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与政策选择
——关于现代流通体系理论探索的新框架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0.11.002引用格式：王先庆.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与政策选择[J].中国流通经济，2020（11）：18-32.
王先庆
510320） （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广东广州摘 要：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是促使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商流、物流以及资金、信息等的循环畅通和高效、安全、稳定流动，这也是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和目标任务。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且以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流通系统，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体验化、定制化、品牌化、连锁化、去中间化、移动支付、快递配送、商流与物流分离等趋势和方向，与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相匹配，高速发展的网络购物、在线支付、快递配送、跨境电商等是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化流通问题基本解决基础上，全面提升现代流通的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和商品定价权，畅通经济循环，提高发展质量。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构建与强大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全球流通渠道体系，运用超大市场容量、超强制造能力、超宽产业纵深、超多市场主体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全球流通渠道控制的“总龙头”和“总开关”功能；构建与中国国力和实力相匹配的“战略流通”组织结构体系，培育具有全球流通运作能力和竞争力的综合性现代流通组织；构建与“战略流通”相适应的全球流通战略支撑体系，为我国企业提供足够丰富、准确和及时的商贸流通信息，先进的技术保障，广阔的流通基础设施布局，以及权威有力的法律保障；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多层次贸易流通方式体系，跳出传统“产品层次”思维，将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并将这种优势化为流通渠道优势和商品定价优势；构建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流通价值体系，以“反向定制”为核心助推“新制造”转型，赋能自主品牌崛起。关键词：现代流通体系；战略流通；流通能力；渠道控制权；商品定价权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20）11-0018-15一、问题的提出与背景
流通是连接国民经济各环节、各领域以及各链条的桥梁和纽带，是决定经济运行效率与发展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流通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体系、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反映，更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力量。因此，现代流通体系的构建和结构优化过程，既是现代流通业发育成长的结果，也是流通体系系统功能演化升级的主要体现。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流通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并不一致。在相当长时期内，尤其是生产能
收稿日期：2020-10-16
2020年重大课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HNKT2020Z03）
基金项目：华南商业智库作者简介：王先庆（1964—），男，湖南省石门县人，广东财经大学商贸研究院院长，教授，商务部经贸政府咨询委员会专家，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广东省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品流通、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现代物流、电子商务。
力不足以及资本、技术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流通过程仅仅是生产过程的延伸，在国民经济循环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在国家决策层面上很难上升到战略高度。流通体系功能及战略地位的演变存在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流通体系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这个临界点在哪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其流通能力，流通能力的滞后导致工业化进程形成的产能过剩以及库存积压严重，导致经济循环过程不仅效能降低，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局部中断或出现严重波动、不稳定问题时，通过流通体系的构建全面提升流通能力，补大、做强流通短板就必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显然，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及经济发展正好进入到必须通过流通体系重构来突破的重要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必须由“流通革命”来延续和巩固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现阶段国家明确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当作“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的根本原因。通常情况下，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国民经济循环及运行的高效畅通和安全稳定始终是最高战略目标。国民经济循环及运行的非正常中断或诸多不可控现象的出现，可能意味着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即将来临。因此，当经济循环遇到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剧烈干扰而产生较大波动时，如何及时弱化、化解或跳出“干扰源”的冲击，寻求新的支点和着力点，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的重新畅通，就成为国家或地区顶层战略调整和重新设计的必然选择。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国际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相对畅通的外部经济循环开始出现越来
2020越多的外部堵点、断点和弱点。而 年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相对稳定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内外多重压力叠加作用下，不仅经济循环过程中原本正常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局部出现断流现象，而且某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等也出现断链困境。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以应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环
2020 9月9境和条件的系统性深层次变化。在 年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1]。从短期看，这是基于“六稳”“六保” ②的现实需要；从长期看，这是国家战略转型的顶层设计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意味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任务”的高度，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实中到底有哪些流通体系问题属于战略性问题，如何才能真正从国家战略层面使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与国民经济循环特别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系统性地无缝对接，到底有哪些因素和问题阻碍了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面对众多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如何选择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以及尽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等。无论从理论研究层面还是政策实践层面，这些问题都有必要重新梳理并给予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还需要就相关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探讨作为“重要战略任务”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以及与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战略匹配性和促进策略。
二、前提假设、研究视角和重要概念辨析
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涉及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的多领域，包括从生产到消费的多环节以及从百货、超市到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多种行业和业态，尤其是还关涉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外卖配送、时尚定制等新业态新模式，这些问题和现象在讨论时常常由于概念模糊、逻辑起点和框架的不一致而出现“死结”，甚至出现不少交叉循环论证的现象。
（一）系列前提假设为避免讨论问题过多、主线不清或结论过于分散等问题，这里先对一些重要前提条件或假设给予解释或限定。
1.假定现代流通体系的构成及系统边界的范围是相对清晰明确的。这里的流通不只是狭义的商品流通，还包括资本、技术、信息、人力、资产等各种要素和服务的流通，涵盖批发、采购、分销、电
商、零售、贸易、物流、餐饮、会展、住宿、租赁、商务等行业，涉及采购、分销、零售、服务等环节。尽管越来越多的服务领域，尤其是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知识、医疗等的商业性部分开始卷入流通体系中，如运动场、电影院、博物馆、婚庆馆、美容店等进入购物中心，但这里不纳入讨论范围。
2.假定流通体系的功能是基本稳定的。主要包括实现销售、发现需求、保障供应、促进消费、配置资源、引导生产、形成价格、实现价值、繁荣经济、商品集散、打造品牌、新品发布、便利生活等十三项功能，它们共同构成流通体系或流通产业的功能体系，但这些功能是否显著，如何发挥，发挥的水平和效应程度如何，功能组合的比重如何，功能实现的机制如何，则取决于流通产业的发育成长水平、流通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因此，本文不讨论流通体系应该具有什么功能，表现形式如何，作用机制如何等。
3.假定流通体系的理想和正常状态是清晰明确的。本文对发达完善的现代流通体系的定义、形成机制、判断标准以及相关政策解释等问题不展开讨论，只在后面的概念介绍中给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同时，假定我国现行流通体系的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在认识判断上是相对一致的。因此，本文对现行流通体系不完善和相对落后的表现、原因以及转型升级为现代流通体系等问题也不展开讨论。
4.假定在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第一主体是政府部门，而不是基于市场主体——流通企业。政府部门通过战略规划、战略布局、战略投资以及政策安排、行动计划等举措，落实和实施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任务，流通企业及其他主体只是体系建设的参与者而参与其中。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流通领域的公益性与私人性、政府决策及传导实施的有效性等问题这里不讨论。
5.假定政府部门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认识是普遍统一的，而且重视程度是一致的，不存在人为阻碍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决策环境。受传统流通思维和生产观念影响，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决策，尤其是产业规划、科技政策、投资政策、财税政策、法律以及统计、学科设置、社科研究等，都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来展开的，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重生产、轻流通”倾向，在城市规划、政绩考核、招商引资等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的压制流通网络布局的缺陷，但本文不讨论与此相关的话题。同时也相信各级政府部门在新形势下会重新研究和制定更合适的流通体系建设规划与相关政策，逐步修正关于流通问题的各种偏见和误区。
6.假定各界对现代流通的基本特点、主要标准和变化趋势的认识是清晰一致的。现代流通体系一定是建立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智能终端、5G
等新技术基础上的，但本文对哪些流通环节或领域可以运用新技术，有哪些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新技术，它们的应用方式、场景、范围如何，可行性与可能性如何，收益或风险如何等问题都不展开讨论。
7.假定现代流通体系已经充分注意到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融合以及内外贸一体化趋势，假定中国国内流通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流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高度融入全球流通体系。本文不讨论国内流通与国际流通体系的关系，它们之间如何融合，意义何在。本文在讨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时，直接涉及国内流通体系与全球流通体系的对接问题。
以上七项假定，虽然涉及多年来流通领域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也涉及本文主题讨论中的诸多关键问题，但如果在分析过程中与其他研究成果存在分歧或矛盾，无疑要回归到这些限定条件或解释中来。
（二）几组重要概念的辨析为找准问题的关键点，把握研究问题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构建相对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这里对几组概念进行辨析。
1.经济循环与商贸流通。从字面意义看，循环与流通是一组近义词，都是指某一内容对象借助相应的渠道、平台或载体在一定力量推动下以一定的方式和速度从起点向终点的流动。它们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流动的延续性和可持续性；后者强调流动的方式和过程，电流、水流、物流都是如此。经济循环是指要素、资源、商品和服务在满足与实现相应功能需要的前提下，从起点回到终点后能够继续开始新一轮流动，周而复始，且从中不断获得收益和增长。经济循环按照流动范围，可分为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和区域循环，即巨循环、
大循环和小循环。此外，按照不同环节或主体还可以对经济循环进行更细的分类。商贸流通则是指商品、服务或要素受利益主体的价值实现动机驱动，借助不同渠道或媒介形成的商流、物流以及相应的资金流、信息流，最终根据不同的功能设计，从出发点到达终点的过程。
一般而言，经济循环属于宏观经济运行范畴，而商贸流通则属于产业经济或微观经济范畴，但商贸流通有自身的特殊性，即当涉及商贸流通体系、流通格局、国际市场以及区域经济体系时，商贸流通就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正是在这个层面，国民经济循环与流通体系建设形成了交叉点。因此，在探讨流通体系建设时，不宜涉及太多的微观细节，如单一商品的包装、展示、分销以及直播电商等具体业态形式。
从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运行体系看，流通体系是整个经济循环的基础支撑点。经济循环的畅通与否和质量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流通体系的完善程度与运行效率。完善高效的流通体系能产生功能强大的流通能力，保障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及产业、资本、资源、消费的正常运行，在此基础上可获得更多的贸易主导权、商品定价权等，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旧发展格局。在现代市场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都必然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只是因发展方式、水平和模式等差异，不同的双循环格局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市场落后以及短缺时代的内循环为主阶段
2001 WTO （改革开放初期至 年加入 前）。二是外向
WTO 2012型的外循环为主阶段（加入 后至 年）。这两个阶段可列入旧发展格局类型，其共同点是改革开放早期市场经济处于初中级阶段，为推进工业化和实现原始积累以及适应大规模对外“招商引资”的需要，循环的主要推动力是外资外企和国外市场。
双循环格局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是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尽管新发展格局的概念最近才提
2013
出，但实际上在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就已经萌芽，只不过当时的概念还不够清晰，形态还不够明显。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明确化和清晰化，相应的内容和形
式随之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以内促外”，力争在更高水平的开放环境下形成更高层次的循环运行格局。
3.现代流通体系与传统流通体系。体系实质上就是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牵涉到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动能、硬件、软件、平台等问题。流通体系主要是由不同的业态、品类、节点、链条以及不同的流通方式、流通组织、流通载体、流通技术等构成的一个系统整体。
现代流通体系是相对于传统流通体系而言的。流通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进化过程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城市发展、人口规模、科技进步、地理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当前，区分现代流通体系与传统流通体系的决定性因素是新技术的应用。其他因素要么以外部环境存在，要么作为因变量而产生影响。
一般而言，传统流通体系主要是指以传统的现金、现货、现场“三现”交易方式为主并主要由传统百货、传统专业市场、传统物流等业态构成的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则是指当前条件下由现代物流、电子商务、连锁经营、数字商贸、在线支付、个性定制、网络直播、智慧供应链等新业态、新模式构成的新型流通体系[2]。而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速发展的网络购物、在线支付、快递配送、跨境电商等成为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且以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流通系统，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体验化、定制化、品牌化、连锁化、去中间化、移动支付、快递配送、商流与物流分离等趋势和方向，并与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相匹配。现代流通体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支撑点。在消费、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现代流通体系使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畅通，使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有效地链接，使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货、场以及各类平台更合理地匹配。
反之，传统流通体系主要是指那种依托纯粹的线下实体门店、“三现”交易方式（现场、现金、现货）、传统业态为主要体现，以手工操作或经验为主要经营方式，极少应用新技术，数字化、连锁化水平非常低的流通系统。实际上，目前中国仍然
以传统流通体系为主，大量的个体商户“小、散、差”，大量传统商贸企业转型缓慢。初步估计，我国目前三分之二的流通企业或流通业态仍然处于传统流通体系的辐射影响下。（三）不同的研究视角、理念观点及思考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围绕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将现代流通体系当作“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两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视角及相关观点。一是从市场视角（以王微等为代表）强调现代流通体系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骨架与市场接口功能，通过不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等，健全市场体系，补齐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短板 [3] ；二是从要素视角（以张为付等 [4]为代表）强调现代流通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需要从企业、硬件、市场等要素建设统筹推进，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三是从产业视角（以丁俊发 [5]等为代表）基于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关系重视流通引导生产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彻底摆脱“重生产、轻流通”传统观念的影响，找准堵点和短板，促进流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三种视角都是从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循环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相关的重点难点问题，从现代流通方式、现代流通技术、现代流通设施以及现代流通主体等方向提出具体对策建议，相关观念都有深度且权威中肯，能够及时引导各界关注和重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意义，却也留下了一系列未解的难题，即为什么国家在现阶段才从战略层面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当作“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以及形成新发展格局来说，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中的战略价值和需求何在，目前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或具体措施是否具有这种战略高度，能否实现和满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战略需求。或者说，是否将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与一系列细节性、局部性、短期性的常规战术问题混杂在一起，是否可能忽略了某些最能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战略性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实际上，关于商贸流通的战略地位以及是否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问题，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提出过不少观点和主张，强调流通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战略性产业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6] ，但为什么直到现阶段，各级政府部门一直没有将流通体系及流通产业列入真正的战略规划或产业布局中。从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困境中，不难看出流通产业及流通体系能否从理论上的战略产业转换为政策实践中的行动安排，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转换点，即工业化进程是否已经到了流通业必须站出来充当产业发展“导航仪”和“连接器”的程度。不少理论研究者在提出对策建议时，恰恰忽略了时机、条件和发展阶段的约束这一关键点。这就是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意义。
这就牵涉到一个如何更精准界定现代流通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尤其是有必要从理论上反思目前流通理论体系是否已经具备了满足描述和解释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如何建设的分析框架和决策依据。或者说，在当前条件下，现代的流通理论研究是否已经为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足够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分析路径。客观地说，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通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概念系统和逻辑框架，暂时还不足以支撑有关现代流通如何促进经济循环高质高效和有序畅通的政策解释与实践指导，必须拿出批判、反思和创新的勇气，在加强政策解释和研究的同时，及时推进现代流通理论体系的创新性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本文的逻辑分析框架下，不适合把所有流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放在一起讨论。不难发现，有些平常关注的流通问题可能并不具有战略意义。无论是与流通速度和效率相关的设施、工具和技术问题，还是与完善流通渠道和体系相关的网点布局、商圈建设、业态创新、冷链配送、社区商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甚至包括打造一批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或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大型政策安排，但相对于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言，仍然可能只是一些常规细节性或战术意义的流通产业活动，它们与本文所涉及的“战略流通”并不在一个逻辑框架和体系下。③
三、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及着力点选择
在大多数情形下，研究现代流通体系的目的
和讨论重心都应是如何提升流通效率和增强流通系统功能等。但本文重点讨论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速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那么，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如何选择着力点，依据何在，战略重心和方向如何确定呢？
（一）工业化进程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主要功能和战略使命
中国之所以在现阶段提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提出了对现代流通体系的战略需求，并赋予了现代
1流通业真正的战略使命。图 显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时期流通体系的功能变化，反映了流通体系的战略功能和使命是动态演变的。
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是在商品、资本和技术严重短缺以及工业发展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开始的。为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大力引进资本和技术，顺应世界产业转移趋势而主动承接其他国家的产业溢出和转移。在此背景下，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普遍采取“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等加工贸易方式大力兴办各类工业区、开发区以及科技园区，实际上就是大建工厂、引进生产线、不断提升工业规模，加速推进工业革命，以尽快完成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各地普遍让渡或忽略了流通环节。进一步说，各地只负责发展生产，至于流通，尽管存在很多问题，如商品定价权缺失、自主品牌偏少、处于价值链末端等，但基本上都不太重视。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兴建了数十万个不同类型的专业市场、大卖场以及仓储物流中心、会展中心，实际上都是因巨大的工业产能形成的“大批量”带来的大流通方式的表现，服务于生产制造快速扩张所需要的原辅材料、半成品以及产成品的流通需要。现代流通体系第一次从战略功能方面实施的
2008
大转型发生在 年前后。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的巨大生产能力需要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来消化，否则生产过程有可能因为“消费不足”而局部中断。但恰恰此时爆发了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大量受阻，不得不在国内市场寻找“替补”，于是出于扩大内需和促进国内消费的需要，全国范围内出台了若干相应的以引导扩大消费为导向1
图 流通体系功能与工业化进程的关系的流通改革政策措施，为拓展消费赋能，战略目标就是为使消费“接棒”出口而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能，助力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以及转型升级。这一战略持续实施的结果是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尤其是电子商务、社区商业、旅游、餐饮等消费性服务业进入最佳繁荣期。
2013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战略转折点出现在 年2015 1中的数据变化表明，2013
至 年间。表 年中
GDP比例（46.9%）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国第三产业（43.7%），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随后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
年更是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即第三产GDP 50%，即50.5%。这个数字具有标业 占比超过志性意义，不仅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后期，而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服务化进程进入加速成长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以现代供应链方式对整个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各环节开始梳理，大力发展各类流通平台，实施“互联网+流通”策略，通过发展跨境电商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方式，重
新连接生产消费两个环节、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线上线下两个渠道，进而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和流通体系。目前，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中。
深度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国家战略重心和产业政策导向的变化脉络，还可以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与工业化进程以及流通体系战略功能的变化有着“同频共振”的关系。在工业化即改革开放初期，战略重心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搞活流通”，配合工业生产快速扩张的需要；在工业化中期，则主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以继续解决工业生产能力扩大后产品销售“不足”的问题；在工业化后期，在国内生产、消费潜能都基本得到释放且网点布局、流通规模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如何提升流通能力去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就成为新的流通战略的使命。
这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和循环运行过程中，生产能力与流通能力始终存在着一个动态匹配性问题。一旦流通能力不足或小于生产能力，必然会导致再生产过程或经济循环不同程度受阻或中断。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始终都发挥着相应的功能和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和使命担当体现出来罢了。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流通体系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淹没在工业化浪潮和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推手”。在促进生产、扩大消费过程中，流通体系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商业网点布局的不断丰富和优化来扩大流通规模，满足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化需要，使商品流通能力与生产制造能力保持一个相对动态的平衡
2）。
（参见表总之，从工业化进程视角可以发现，中国流通
2016
体系建设自 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要承担和完成更高层次的战略使命，即跳出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服务功能导向，不再满足于各类服务网点的布局和规模数量的匹配，而是要发展各种综合型高水平流通组织平台。一方面，以线上线下融合、反向定制等方式，增强大数据服务、供应链赋能等功能，引导和服务生产流程的升级；另一方面，以丰富场景、配送到家等方式，不断挖掘消费新热点。同时，以海外连锁、海外仓等方式，连通国内国际市场，提升中国流通“走出去”以及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现代经济体系，构建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新型流通体系，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助力。（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与战略任务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流通体系的巨大贡献就是保障了中国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中国能够建立
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
起涵盖 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并成为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流通体系功不可没。然而，如何使这种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转化为强大的市场权力和定价能力，或者说，如何用强大的流通能力来保障生产制造能力的发挥、循环运行的畅通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是现阶段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解决的战略使命及任务，同时也是战略设计的方向和路径依赖。
进一步说，现阶段流通体系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不再是如何保障生产规模、扩大消费规模的规模性流通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提升流通能力和
水平来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问题，这也是我国流通体系长期未能解决的“隐患”、薄弱环节、“瓶颈”和短板。相关的问题包括中国商品和服务为何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为什么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实际上只有极少部分商品是由中国流通企业卖出的，为什么全球奢侈品企业普遍对中国市场及消费者采取高定价策略，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一家类似于沃尔玛的全球性流通企业，为什么中国大宗原材料（石油、铁矿石、木材等）的进口价格一直受制于人。中国制造和贸易在全球拥有巨大规模却未能获取相匹配的收益回报。
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制造”“中国消费”与“中国流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的严重不匹配，规模大但权力小。从理论上讲，在国际市场供给和需求方面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应该成为全球价格的制定者之一，并据此获取足够的规模收益。遗憾的是，中国如此巨大的制造能力和贸易规模并没有带来相匹配的定价权以及主导权。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为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地位，出于霸权主义考虑以及美国优先战略需要，开始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进行遏制。他们依靠政治、法律、规则、“退群”等多重手段，以“断供”“封锁”等极端方式与中国打贸易战、信息战、科技战、人才战、外交战等，在全球范围内扰乱和破坏中国的国际流通体系，进而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循环带来严重安全威胁 [7]。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怪象”以及尴尬的局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全球流通体系中的权力缺失。除稀土、工程设备等极少数战略性资源流通领域外，在其他主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重点资源领域的商品流通渠道中我国几乎都没有控制权和主导权，无论是芯片、发动机等高科技产品，还是铁矿石、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甚至包括服装、家具等日用工业品，中国都缺少完整的流通体系和链条，在国际商流、物流、信息流以及全球供应链、商务服务等方面严重依赖于欧美的
2017
流通体系。在 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之后，这些问题更为凸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流通渠道末端“切断”、芯片“断供”，以及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的涨价，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中国在国际流通领域中的权力弱小及缺失问题。
流通权力弱小或缺失的深层根源是流通能力问题。从现状看，目前中国的流通体系仅解决了流通领域的数量和规模问题，却没有解决能力水平问题，除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极少数新兴互联网流通企业有一定的流通组织能力外，90%以上的流通企业都是分散的中小商户，大多数专业市场、物流园区、会展中心都是商业地产主导和物业服务型，大多数物流企业都是仓储运输型，真正具有自营采购、自主渠道、自有品牌、自有平台、供应基地的现代流通企业十分稀少，更缺少那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型全球流通组织。中国流通体系的流通能力弱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流通业自身的发育成长问题未被足够重视，受传统“产值至上”等导向影响，流通业整体发育水平比较低，功能不够强大；二是中国流通企业的经验不足，中国经济虽已深度融入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对全球供应链和流通体系形成十分紧密的相互依赖，但本土流通企业仍处于学习和适应阶段，还未掌握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权力优势的本领，缺少控制国际流通渠道的经验和能力。
因此，如何通过流通体系重构全面提升现代流通的能力和权力，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采购、分销、定价、品牌、服务等能力，破除流通能力与权力的“流失”和“缺失”困境，是当前新发展格局下流通体系建设最基本的战略重点和着力点。其中，能力是保障，权力是结果。只有具有了强大的流通能力，才能获取和实现相应的权力。这些能力和权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和商品定价权。这四种权力是逐层递进的关联关系，渠道控制权是核心和关键（参
3）。五百多年全球流通发展的经验表明，只见表有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内国际渠道体系，才能获取相应的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商品定价权等权力。实际上，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战争和冲突，都源于流通渠道的竞争和冲突。
四、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主要路径与政策选择
既然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
重点强调的是流通能力的提升和权力的获取，那么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主要路径就应跳出传统的流通发展和政策设计路径，从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和商品定价权四方面入手，通过渠道设计、流通组织、流通方式、流通设施等路径去实现战略目标和任务。
（一）构建与强大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全球流通渠道体系
中国空前强大且成长空间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是由四亿多中产收入人群形成的消费力以及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形成的生产力等多因素形成的，是中国四十多年持续改革开放和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产生的巨大成果，它不仅决定了世界经济在相当长时期的主要推动力量和支撑力量，而且是吸引全球投资和赋能其他国家的核心动能，更是中国参与全球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优势来源。
中国的市场优势可以从多维度说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看，即从国际市场供给和出口角度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是真正的全球制造业中心。2018
年中国贡献了全球35%。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消费、制造业总产出的
2019生产和进出口依存度不断提升。麦肯锡 年发布《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分析了186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发现 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原产地是中国。世界各国在电子、机械设备、纺织服装、家具建材等领域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例如，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
40%，家具出口的26%
口的 [ 8 ]。另一方面，从“中国消费”和“中国采购”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看，无论是原材料、半成品或大宗商品④，还是大豆、水果、海产品等农产品，中国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进口国。据统计，2018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2%，中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铁矿石对外
89%
依存度更是高达 ，同时，在汽车、酒类、奢侈品、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市
30%以上。如此巨大的全场，占全球消费总额的球市场供给能力和消费能力，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某些国家日常生活能否正常运行。
如此巨大的全球市场供给量、采购量和消费量，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许多国家的“衣食父母”，但遗憾的是，这种数量规模优势、潜在的议价能力和市场影响力却未能转化成现实中的谈判优势、定价权力和贸易主导权。例如，澳大利亚等国的铁
80%以上依赖中国市场的需求，却反矿石、棉花等过来“居高临下”摆出强势姿态；美国芯片等高科技产品也是如此。这种反差极大的现象应该是目前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流通体系治理面临的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难题。
导致这种现象或者“旧格局”形成的原因很多。首先，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流通体系治
理与建设的时间较短，缺少全球流通经验，缺少商贸人才，缺少法律支持，主体过于分散等。其次，从更深层次的根源上看，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中国一直缺少与这种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现代流通组织体系，缺少有效的高水平系统组织，缺少参与全球流通体系治理和运作的主体，更谈不上如何提升相应的能力，无法及时有效地将这种市场数量规模优势、产业链优势、生产能力优势凝聚为包括商品定价权在内的流通渠道权力优势，甚至在全球贸易谈判、市场规则制定等领域被无形中忽略而“过滤”掉，或者是放弃、转让以及流失⑤。最后，是中国地方政府或企业对全球贸易流通领域的各种战略手段或方式方法缺少认知。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们乃至少数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中国制造和贸易崛起时，都是从战略上进行防范，随时准备应对，特别是中国企业一旦在全球市场上有“战略行动”时马上就会有各种相应的战略阻击。例如，当中国企业在南亚和东南亚深度进入时，就会受到来自印度、日本等国家企业的阻击；中国电商、物流和供应链企业进入欧美市场时，就会被美国企业盯上；中国高铁“走出去”除受日本企业的牵制外，还受欧美航空企业的抵制。但对于这些欧美国家习以为常的做法，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都不太了解。
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必须运用超大市场容量、超强制造能力、超宽产业纵深、超多市场主体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全球流通渠道控制的“总龙头”和“总开关”功能。一方面，从战略上改变流通权力获取中的“被动应对、服从或接受”的局面，转为构建提前布局甚至主动出击或反击的全球流通体系新格局；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和稳固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提升和增强中国经济应对各类国际市场竞争与贸易摩擦的能力以及韧性、耐性。这就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底气。
（二）构建与中国国力和实力相匹配的“战略流通”组织结构体系
所谓“战略流通” ⑥ ，是指能够在国内外流通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具有全球流通运作能力和竞争力的综合性现代流通组织。这类流通组织拥有覆盖全球并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流通网络体系，一般都有自己的实体、平台、金融、技术等全产业
链体系，在全球市场和流通体系有着自身的原创设计、特色资源、核心能力、技术标准、超大规模以及话语权。目前，国内这类流通组织太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平台为核心的综合性流通企业，以阿里巴巴及关联企业为代表。阿里巴巴目前基
200
本形成了在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配
1 000送、支付、交易以及服务体系，为国内近 万中小企业提供流通平台服务和赋能，覆盖电子商务、
100供应链、云平台、智慧物流、智能工厂等近 个产业领域；另一类是以技术为核心的服务型制造企业，以华为为代表。华为在全球产业布局、市场体系、技术研发等方面都建立了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是典型的现代流通导向型高科技企业。此外，中国华润、中粮集团等也属于这类战略性流通企业，而京东、顺丰、中石化等企业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总体而言，中国现有流通体系中各类组织主体的流通能力普遍弱小，是只能完成战术或战斗性任务的中小型流通组织主体，缺少能够执行战略任务并代表国家流通战略力量在全球市场上纵横驰骋的超大型流通龙头企业。国内一些大型流通企业或综合型企业，如苏宁、拼多多、海尔、美的、上海汽车、中国石油等，虽然具有一定的流通规模或交易额，也有自身的渠道体系，但总体来说它们仍没有充分有效地将规模优势转化为渠道权力，也没有成长为真正的战略性流通企业。
流通组织力量弱以及缺少流通能力的后果，就是缺少流通权力，尤其是商品定价权等基本权力，从而导致企业实际收益水平和业务发展质量水平不高。例如，日本松下电器在中国的市场销售数量与份额远不及海尔和美的，但其营业收入却是美的和海尔两家企业的总和，原因就是日本制造企业的流通能力普遍强大。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但汽车流通及供应链的主导权却被日、德企业控制。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所谓的国内知名“技术型”生产企业由于缺少自身的流通体系和流通能力，虽然能盛极一时，却缺少持久生命力，沈阳机床的破产以及长虹、美菱等家电企业的衰落根源就在于此，这类企业在技术和生产方面能力并不弱，但在流通和市场方面的能力却很弱⑦，进而导致生存能力和盈利能力不强。“生产强、流通强”，这是新发展格局
最终应实现的目标。
创建现代流通组织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流通组织体系，除数字化、平台化、连锁化、全球化等一般性要求外，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批阿里巴巴式的战略性流通企业活跃在全球流通领域，并形成相对强大的流通组织能力。流通组织能力取决于流通企业在采购分销、品牌打造、市场定价、时尚引领、连锁布局、渠道安全、高效配送等方面的快速响应、动员、调配及协同组合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美国苹果、沃尔玛、麦当劳以及日本丰田、韩国三星等企业均是具有强大流通组织能力的典范，但最值得我国借鉴的模式是日本综合商社式的战略性流通组织体系[9]。
日本综合商社是指日本一些掌控该国大部分进出口贸易流通业务并渗透到上下游产业链、具有强大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的特大型综合商贸流通企业。它们是一种类似日本版本双循环格局下的全球性超大型流通组织，是日本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流通体系竞争的核心战略力量，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取得成功的战略保障力量和支撑力量，是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现代化以及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的“秘密武器”。这些综合商社从属各大财团，如三井、三菱⑧、住友、富士等，它们与财团中的银行、制造企业、其他服务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和产业体系、流通体系建设。我们熟知的丰田、索尼、东芝、三井银行、三井物产等知名企业，其实都属于三井财团，其中三井物产综合商社是整个财团中负责全球流通体
7·11系的企业。中国消费者非常熟悉的 便利店、崇光百货、西武百货及其母公司伊藤洋华堂也属于三井财团企业，与丰田等企业是“亲戚”。丰田旗下还有两家超大型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日本电装和爱信精机，它们和丰田汽车一起，共同构建生态型的产业体系和流通体系。其中，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具有灵魂性地位，充当着整个财团的产业组织者角色，将其触角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入股巴西淡水河谷，与上海宝山钢铁合资，形成从铁矿石开发、海运到钢铁生产、汽车制造的全产业链体系，不仅影响着中国汽车的价格，还影响着中国铁矿石和钢材的价格[10]。这些综合商社不仅自身不断进行全球产地和销地布局，而且还为相关企
业的扩张“保驾护航”，提供流通战略支援[11] ，保障流通渠道的畅通、安全与稳定。
中国各行各业都应该在形成新发展格局过程中认真反思、总结提升，找准突破口，主动参与到“流通革命”中，以资本运作、供应链平台为核心进行整合提升，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经验，整合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媒体、相关企业等资源和力量，构建具有战略价值的全球流通渠道，提高流通能力，从而获得更多更大的流通权力。例如，中国在全球药品流通中几乎缺少话语权，欧美销往中国的药品价格高昂，因为这些药品的定价权都被欧美药企掌控。实际上，中国在原料药生产的上下游多个环节都具有足够强大的谈判能力和影响力，是欧洲、美国、印度等地区的主要供货源，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出口国。导致这种“不对称”流通格局的主要原因，是药品采购、出口渠道、药品分销等流通环节过于分散，缺少有效整合为一的组织性“合力”，潜在优势容易被对方各个击破，再加上缺少科学的流通战略指引和布局，不能将市场潜力转换为流通能力，最终导致渠道控制权和商品定价权都较弱或缺失的情况。因此，必须着眼于组建战略性的中国药品流通“第一集团军”，整合与深入上下游产业链重要环节，协同参加国际药品流通体系建设，进而为流通权力的获取创造有利条件。
（三）构建与“战略流通”相适应的全球流通战略支撑体系
一般的流通体系无需严格意义上的战略支撑体系，凭关系，靠经验，就地取材，灵活调整，这是小商业、小商人以及条件相对较差情况的流通体系下的行动模式。然而，如果流通体系被赋予一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并有明确的战略谋划和布局安排，就必须有相应的战略支撑体系⑨。从中国发展“战略流通”的需求来看，这种“战略支撑”包括四大块，即信息保障、技术保障、设施保障和法律保障。
1.足够丰富、准确和及时的商贸流通信息。这里的信息，就是通常所说的“商业情报”，本质上是基于消费、市场和产业等形成的海量数据或信息，包括国内外市场及相关领域的市场信息、政策法规、标准依据、计划安排、金融投资、交易流程等各类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日本各综合
商社的一个职能就是通过遍布全球的流通终端（如便利店、快递点、展会与合作对象）收集尽可能多的商业信息，为自身和其他关联组织在投资或贸易领域的精准决策提供依据。中国流通领域的信息网络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尚未进行系统布局。一方面，大量的商业交易是在缺少充分信息基础上进行的，不仅在价格、条件、标准、质量等方面比较被动，而且交易过程中的风险不可控；另一方面，对自身重要商贸流通信息缺少保护和保密意识，无论政府官员或新闻媒体，在与外商、外资以及合作对象或交易对手的交流过程中，常常以非正式的方式有意无意间透露重要信息，尤其是在一些重大投资、并购或交易项目还没有正式达成或实施的情况下就可能提前泄露出去。
2.足够先进的技术保障。这方面，中国已经完全可以为全球流通体系提供领先的技术支撑，包括网络购物、移动支付、智慧快递等技术⑩。目前，在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的新一代全球流通体系方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
2020 6国更有能力和条件。据统计，截至 年 月，我
9.4 7.49国网民规模为 亿，网络零售用户规模达亿；2019 226
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超万亿元，微信、支付宝和拉卡拉三大移动支付巨头正在构建覆盖全球的移动支付体系；2020 9
年 月，
600中国的快递物流分发配送的快件已经突破 亿件。这些数据的背后，反映出中国现代流通体系
5G的技术支撑能力足够强大。尤其是随着 通信、卫星导航等新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流通领域的智能化水平将更加领先 ，这也是中国构建基于数字化、定制化、平台化的全球新一代流通体系的主要优势来源。另外，以顺丰为代表的物流和供应链企业在大力开展高铁物流、航空物流、海运物流等新型物流方式的同时，正在开展代采购、代支付、代收款、代维修、代设计等业务，不仅将快递业务延伸到上下游各环节，而且还将商流、物流、资金流、服务流等各领域的数据打通，进而重塑了现代流通体系新格局。目前，这些在中国领先的大型电商、物流、供应链等战略性流通企业，已经开始了全球布局。
3.足够广阔的流通基础设施布局。为打通中国与世界的流通瓶颈，需要在各国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区域建设或拥有一大批物流仓储中心、自由贸易园区、出口加工区、商品展示区等大型流通基础设施。这些流通基础设施是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骨干流通网络的重要战略节点和战略支援中心，包括机场、港口、车站、园区、基地、会展中心、数据中心、供应链总部等。对此，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协会、企业等应进行充分的战略协同，以并购、联盟、合作、新建、共享等多种方式，用五至十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地完善全球流通基础设施体系，将其作为“重要战略任务”的基本指标和核心组成部分。中国这一战略行动的实施必然会受到来自部分西方国家的阻击甚至破坏，但这是中华复兴、中国崛起的重要行动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
4.足够权威有力的法律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从欧美对中国贸易流通领域不断进行的战略性封锁、制裁以及阻击的深刻教训中不难发现，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贸易流通立法体系非常完善和成熟，不仅在事前、事中、事后能够提供遏制中国国际循环畅通的法律依据，而且能够超前预测进行战略设计，从源头或核心环节阻击中国流通领域有关渠道控制权、贸易主导权或商品定价权的获取，并极力丑化中国产品的形象。在这方面，中国国内国际流通领域的立法和法律保障刚起步，目前还没有国内流通法或流通法，在贸易流通领域缺少上位法的法律支持。另外，在贸易规则、标准、指数、平台等方面也十分薄弱，客观上造成片面夸大欧洲标准、国际认证的权威性，贬低中国标准。这与中国的全球流通战略格局不匹配，从而无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执法对等和平衡。
这里涉及两个方向的流通法律体系建设。一是“走出去”的法律保障，包括规则、标准等。近年来，中国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通信、5G
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确保核心技术、关键产品的优势地位及其出口安全就成为流通领域的重要战略性问题。因此，2020 6 28
年 月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强化“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基础上，在“确保管制物项全覆盖”“出口管制清单”“出口许可制度”“管控名单制度”“对等采取措施”以及“引导企业建立出口管制合规内控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就显得非常必要。二是“引进来”的法律保障。这主
要是对国内市场和国内消费者的保护，防范和惩罚那些恶意扰乱国内流通秩序以及侵害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如在国外商品为抢占中国市场而采取的定价、发布以及渠道布局有损中国产业发展时，如何辨别或设置保护网？在华为手机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时，苹果手机却能在中国市场长驱直入，这在法律层面是否应该有所作为？一些外资企业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进入中国农业生产资料、种子、粮油以及生猪养殖等战略流通领域，法律上如何应对？此外，还应完善流通领域的信息安全保护法，防止商业间谍、学术交流、媒体发布等途径的商业泄密。
（四）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多层次贸易流通方式体系
多层次贸易流通方式是指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谈判、合作或交易的基本形式，可以进行多角度分类，但这里主要是指两个层次，一个产品订单层次，二是渠道体系和价值链层次。
在相当长时间里，在与外国政府和企业进行贸易流通谈判时，中国重点关注的往往是贸易额、交易量、采购订单等，如多少架飞机、多少吨粮食、多少吨石油等，以产品订单作为最主要的谈判对象、筹码或工具，这是“产品订单层次”，是“一锤子买卖”式的交易，其特点是能够快速有效地完成短期贸易合作，取得立竿见影般的谈判效果，但对解决贸易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却影响不大，更不能解决中长期战略问题。而且，如果时机不妥或方式运用不当，这种贸易流通方式常会带来其他严重后果。例如，在市场紧张时对某些大宗商品（石油、农产品等）的大规模采购，不仅有可能会在一二年后形成巨大的积压和库存，而且可能面临着价格大幅下降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科学合理的方式是构建整个渠道体系或价值链合作体系，如共建流通渠道体系，深度参与从源头基地（产地）到末端的价值链体系建设。在对外合作谈判和战略设计中，必须跳出传统招商引资的旧思维，防范极端不自信心理所导致的不能真正平等地实现利益最大化，必须将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并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流通渠道优势和商品定价优势，从各个领域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另外一个误区是“以市场换技术”。多年的实
践表明，除极个别的领域或现象外，我国的技术进步基本上不是通过市场换来的。技术是资本进入时的一个组合要素，技术的转让、转移和流动有其自身的规律与法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产业和企业生命力的第一要素是市场，有了市场，科技才有方向，也才能创造价值。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在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误导下，片面追求投资规模、产值、产量等政绩目标，轻视渠道权力的控制和市场价值链的构建，对经济质量和中长期发展都是一种伤害 。这是目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需要解决的战略认识问题。
总之，数百年的全球贸易史表明，最高层次的贸易流通竞争是对渠道权力控制和占有的竞争。在新形势下，在对外经贸谈判和合作过程中，从格局性的战略、战术到细节性的战役、战斗都要重视深层次渠道战略的安排。（五）构建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流通价值体系全球经济正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新时代，现代流通业与生产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在这
4.0种背景下，“中国制造”正在向以工业 为导向的“中国智造”转型升级，“中国流通”正在向以数字商贸为导向的“新零售”“新物流”“新贸易”等转型升级。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下，中国现代流通正加速进行数字化转型，上网、进云、下乡是基本特征，各类流通平台、交易平台、渠道末端、体验园区的数字化变革不可逆转，正深度改变着传统生产制造业，并向制造业的各领域、各环节延伸和渗透。
从战略层次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涉及生产制造领域的重点方向有两个：一是生产流程重构；二是自主品牌崛起。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反向定制”为核心的“新制造”的崛起，这种“新制造”的起点是流通，其动力来源是基于消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或个性消费需求的直接转化。中国已经形成的世界工厂和最完善产业体系优势为各类产业的定制化转型提供了可能，互联网、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供应链服务以及直播带货、时尚创意体系为“反向定制”提供了可能，一大批“流通和生产一体化”的新型企业，如索菲亚、尚品宅配、欧派、衣邦人等通过云平台、在线设计、在线交易、在线服务、线下体验、智能生产等颠覆性流程变革，借助互联
网和大数据、云服务，真正实现了“流通引导生产”，促进了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
自主品牌是涉及流通体系建设的另一个战略性问题，因为品牌的形成、培育与价值实现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中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基本上以加工贸易、贴牌生产为主，许多世界名牌通过全球供应链形成了相对完整而强大的渠道控制权和商品定价权，导致国产品牌被轻视、外国品牌被高估的现象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现代流通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全球战略流通体系的逐步形成，这种现象会彻底扭转。当前提出的“新国货”概念不能仅仅停留在“促进消费”层面，更应该提升到“全球时尚”的高度去推进。同时，在新发展格局下，必须大力促进国内流通龙头企业和流通体系为自主品牌赋能，彻底改变“取洋名“”傍洋牌”以及各种刻意吹捧国外品牌和贬低国内品牌的乱象。
最后，中国流通企业尤其是担负全球流通和供应链功能的战略性流通企业，如何对“中国制造”走出去以及在全球布局提供基础性支撑，也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本文的“新发展格局”均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简称。②“六稳”是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是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③这个概念在后面将有专门论述，这里只是一种逻辑性的引出。④随着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在全球布局，从原材料、中间品到高技术产品等领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提升， 2018 33%。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年已经达到
34%，连续18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 年成为全球能源增长的最主要来源。⑤目前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即对中国在全球流通体系治理和能力偏弱的现象给出的理论解释常常偏离真实的逻辑分析，如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技术落后、处于价值链低端等，这种观点颠倒了因果关系，而且容易误导人们将流通问题转变成生产问题、技术问题，从而脱离根本。⑥“战略流通”的概念，是借用了“战略空军”和“战略导弹”
20”“歼20”“直20”的概念范式。在当前条件下，只有“运
20”才能形成全球巡航和打击能以及即将服役的“轰
20”被称为真正的战略轰炸机，是因为其力。之所以“轰
8 000巡航能力和远程飞行距离超过 公里。同样，战略导弹和战术导弹的主要区别也在于飞行距离。那些战术性
或战斗性常规武器执行的是战术性或战斗性任务。这种思维运用到流通领域，同样可以清晰地区分各自的功能定位。⑦研究表明，流通能力的强弱，不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或产品质量的高低等单一要素水平，而是取决于对流通渠道体系的构建与掌控力度。否则，即使技术水平再高，也有可能缺少市场需求或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市场价值。例如，目前西方国家几大航空发动机巨头，包括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如果没有中国的庞大需求，很可能会面临破产的命运。“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传统小农经济时代的旧观念，在现代市场条件下， “流通导向”必须根植于所有企业的灵魂深处和血脉之中，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和根基。⑧三菱重工、立邦漆、三菱银行、三菱汽车等属同一财团，三菱商事综合商社是负责其全球流通体系的主体企业，在中国正在进行战略布局的大型流通企业永旺集团，是三菱财团旗下的“孙子辈”企业，其使命是连通中国消费者的末端。⑨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全球流通战略支撑力量比较特别。美国为自身主导的全球流通体系治理提供四大战略支撑：美国军队（美军）、美国货币（美元）、美国技术、美国标准。它们相互呼应，共同维持美国全球贸易流通体系运行的稳定和畅通，并掌控着全球市场的话语权和主要贸易渠道（如黄金、石油、粮食等）的控制权。⑩网络购物、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单车被其他国家的网民称赞为“新四大发明”。
是理解流通渠道问题的一个鲜活案例。事实表明，5G作为一个网络，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站、接口、终端去支撑，没有足够多的渠道去连接，那么，即使技术再先进，也不会有多少价值。所以，这一切决胜的关键，最终还是渠道和市场。美国制裁华为，既是从渠道入手，也是从渠道终
5G
结。一旦 市场的分割结束以及渠道网络铺设完毕，这场竞争就自动谢幕。而前期的芯片断供、设备禁用等系列手段只不过是渠道争夺战中的小插曲。所以，任何片面强调技术或产品的决策，最后可能就是输在对流通渠道的错误理解上，孤立的“技术主义”或“产品至上”都是对全球市场经济本质、规律及其演变的误解所导致的。实际上，由于多种原因，从政策到实践，中国在对外合作中普遍都没有充分重视强大国内市场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一些欧美国家想当然地认为可以随意进入或拓展，或者对它们不是问题，“不当一回事”。明明它们应该求着中国，却凭什么动不动就制裁中国？这种“拎不清”的背后反映出两个事实：一是某些欧美政客和企业骄横惯了，“制裁”上瘾了，太强势；二是我们的一些行业和企业过去“求人”求惯了，在渠道控制权和市场话语权的争夺方面太弱势了。可以说，目前我国大多数行业都存在着这样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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