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s and Russia’s Export Growth to Central Asia Countries unde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基于三元边际分解及引力模型的实证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19.12.009

引用格式：王贝贝，刘春鹏“.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对中亚国家出口增长路径比较[J].中国流通经济，2019（12）：85-94.

2001—2018 HS-6

摘 要：利用 年 位产品层面贸易数据，测算比较中俄两国对中亚国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贡献率，并建立引力模型考察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首先，从三元边际变化来看，我国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与数量边际虽明显提升，但仍远低于俄罗斯；两国对哈出口价格边际趋同，低于哈从世界进口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我国对哈出口总体表现为“量增价减”，出口产品质量未提升。其次，从贡献率来看，中俄对哈出口贸易波动均为数量主导型，但我国对哈出口的价格边际作用有所增强。再次，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汇率为影响中俄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因素，但是否产生作用和作用方向差异较大。为缩小与俄对哈出口差距，我国未来不仅需要增加出口产品数量，而且应该丰富出口产品种类，同时应灵活运用经济自由度、双边汇率等工具，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强化高技术型、机械电子类产品出口，以实现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词：俄罗斯；中亚；哈萨克斯坦；出口；三元边际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9）12-0085-10一、引言

中亚国家①自独立以来，因其连接亚欧的独特地缘位置以及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成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版图中的重要一环。21

世纪初，中亚各国相继进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期，经济结构也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调整，对轻纺、机电等产品具有强烈的需求，市场潜力巨大[1] ，成为大国争夺的热点。

中俄同为欧亚大陆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 [2] ，在中亚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俄罗斯作为中亚国家的传统宗主国，对中亚国家

有着深远影响力，一直以来都占据中亚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而随着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不断升温，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中俄两国在对中亚国家出口贸易结构上的相似性和竞争性也日趋明显。虽然我国在中亚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与俄罗斯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发展势头向好，前景广阔。以五国中与中俄贸易往来最为密切的哈萨克斯坦为例，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对哈出口额达53.84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46%，远

收稿日期：2019-11-15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计划一般项目“‘一带一路’物流绩效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SM20181003700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商户忠诚度视角下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疏解研究”（17YJC037）；北京物资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投资贸易便利化及中国贸易效率提升路径研究”（2017XJQN02）作者简介：王贝贝（1989—），女，安徽省蚌埠市人，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产业经济和农产

品贸易；刘春鹏（1991—），男，黑龙江省肇东市人，郑州商品交易所职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产品期货。

高于俄罗斯同期增长率水平。出口的高速增长使

2001 3%得我国产品在哈市场占有率从 年的不足

2018 16%，与此同时，俄罗斯市场份额上升至 年的

2001 43.82%下落至2018 39.33%，略却从 年的 年的

显颓势。

2013 9

年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带一路”建设以中亚地区为核心辐射开来。贸易互通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内容，而中亚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倡之地，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因此，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浓重一笔，也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一步。目前，虽然中亚已成为倡议参与国家中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但是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相比，我国与之贸易合作和市场份额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作为中亚市场的两大进口来源国，对中俄两国出口增长路径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对进一步深化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贸易，提高我国在中亚市场影响力大有裨益。那么，中俄出口增长路径有何异同；相较于俄罗斯，我国对中亚国家出口份额提升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如果明确了中俄两国出口增长的路径，哪些因素会影响该路径下的增长；我国相较于俄罗斯的高出口增长态势如何维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极具现实意义。

鉴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在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本文将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框架下，通过测算三元边际对两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探讨中俄两国对中亚国家出口增长路径并分析其决定因素。

二、文献回顾

无论从地缘战略还是经贸发展来说，中亚国家都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3]。尤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一度成为学术热点问题。相关文献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通过指数测算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 [4-5] ，其中部分研究以农产品贸易为偏重点 [6-7]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与中亚五国无论在农产品还是全产品领域的贸易结构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贸易潜力较大；二是通过描述统计分析我国与中亚各国双边及多边贸易乃至经贸合作发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8-9] ；三是通过引力模型分析我国与中亚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 10-11 ]。本文拟从出口增长路径视角进行中俄对中亚国家出口贸易的比较。

论及出口增长的源泉，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现有产品的出口增长（即集约边际）是出口扩张的唯一途径 [ 12 ]。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形成的“二元边际”分解，将宏观贸易总量分解为“广度”（即出口产品种类，广延边际）与“深度”（即出口产品额，集约边际），为探讨贸易增长提供了新思路。胡梅尔斯和克列诺（Hummels & Klenow）

[ 13 ]则进一步将贸易的深度增长分解为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由此构建了贸易分解的三元框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对二元抑或三元边际的含义已基本达成共识，而边际分解的层面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产品层面的分解[ 14-15 ] ，即“不同产品出口的增加”和“相同产品出口（数量及价格）的增加”；二是企业层面的分解[ 16-17 ] ，即“已有企业出口的增加”和

[18]， “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三是国家层面的分解即“国家间贸易关系加深”和“建立新的国家间贸易关系”。基于上述多层次、多角度的边际划分，也形成多种测度方法，应用较为广泛的有产品种类数量法、分解测度法、FI指数法、FR HK

指数法和指数法 [13 ，19-20 ]。

这些研究为探寻贸易增长路径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工具和方法。

三、中俄对哈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

（一）测算方法考察贸易增长三元边际的基础性工作是测度

FI方法与指标的建立，胡梅尔斯和克列诺[ 13 ]基于HK

②，以度量三元边际。假价格指数延伸出 指数

设一个有 h 个国家的世界经济体 ，其 中=1 ，…，H h ，每个国家都生产且出口多种类型的产品（假设所有的产品都出口）。则在每个时期t ，将 h 国的产品集记作 Ith ，对于任意的产品

∈ Ith i ，那么将 h 国在 t期所生产的每一种产品的

CES h

数量向量记作q 。国家的产出受 转换曲线

t

的限制，即：

=∑

+1

= ( ) αit( it) ( ω ) ω （1） h h h h

L f q ，I q t t t

∈ Ith i h

其中L 为 h 国的总资源，产品替代弹性

t

>0 ω 。使用一单位劳动力得到的最大收入可表示

)=(∑

Ψ( +1)1 ( +1)

h h hω ω

为 p ，I bit p =-

。其中，b αit 。t t it it

∈ Ith i芬斯特拉（Feenstra）以此为基础推导出FI

价格指CES

数，即 t时期两个国家h和 k之间的 收益函数比率，为：

(It) ∏( h h p

( It) ( ω +1)

)ω [ ]-1 2 it t

it （） (I ) k k p

∈ Ith i it t t

其中，It 为 h 国与k国出口产品的交集，权重(It) ωit

由两国的收益份额计算而得：

- h k

S S

it it ln -ln

h k

S S

(It)=∑

it it ωit

- h k

S S

i i ln -ln

h k

S S

∈ It i it it h h p q

=∑ hj it it

S i h p qh

it it

∈ Ih i

p k qk

=∑ 3 k it （）

itit it

S i k

p qk

∈ Ih i

ωit It

权重 （ ）的分子为两国的收益份额的对数1。

h平均，而分母则保证了权重之和为 λ （ It ）和

t k λ（ It ）分别为t时期两国重叠产品出口额占本国出

t

口产品总额的比重： ∑ p h qh

it it

i ∈ It h ∑ λ（ It ）= t h p qh

it it

∈ Ith i ∑ p k qk

it it

4

i ∈ It

λ（ k It ）= ∑ （）

t

p k qk

it it

i ∈ Ith

芬斯特拉进一步证实了当h国相对于k 国出现新出口产品种类时，所获得的贸易收益为

-1( +1 ) k h ω k h λ（ It ） λ （ It ） ，而 λ （ It ） λ （ It ）即为h国相对

t t t t

于k国出口种类的直接度量。假定以整个世界作为参照国，记作F ，则 It = ∩ = h(It )=1，

I F I h I h ，且 λ

t t t t

则h国出口产品种类可表示为：

∑Pit

F Q F

(Ih )

λ F it t th = ∈ Ith （5）

i

∑Pit

(It ) λ h F Q F t it

i ∈ ItF

胡梅尔斯和克列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并加入上标 j（目标国 j ），使其可用以衡量国家h对其伙伴国 j 的出口种类。则h国对 j 国出口的广延边际可定义为：

∑Pit

Fj Fj

Q

it

∈ thj 6

=∑P

i I

EM （） hj Fj Fj

Q it it

∈ tFj i I

广延边际可解释为出口国h相对于全世界出口到 j国的重叠产品出口额占全世界总出口额的

③。该比重越大，说明产品种类的重合程度越比重

高，也反映出h国对 j 国的出口产品种类越丰富。同时将出口的集约边际定义为：

∑Pit hj hj

Q

it

∈ thj （7）

IMhj =

i I

∑Pit

Fj Fj

Q

it

∈ It Fj i集约边际体现出在重叠的出口产品种类中，h国对 j 国的出口额占全世界对 j 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划分为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其中，价格边际定义为：

hj

=∏( p

it w hj

Phj ) （8） it

Fj p

∈ hj i I it t

hj

其中，权重w 与上文定义相似，不再赘述。

it据此，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与数量边际（ Qhj ）：

= 9

IM P Q （）

hj hj hj

至此， t 时期h国相对于全世界对 j 国的出口比重（即h国在j国的市场份额）可被分解为外延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三者的乘积，表示如下：

= （10） R EM P Q

t t t t将其对数形式取一阶差分即为增长率，则h在j 国的市场份额增长率（ g ）可表示为外延（ g ）、

r em价格（ gp ）、数量边际（ gq ）三者增长率之和： gr = gem + gp + gq （11）以此计算三者的贡献率（），可表示为： r rem = 100( gem gr)

= 100( ) r g g p p r

= 100( ) （12） r g g

q q r

（二）特征事实

[21]，考虑到产品分类过于粗略会影响分解的精度

综合数据可得性，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2001—

2018 HS-6

年细化至 位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计算我国和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结果

1

如表 所示。

1.

中对哈出口产品种类趋于多样，与俄对哈出口多样性差距缩小。从广延边际来看，样本期间我国对哈出口广延边际明显提升。21

世纪初期，我国向哈出口产品种类覆盖其进

57.57%，至2018

口种类的 年该比值

84.22%

已增至 ，年均增长率为2.26%，说明我国对哈出口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出口多样性有所提升。而俄罗斯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一直在

0.9

以上，即其向哈出口产品种类基本覆盖了哈进口产品所有类别。

2001

年俄罗斯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为

0.988 5，之后该值基本稳定在接近于

1 2018

的水平，至 年达到历年最高水

0.997 5。两国对比可见，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平高于我国对哈出口的同期水平，我国对哈出口产品多样性仍低于俄对哈出口水平，但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有所缩小。

2）显示，中俄不同技术类型产品④的比较（表两国对哈出口的四大类产品的广延边际均呈增长态势，且我国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的广延边际增速均超过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中俄两国对哈出口产品中广延边际增速最快的品种分别为低技术型产品（2.58%）和高技术型产品（0.13%）。尽管我国对哈出口多样性得到快速发展，但俄罗斯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多样性水平均高于我国对哈出口水平，其中差距最大的为资源型产品，其他技术型产品出口多样性的差距已很小。典型部门产品

3）显示，在中哈贸易较为密切的四个典型比较（表部门，即资本密集型机械电子类、资源密集型金属及制品类、技术密集型化学制品类、劳动密集型纺

2018织服装类，我国对哈出口多样性均提升。至年，我国对哈纺织服装类产品出口的广延边际（0.987 1）略高于俄对哈出口水平（0.975 9），同时其他类产品的广延边际与俄罗斯水平也较接近，说明在主要部门产品上，中俄对哈出口多样性的差距已非常小。2.中俄对哈出口产品数量一升一降，出口数量

1）来看，我国差距仍然明显。从数量边际变化（表

2001 0.049 0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从 年的

2018 0.211 1，年 8.97%波动增至 年的 均增速达 。

2001而同期，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波动下降，从 年0.507 8 2018 0.450 0。中俄对哈出口数量

跌至 年边际一升一降的相反变化，使两国对哈出口产品数量差距有所缩减，但目前差距仍较为明显，俄对哈出口产品数量还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

我国对哈不同技术类型产品出口的数量边际都呈现快速增长，增速明显高于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高技术型产品数量边际的年均增长率

12.31%。但是我国对哈四大类产品出最高，达到口的数量边际仍低于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高技术型产品的出口数量与俄差距最小。四个典型部门中，中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均为一升一降，并且在机械电子类和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出口数量上已超过俄罗斯，而在金属及制品、化学制品类产品出口数量上仍处于劣势。

3.中俄对哈出口产品价格趋同，中对哈出口质量并未提升。从价格边际来看，俄对哈出口产品

2012 1，到2018的价格边际先升后降，仅 年超过 年

0.876 2。而我国对哈出口产品的价格边际先波为

2009 0.716 9，此后波动升动下降，至 年达到最低值

2018 0.899 9，且价格边际一直小于1。尽至 年的管大多数年份我国对哈出口价格边际低于俄水

2018

平，但 年后来居上，中俄对哈出口价格边际基

88%左右。结合数量边本趋同，为哈进口均价的际的同期变化，样本期间中对哈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的同时，价格边际有所下降（年均增长率为-0.45%），根据胡梅尔斯和克列诺的质量提升

⑤，“量增价减”的变化特征说明总体上我国对界定哈出口产品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俄对哈出口

“量减价增”的整体特征也意味着俄对哈产品出口亦无质量优势。

除低、中技术型产品以外，我国对资源型、高技术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边际水平均已高于俄，也高于哈从世界进口的平均价格，其中价格领先优势最明显的是高技术产品。结合数量边际变化，仅中对哈高技术型产品出口“量价齐增”，呈现出明显的质量优势，而俄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均未表现出质量提升。四大典型部门产品中，中对哈机械电子类、金属及制品类的出口价格超过俄水平，但仍略低于哈进口平均价格。同时这两种典型部门产品的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均增加，中对哈出口质量有所提升。而俄对哈典型部门产品出口基本表现为“量价齐减”，出口质量劣势明显。

4.

中俄对哈出口波动为数量主导型，产品种类和价格作用

较小

4来看，2001—2018

从表 年期间，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的增长率为1.76%，主要依靠已有产品种类出口数量的增长，数量边际的贡献率高达82.78%。新产品种类增加也有所贡献（21.55%），而价格边际表现为负增长，意味着总体上我国对哈出口增长表现为牺牲价格的“以量取胜”增长模式，以此为推手实现了产品进入哈市场。同期，俄在哈市场份额下降也主要源

111.83%，已有种类于数量边际影响，贡献率高达产品对哈出口数量减少显著，而出口产品种类扩张和出口价格上升对出口份额下跌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由于研究年份跨度较大和经济数据的非稳定

2008

性 [ 22 ] ，为考察上述结论稳健性，选择 年（全球金融危机）、2013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两个重要时点将样本期间分为三个阶段，进一步考察分阶段中俄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贡献率。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哈出口的数量边际贡献率最高（86.53%），其次为广延边际，而价格边际的贡献率为负，此阶段我国对哈出口表现为牺牲价格的“以量取胜”。2008—2012

年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在哈市场份额增长放慢，以出口产品种类扩张、出口数量增加和出口价格提高应对冲击，此阶段数量边际贡献率仍最高，“量价齐增”带来产品出口质量有所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后，2014

年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达到

2013—2018历史最高水平，但随后缓慢下降，导致年间市场份额微幅下滑。此阶段，出口数量减少主导了出口份额下滑，而价格增长挽回了数量边际的部分负影响。俄在哈出口市场份额波动较小，仅在金融危机前小幅下滑，主导因素是数量边际，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缓解作用。金融危机后，俄在哈出口市场份额基本稳定，仅有微幅提升。2008—2012

年间，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数量减少冲击，俄罗斯以提升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出口产品种类重拾在哈市场份额，其中价格边际的贡献率最高。“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之后，俄对哈出口价格下滑，广延边际贡献率稳定，数量边际又成为稳定在哈市场份额的主导因素。综上可以看出，分阶段分析中，数量边际是我国对哈出口贸易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价格边际的作用有所提升，而俄对哈出口贸易变化在大多数阶段也以数量边际为主要驱动力，与前文总体分析结果较为一致。

四、中俄对哈出口三元边际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引力模型已被一些学者用于三元边际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并且研究表明经济规模、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关税、对外直接投资、外部冲击等均是影响一国贸易三元边际的重要因素[ 22-27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内容，结合中俄对哈出口贸易发展情况，构建如下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扩展引力模型： ln = + ln + ln + EXPORT α h, β1 GDP h, β2 PROD h, t t t

ln + ln + β3 FREE h, β 4 FDI h,

t t ln + （13） β5 EXCHANGE h, εt

t

在模型中， h 代表出口国； t 代表年份； α，β1，⋯，β5

为待估计参数；εt

为随机误差项； EXPORT 代表出口三元边际；GDP 、PROD 、h, h, h,

t t t FREE 、FDI 和 EXCHANGE 分别代表经济规h, h, h,

t t t模、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汇率。（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1.三元边际（EXPORT

）。包括中国（俄罗斯） h，t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EM ）、数量边际（Q ）和价格h，t h，t

World Custom边际（P ），是参照世界海关组织（

h，t Organizations，WCO）对产品部门分类标准，计算得

2001—2018 16 ⑥

出的 年中国（俄罗斯）对哈 个部门产品出口贸易的三元边际值。为了防止数据缺失

ln +1和确保数据完整性，将变量采取 （EMh，t ）、ln （Qh，t +1 ln （Ph，t +1 [24 26]。

）和 ）形式进入模型 ， 2.经济规模（GDP

）。为反映中国（俄罗斯）与h，t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规模，采用相对GDP 即中国（俄

ln + 1）罗斯）与哈萨克斯坦GDP 之比，以 （GDP

h，t形式进入模型。该数据为按购买力平价（ PPP ）衡量的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3.生产效率（PROD

）。为反映出口产品的生h，t产效率和技术水平，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用农工业增加值与农工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即中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劳动

ln +1

生产率之比，以 （PROD ）形式进入模型。

h，t该指标涉及的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农业就业人口、工业就业人口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4.贸易成本（FREE

）。贸易成本包括可变贸h，t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一般情况下，可变贸易成本用双边地理距离来表示，本文研究对象为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在研究跨度内不随时间变化，因此不考虑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固定贸易成本主要受多边体制和双边协定中非关税壁垒、国内行政干预等的影响。借鉴钱学锋和熊平[28]的做法，以经济自由度指数⑦作为固定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得分与固定贸易成本成反比。采用相对经济自由度指数即中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

ln +1自由度指数得分之比，并以 （FREE ）形式

h，t进入模型。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年度报告。

5.外商直接投资（FDI

）。为h，t反映中国（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情况，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用中国（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总流入量衡量，

ln +1

以 （FDI ）形式进入模

h，t

型。数据来源于哈萨克斯坦国家

银行网站。

6.

双边汇率（EXCHANGE ）。

h，t为中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货币的实际兑换比率，借鉴魏浩和

郭也 [24]的做法，用GDP 平减指数对官方汇率进行处理，得到实际

双边汇率。计算公式为：

Official Official

=( )/( )

h，t k，t EXCHANGE

GDP GDP h，t

Deflator Deflator

h，t k，t

式中 Official 、Official 分别为第t 年中国

h，t k，t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官方汇率，GDP 、

Deflator

h，t

GDP 分别为第t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Deflator

k，t

ln +1

坦的GDP 平减指数，以 （EXCHANGE ）形

h，t式进入模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三）计量结果

F检验、LSDV法和豪斯曼（Hausman）检运用

验对模型类别进行识别[29] ，检验结果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据其做进一步分析。

5中第（1）至第（3）列显示了中对哈出口三表元边际的因素决定，可见各因素对三元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经济规模（GDP）仅对中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

1%，中对哈出口产品广度将会的经济规模每增加

0.436%，中国GDP

提高 的相对提高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进步，就会促使生产产品种类得到一定程度创新，同时产生超额供给用于出口，从而对哈出口产品的种类增加。贸易成本（ FREE ）对数量边际有显著正影响（0.755），对价格边际有显著负影响（-1.541），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越高，即相对固定贸易成本越小，进行贸易的阻力就越小，那么

5

表 中俄两国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因素决定

中对哈出口的数量就越大，而同时由于贸易成本小和市场开放带来竞争激烈，对哈出口价格就越低。进一步比较系数大小，贸易成本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更强，即相较出口数量，中对哈产品出口价格对贸易成本更敏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负影响，系数达到-0.039，但对出口产品数量和价格的影响不显著。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主要在能源、电信、农副产品加工、皮革加工等行业，这些外商进入哈市场增加了竞争压力，哈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减少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广度依赖。双边汇率（EXCHANGE）对广延边际和数量边际均有显著正影响，但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人民币相对哈萨克斯坦坚戈实际汇率的增加，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坚戈相对人民币升值时中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数量均增加，但并不会带来价格提升。所以，经济规模和双边汇率会促进中对哈广延边际，外商直接投资会降低广延边际；贸易成本和双边汇率会促进中对哈数量边际，但会降低价格边际，促使中国通过“高量低价”或“低量高价”的出口方式获利。

5俄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作用如表第（4）至第（6）列所示，经济规模（GDP）、贸易成本（FREE）仅对俄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负影响，俄对哈出口产品种类一直基本覆盖了哈进口产品的所有类别，广延边际受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影响有限，更多受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影响。当俄罗斯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规模下降时，即哈萨克斯坦相对经济规模较高时，国内消费能力增强，对多样性产品的进口需求提高，从而促使俄对哈出口种类增多。俄罗斯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越低，即哈市场越开放，俄多样性产品进入哈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对广延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均为正且显著，对数量边际为显著负影响。俄外商或外资企业进入哈市场，会带来新的产品，增加出口产品广度。同时，通过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出口结构，出口价格水平也相应提升。但最终贸易促进效应不敌替代效应，出口数量有所减少。从系数值大小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最明显，对广延边际的影响最小。

进一步比较中俄两国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各因素是否作用和作用方向的差异较大。经济规模（GDP）均对广延边际产生显著影响，但方向不同。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的提升将增加中对哈出口广度，而哈萨克斯坦相对俄罗斯经济规模的提升将增加俄对哈出口广度，并且经济规模对中国出口广延边际的影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贸易成本（FREE）同时对中对哈出口数量边际产生正影响、对价格边际产生负影响，仅对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产生负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小。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俄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均有显著影响，俄对哈直接投资增加将促进俄对哈出口“增类提价减量”，但仅对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有负影响，并且作用程度强于对俄罗斯的影响。双边汇率（EXCHANGE）仅对中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数据获取原因研究年份有限，且研究关注为中（俄）对哈的双边贸易，个体样

16

本仅为 个产品部门，使得所用面板数据样本量较小（288）。同时，虽然相较混合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使用的固定效应模型稳健性最高，但显著性最差。导致回归显著性受到一定影响，个别因素如生产效率的影响尚未验证，有待后续开展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与启示

UN Comtrade 2001—2018本文基于 数据库 年HS-6

位贸易数据，测算比较了中俄两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并探寻了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而第一，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一直接近于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虽然明显提升，但出口产品多样性水平仍低于俄。经济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汇率影响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受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对中俄广延边际的影响方向不同，且对中国广延边际的影响大于俄罗斯。

第二，中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虽下降，但仍远高于我国水平。中俄对哈出口产品价格边际基本趋同，低于哈从世界进口均价，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综合数量和价格边际变化，中对哈出口呈现“量增价减”的整体特征，出口产品质量未明显提升。但中对哈高技

术型产品表现为“量价齐增”的出口质量优势，且价格领先优势最明显，同时中对哈机械电子类、金属及制品类的典型部门产品出口质量也提升，而俄对哈产品出口均未表现出质量提升。影响中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因素不同，贸易成本（FREE）和双边汇率（EXCHANGE）显著影响中对哈出口，俄对哈出口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方向不同，且对前者影响强度大于后者。

第三，中俄对哈出口贸易波动均表现为数量主导型，划分时间阶段分析也验证数量边际是中俄对哈出口贸易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且多阶段量价反向变动，但中对哈出口的价格边际作用有所提升。基于以上结论，2001

年以来，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表现为“数量主导型”，同时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出口价格有所下滑。但与俄罗斯相比，我国对哈出口广度和出口数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不仅需要出口产品数量增长，而且应该丰富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下，可通过推进我国相对经济自由度提升、减少贸易固定成本、人民币相对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来实现。其中，人民币适度贬值能够带来双重效果。值得关注的是，2013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以来，由于出口数量边际下降，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微幅下滑，而俄市场份额继续微幅提升。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迅速恢复对哈出口数量，扩大出口在哈市场份额成为当务之急。利用提高我国经济自由度和适度人民币贬值使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数量边际提升的同时，会造成出口价格边际更

2015

大幅度下降。自 年始，我国就提出要大力推动外贸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经贸强国。通过“高量低价”方式扩大我国在哈市场份额，并不符合贸易高质量发展目标，所以在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价格低于其进口平均价格现状下，应探寻如何实现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量价齐增”的质量提升。这需要灵活运用经济自由度、双边汇率等工具，同时应注重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加强数量边际大且增速快和价格优势明显且保持增长的高技术型产品出口，深化价格边际提升且附加值较高的机械电子类等典型优势产品出口。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价格边际的提升也将会超越俄罗斯对哈出口水平，促使相对俄罗斯出口的价格优势形成。注释： ①中亚指亚洲中部地区，狭义上的中亚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五国。②该方法采用的权重为每种产品在全世界向目的国

j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而非在出口国h出口中所占份额，这样避免了出现由h国的出口份额单方面决定某种出口产品的权重，缺点是可能存在h国极少量的出口集中在目的国大量进口的类别，而导致多样性被高估[12]。

③为了计算

h国对j国出口的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我们实际上需要采用j国的进口数据。

④根据拉尔（Lall）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进行分

SITCRev2类，该分类标准是建立在 三分位数据基础之上

HS92

的，而本文所用数据是 六分位数据，因此先按照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BACI

数据提供的产品代HS92 SITCRev2

码转变标准 六分位数据为 三分位数据，再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分类。

⑤Hummels Klenow

和 认为质量提升表现为价格因素和数量因素的同时扩张。⑥主要包括动物、蔬菜、食品、矿产、石油、化学制品、塑料或橡胶、生皮、木制品、纺织服装、鞋、石头和玻璃、金属制品、机电、交通、杂项。⑦该分值为涵盖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

9个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知识产权和腐败等方面的总体得分，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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