持。第二，发现风险识别与评价超出阈值，就要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或第一时间找出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性质、事件类型和危险程度，为下一步决策提供可靠有效的依据。第三，危机转化与应急处置是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危机应急处置是否及时、正确直接决定了突发事件发生及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损失程度。第四，善后管理是通过制定相应善后管理办法和措施，形成预案，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在日后网链运作过程中杜绝类似突发事件风险发生和危机形成。[ 11 ]风险—危机集成管理不仅事先要有应对预案，事后也要有总结提升，能维持网链乃至全球价值链高质量、高效率发展。
六、主要结论及启示
（一）主要结论国际竞争力表现的基本单元是网链，网链范畴应用具有相对性，其实力集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产业竞争力。网链风险是产业风险预兆，存在着风险—危机演化过程及容易爆发突发事件的产业领域。国家间关系对网链风险—危机应对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网链风险—危机一般具有潜伏、发生、发展和处置的过程，探索“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网链风险识别、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三个相互关联的管理阶段集成运作，对于及时识别与预警、有效处置与应对的集成运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及时识别与预警风险，就能有效防范、处置与应对突发事件，防患于未然。
2.集成体识别预警、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潜在
风险，对突发事件危机发生、应对与善后过程起到主导和决定作用。基核是产能合作承载地，也是网链突发事件承担基地，是集网链风险、危机和应急管理为一体的集成管理承载体。联接键是预警网链突发事件发生、提示风险及处理的交流、指挥和发布平台，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风险、危机管理中的转折点的捕捉有重要作用。集成体要善于利用联接键识别、处理和应对基核突发事件风险，有时还需要与国家政策势能有效结合，支持提升网链危机处理能力。
3.常规业务的网链突发事件集成管理应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风险管理、危机管理过程紧密结合，联接键起着重要的平台交流作用。突发事件发生的预警、预案及危机应对、处理和突发事件善后都是非常规管理过程，但是应将非常规过程纳入应急管理的常规集成管理过程之中。
4.国家间关系是“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最高级别（往往也是后果最严重的）的风险来源，是网链突发事件预警、应对和集成管控的重要因素，应将国家间关系的非常规治理纳入常规管理工作过程，便于形成网链突发事件预警、应对和应急管控的集成管理过程，即在关键时刻，国家应介入涉及集成体主导的网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国家政策势能领域。（二）启示首先，用网链作为研究“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突发事件的基本范畴，在不需要深入研讨物流链、供应链乃至产业链等具体性质时，网链作为具体研究范畴更具管理哲学的一般指导意义。
其次，集成场网链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研究的主要对象可以得出深入浅出的研究成果，复杂人工大系统的整体性能研究范围具有一般研究方法难以起到的作用。也就是集成场能使网链共性的研究更深入透彻。
再次，网络是“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集成体选择的资源基础，链条是集成体选择的产业路径，网络与链条内涵与外延都具有对象及范围的相对性。集成体主导网链走向全球价值链对基核、联接键的价值链地位有决定性影响。＊长安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研究生孟煜波、童菲、
208姚华、李倩参与了国际产能合作相关的 个网链突发事件案例的梳理，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长安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L063）课题组搜
208集梳理了国际产能合作风险案例 个，由于篇幅所限，案例详情未在文中列示，需了解者可直接与作者联系。②资料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参考文献： [1]董千里.集成场视角：两业联动集成创新机制及网链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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