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及价值实现路径彭文英，尉迟晓娟

2021-08-15 - 责任编辑：林英泽

彭文英，尉迟晓娟

10007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市摘要：生态产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研究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价值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立足于生态产品内涵，构

4个一级分类、8个二级分类、24建了包括生态环境产品、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生态空间产品个具体指标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熵值评价法、生态－健康－市场的生态产品价值综合核算法，对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进行评价及价值核算，结合指标体系和计算结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表明：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价值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二者不完全对应；承德、张家口、北京的生

GDP态产品供给能力强，邢台、衡水、廊坊、邯郸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较弱；承德、张家口生态产品价值占的比重极高，北京、天津的占比很低；应建立公共性生态产品政府主导市场支持、经营性生态产品政府支持市场主导、权益性生态产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差异化价值实现路径。应从合理划分生态产品供给类型区域、强化生态产品的市场作用、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快构建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区域合作体系四个方面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并促进价值实现。

关键词：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价值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21）08-0049-12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重要基础，是协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效性机制，是提升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重要措施。生态产品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产品，生态产品供给不仅取决于区域自有的生态要素禀赋，还受到政府、市场和企业等社会主体的影响，生态产品供给类型及其外部正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地区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经济发展差异和生态资源占比的非均衡性成为我国区域异质性的主要表现 [1]。生态产品本质属于公共产品，我国生态产品大多由各级政府运用筹资和投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提供，缺乏有效的市场供给机制[ 2 ]，且由于区域间和不同层级主体成本收益不对称，

收稿日期：2021-07-16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研究”（19ZDA03）作者简介：彭文英（1967—），女，四川省乐山市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生态经济、土地利用及生态文明建设；尉迟晓娟（1994—），女，山东省潍坊市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

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生态经济。

主体间博弈致使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低下[3]。生态资源资本化能有效解决产权主体界定不明确、交易模式不规范、补偿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4]。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差距较大，生态资源空间分布不均[5] ，行政区域分割严重影响了生态建设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6]。因此，基于城市生态资源禀赋及生态系统服务，分析评价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价值，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两山理论”，可为京津冀地区提升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供理论依据，也有利于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

二、文献综述

关于生态产品，最早被定义为生态系统服务，意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各种效用[7]。生态系统服务是被人类利用并从中获益的自然效应，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美学价值和无形服务三类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The Millenni⁃功能 [8] 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中将其界定为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直接效益，并新增了支持功能，国外学者在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中更加强调产品属性 [9]。国内学者关于生态产品内涵理解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将生态产品等同于产生正外部性的生态系统服务，是纯自然系统提供的有形物质产品和无形服务的统称[ 10-11 ]；二是将生态产品分为狭义和广义概念，狭义的生态系统服务等同为生态产品，广义的生态产品除自然系统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外，还包括人类作用下生产的产品，包含人工属性和人类劳动[6 12] ；三是遵循《全国主

，体功能区划》中的生态产品定义，主要指公共产品特性的纯自然系统生产的产品，包括各类自然要素，分为有形和无形生态产品两类[13]。综合来看，生态产品指通过生态系统生产和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以人类消费利用为目的的物品和服务的集合，与农产品和工业品共同构成人类生活必需品 [14]。国内外对于生态产品的理解均强调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作用，国内更加强调在生态保护基础上获取经济收益，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破解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15]。生态产品产自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然产出性和外部性，受

到区域生态要素禀赋的限制，具有空间差异性，同时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16] ；从生产和消费角度看具有价值性[3] ；本质上具有人类收益性、生物生产性、经济稀缺性和保护成效性四类特征 [ 17 ]。结合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生态产品可分为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服务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 [18] ；结合公共物品属性和人类参与度，可分为纯公共物品、私人生态产品或经营性生态产品[ 16 ]。因此，生态产品不是“生态”与“产品”的简单叠加组合，而是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态环境产品，按照产品表现形态可分为自然环境产品、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和生态空间产品四种类型。

关于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其提升问题，国外研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两方面。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指一定时期内区域生态系统生产的服务，人类可通过社会手段保护生态系统提升供给能力[ 19 ] ，公共生态产品供给主要是如何结合市场化机制来提升供给能力[20]。国内学者从各个方面来探讨此问题，从资源禀赋视角看，生态产品供给主体是生态资源富足地区，客体是生态资源匮乏地区，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供给区域平衡 [21] ；从主客体作用视角看，生态产品供给主体包括各级政府，社区和个人等社会主体，供给客体包括消费生态产品的全体民众和企业[22]。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不仅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同时，人类或人类主导下的市场主体等也可通过在自然资本中投入人力和社会资源的方式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23 ]。因此，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要结合自然资源，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对于完全公共性的生态产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17 ] ；对于私人物品特征的生态产品，市场化供给是政府供给的有效补充 [3]。当前，我国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供给相对缺失，将自然生态系统服务赋予货币价值，解决生态环境外部性溢价，由市场作用配置价格并进行产品交易[ 24-25 ]，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理念。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技术基础。国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主要是从各地区的地貌、水分以及环境角度出发估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方法包括市场价值法、能值分析法和当量因子法等[8 26] ；还有学者运用支付意

，

愿法评估水源生态服务价值[ 27 ] ；运用意愿调查法和享乐定价法等核算农业生态服务价值[ 28 ] ；采用旅行成本法核算生态旅游价值[ 29 ] ；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提出了具体化和差异化的价值评估方式，提高了评估的准确性[ 30 ]。国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不断深化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体系，核算生态系统生产价值（Gross Ecosystem Prod⁃ uct，GEP）和生态产品价值

[ 31 ] ；采用能值法对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和土壤保持量三类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进行评价和价值核算[ 32 ] ；采用修正当量因子法核算不同地区生态产品价值[ 33 ] ；采用直接市场价格法和替代市场法核算清新空气、干净水源和农产品三类生态产品价值[ 34 ] ；采用模拟市场法预设产品市场，根据一定价格下的消费者意愿评估生态产品价值 [17]。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包括经济政策制度工具、价值实现路径和实现模式[3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包括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转移支付、政府购买、生态税费、生态补偿等，后者主要有生态产业化经营、权属交易、绿色金融等 [36]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可以分为产业生态型、生态产业型、产权交易型、生态溢价型、生态补偿型、生态倡议型和绿色金融型七大类 [18]。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依据不同区域的生态资源禀赋、生态产品类型，建立科学可行的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和制度，寻求政府和市场协作协同的差异化路径。

综上可知，对于生态产品内涵和特性的理解各不相同，

已有研究对

生态产品的

定义和分类

缺乏统一认

识，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

评价相对较

少，尚未形

成系统化的

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评价

体系和价值

核算方法体

系，不足以

支持因地制宜地制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策略，以及生态产品类型差异化的价值实现路径选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2021 4

年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有效解决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开展生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摸清各类生态产品数量、质量等底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和核算规范。因此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实践基础上，本研究紧密围绕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顶层设计，立足于自然生态禀赋特征和生态产品内涵特

11点，以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指数，分析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空间格局，并进行生态产品类型区划分；运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当量因子法对不同特性的生态产品进行价值核算和价值货币化，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生态产品价值的区域差异性分析，揭示区域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依据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区域类型分布、生态产品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探讨京津冀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为京津冀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以及我国初步形成生态产品价值

1实现的制度框架提供理论参考。研究思路如图所示。

三、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和价值核算模型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要反映生态产品内涵及价值作用。在《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指导下，参考《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等，结合部分地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指标，并依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及对生态质量的新要求，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得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按照生态环境产品、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和生态空间产品四个一级分类设置。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首先依赖于自然生态状况和自然要素禀赋质量，其次是人类生态保护行为和生产能力，因此，评价体系及指标选择主要为自然生态基础指标和最终产品产出指标。

生态环境产品细分为干净空气、充足水源、优良土壤。干净空气评价指标选取国家环境重点监测数据指标，空气达标率越高、PM2.5、PM10、SO2、NO2

等空气污染物浓度值越低，表示地区干净空气供给能力越强；人均水资源量和河流湖泊检测达标比例可代表地区水资源的数量、质量；一般来说，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质量越好，土壤生产力越强。生态物质产品可再分为农副产品和生态能源，农副产品供给能力由直接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而产出的农、林、畜、渔产品产量来表征；生态能源主要包括生物质能（沼气）、风能、太阳能和水能等，产品产量越大，表示地区生态物质产品供给能力越强。生态文化产品可由依赖于自然或半自然的旅游产品来表征，具体评价指标选择自然旅游景区、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等收入，收入越高，表示满足消费的人群数量越大，说明生态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越强。生态空间产品主要指乡村郊野区域提供人民享受自然的水域空间、绿色空间，水域空间又被称为蓝色空间，水域（含湿地）、林地、草地、园地、耕地的面积占比越大，提供休憩娱乐、康养疗养的空间载体越广，地区生态空间承载力越强。生态产品供给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如表所示。

（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方法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常用的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计算供给能力综合指数。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如以下各式。当指标为正向指标时，其标准化公式为： xij -

x min x' = 1

j （） - ij x max x min

j j当指标为负向指标时，其标准化公式为：

max-x x ' xij = 2

j ij （） x max x min

j j其中i为二级分类，j为二级分类后的评价指标，x'

为第j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数值，xij 为评价ij

指标具体数值， x max 、x m分别为各地区相对应指

ij ij标的最大最小值。运用熵值法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H＋ ' H＋ x '''

=- 1 ln （3） n

ej ij ij ln n ∑ ∑

n n

=1 x '' x i

ij ij

=1 =1 i i

其中，H为利用比重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中

的指标平移幅度，一般取以消除负值影响；n表示的是二级分类i的个数。

第j个指标的权重为：

1- ej

= = 1, 2 ，⋯，p 4

ωj ，j （） ∑ p

1- e

=1 j具体评价指标权重计算得出后，分别加总二级分类和一级分类指标权重。最后利用标准化的数据与权重相乘得到综合评价指数（ Zi ）（为方便结

100）：果分析，将评价指数结果乘

=∑ωj

Zi × 100 （5） x '

=1 j

（三）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已积累了较多方法，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当量因子法比较成熟，替代市场法的健康效益法常被运用于生态环境效益评估。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损益评估、市场定价方法，建立生态—健康—市场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采用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方法核算干净空气价值，即将空气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进

PM2.5行货币化。通过各地区将年均浓度下降或增

35μg/m（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加到 3

2012）中设定优良空气标准为PM2.5

年均浓度小于35μg/m

3 ）时，增加或减少的健康效益损失价值核算干净空气价值。低于该浓度的地区空气为干净空气，对人类健康效益有促进作用，空气价值为正值；高于该浓度的地区空气危害人类健康效益，空气价值为负值。健康效益价值核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 = ×( - E0 ) = ×e β × ( C - C 0) × E0 ×

P E P

[11 )] （6）

× ( - β C C e 0

式（6）中，△I

为健康效应变化量，E为健康效

PM2.5

应值，β为暴露—反应关系系数，C为实际浓

PM2.5

度，C0为标准浓度，E 和E0为C与C0浓度下人群基准死亡率或疾病发病率，E-E0为上升或下降的死亡率，P为暴露人口数量。

= + = × × e+

CAV VOSL C VOSL

I i BJ

( + × ) ×Δ Ii （7） C GDP T

Pi d Li

式（7）中，VOSL（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为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价值，可根据北京市VOSL利用价值转换方法核算其他城市的VOSL [ 33 ]。VOSLBJ为北

VOSL价值，In

京和I 为城市n与北京人均可支BJ

1配收入，为收入弹性（一般取e ），C为健康终端i

i变化导致的疾病总成本，CPi为单位病例疾病成本， GDPd为各城市人均每日国内生产总值，T 为因相

Li关疾病导致的误工时间天数。疾病成本法中的慢性支气管炎患病时间难以确定时间界限，其经济损失

32%计算，CAV

按VOSL的为健康效益价值 [37]。

运用市场价值法核算充足水源价值（CWV），依据地区城市统计年鉴和水资源公报给出的用水量和供水量，核算地区当年供给水资源价值，包括农业用水价值、工业用水价值和生活用水价值。公式如下： =∑(Wi

× Pi) （8） CWV

式（8）中，Wi

代表i类用途（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用水量，Pi代表i类用途用水单价。

土壤质量的生态价值主要包括土地生态系统保持土壤肥力、减轻泥沙淤积功效、作物生产量等，鉴于资料可获得性及实际可操作性，本文运用当量因子法计算，默认土壤保持服务价值等价于优良土壤价值。最后对上述三大类生态环境产品价值进行加总就会得到总的自然环境产品价值。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生态文化产品价值运用直接市场估算法，直接采用相关统计年鉴和公报数据的农副产品和生态能源的产值，以及自然景区旅游收入、农业观光收入和民俗旅游收入，其

70%占比计算自然景区旅游中，以旅游总收入的

收入 [38]。生态空间产品价值主要体现为不同用地类型及其所形成的不同生态系统产生的生态调节服务和承载价值，参考运用较为广泛的当量因子法，避免重复计算产品价值，剔除其中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功能，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的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净化环境、水文调节和生物多样性价值 [33]。公式如下：

=∑(V ∑

× )= (Va × × Ak)

ESV A Fkf

K k

∑

= ( 1 × ×F × ) （9）

A k

式（9）中，ESV

代表整理后的生态空间产品价值，Vk为不同类型土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Ak 代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Va代表一个当量因子价值，S代表农作物经济总价值，A代表农作物播种面积；Fkf 为k类土地利用类型f类生态服务功能的当量因子。

四、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与价值核算

本研究以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省地级市（包括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

13州、衡水、邢台和邯郸）为研究对象，共计个城市。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公报和政

2020府网站发布数据等权威数据。因河北省年有些相关数据采集困难，资源环境方面数据更新比较

2019

滞后，故以年数据为主进行评价和价值核算。自然环境产品中，干净空气各项数据来源于北京市、

2018 2019天津市和河北地级市年和年环境统计公

2019报，人均水资源量数据来源于年中国城市建设

2018统计年鉴，河流湖泊监测达标数据来自各地年水资源公报，监测达标为三级以上水质。生态物质

2019产品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地区年统计年鉴和农村统计年鉴。生态空间产品数据来源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生态文化产品中旅游收入数据来源于

2019

各地年统计年鉴及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一）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在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中，鉴于生态能源分布不均，还未成规模地开发利用生态能源产品，故删除生态能源指标；农业休闲产业发展不均衡，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较为迅速，相关产业已经体系化，农业休闲相关数据较完整，天津和河北地区依附农业休闲观光等发展不够规模化，仅以旅游总

70%占比计算自然景区旅游收入来

收入的

表征生态文化产品价值。运用前述方法，根据公式（1）~（4）计算得到，生态产品总权重

1，二级指标权重分别为：自然环境产品为0.342 4、生态物质产品0.280 4、生态文化产

0.112 5、生态空间产品0.264 7，并根据公品式（5）计算得到京津冀13

个城市生态产品2

供给能力指数，如表所示。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综合指数

30.54，极差达36.69，供给能力差异明显；平均值为保定市为综合指数中位数城市，承德、张家口、北京、秦皇岛、唐山、天津市高于中位数，承德市综合指数最高，邢台市最低；一级分类指数平均最高的

12.06，最低的是生态文化是生态环境产品指数，为

3.0。从一级分类产品指数来看，生态环产品，仅为

28.3，中位城市是唐山，最高的承境产品指数极差

31.97，最低的邢台市仅为3.67，承德、张家德市为口、秦皇岛、北京、天津、廊坊高于中位城市；生态

16.95，中位城市是沧州市，最高物质产品指数极差的是唐山市，最低的是廊坊市，高于中位数的城市依次是唐山、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生

9.8，北京、天津两市最高，沧态文化产品指数极差

10.7，中州、衡水两市最低；生态空间产品指数极差位城市是石家庄市，高于中位数的城市依次是秦皇岛、承德、张家口、唐山、北京、天津。生态资源丰富、环境质量好的地区，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承德、张家口的生态环境指数高；农业生产能力强的城市，唐山农业产能高，北京林业、天津渔业产量高，生态物质产品供给能力强；生态文化产品供给能力除了北京、天津市外，其他城市还比较低，尤其是廊坊、邢台、沧州、衡水，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唐山生态用地面积大，绿色开敞空间广，生态空间产品供给指数高，相反，衡水、邯郸、廊坊市生态空间供给能力很低。整体上来看，京津冀地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降低的空间格局，承德、张家口、北

表京津冀地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指数

京和秦皇岛属于生态产品供给趋强区，唐山、天津、保定、石家庄和沧州属于供给一般区，邯郸、廊坊、衡水和邢台属于供给薄弱区。（二）京津冀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根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公式，干净空气价值运用效益转换方法计算，转换方式为：天津市和河

北个地级市VOSL＝北京VOSL×（城市人均支配收入/北京人均支配收入）×e（收入弹性，一般取1） 2015

[ 37 ]。根据闫祯等[ 39 ]计算得到的年北京市

144.18 2015 2018 VOSL为万元，通过北京市年与年

2018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变化情况，计算得到年

185.49万元/人。健康终点选取非北京市VOSL为意外总死亡、呼吸系统疾病住院、循环系统疾病住院和慢性支气管炎患病。暴露—反应系数值见表3

。优质水源价值包括农业、工业、生活用水三类 ①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包括农产品、林业产品、牧业产品和渔业产品价值，生态文化产品价值主要包含自然景区游览收入和景区文化娱乐收入②。参考修正当量因子常用的粮食产量修正法，用京津冀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全国单位面积粮

4）。经食产量求得修正系数（见表

2018综合计算得到年京津冀地区

5生态产品价值，如表所示。

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产品价值量及其构成具有较大差异。生态环境产品中干净空气价值除了张家口和承德，其他城市均为负值，这是因

PM2.5

为其他城市的浓度均高于国

35μg/m3。北京市家空气健康标准和天津市人口基数大，健康经济损失最大。干净空气的成因比较复杂，公共性、外部性特征显著，价值实现比较难，因此生态产品价值量分析剔除干净空气价值。生态产品价值量最高的三个城市是承德（1 452.31

亿元）、北京（1 203.58

亿元）和张家口（1 176.58

亿元），后三位城市是秦皇岛（610.67亿元）、衡水（458.48

亿元）和廊坊（412.94

亿元），承德生态产品

3.52

价值量是廊坊的倍。北京、承

德和张家口生态环境产品价值量高，唐山、保定、石家庄和邯郸生态物质产品价值量高，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生态文化产品价值量高，承德、张家口和北京生态空间产品价值量高。受生态产品供给类型及其价值权重的影响，城市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与产品价值

表京津冀地区生态当量因子修正表

并不完全对应。比如，承德、张家口、北京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供给价值均处于高水平，秦皇岛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水平较高，但因生态物质产品供给能力相对较低而使其价值量水平较低；廊坊、衡水、邢台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价值量均处于低水平，邯郸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较低，但因生态物质产品供给水平较高而使生态产品供给价值并不太低。

生态产品价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程度，对于区域生态保护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方向有

GDP一定参考意义。同年生态产品价值占比重最

98.03%），张家口高的三个城市依次为承德（高达（76.58%），秦皇岛（37.34%）；衡水、邢台、邯郸相对

29.84%、28.98%、22.80%；北京、天也较高，分别为

3.64%、5.89%，其余城市津的占比最低，分别仅为

13%~18%。这说明京津冀地区生态产品的占比在价值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较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更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区域差异化战略具有重要性。

五、京津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京津冀地区生态资源禀赋质量及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差异明显，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与产

GDP品价值并不完全对应，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占的比重具有显著差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还比较突出。为了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立足于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按照生态产品供给类型，以生态产品价值为参考，厘清产品的公共性、经营性特点，充分发挥生态产品供给的政府主导调控、市场调节、社会支撑作用，加快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坚持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发展生产力，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其理论

框架如图所示。按照前述生态产品内涵及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态环境产品、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生态空间产品四大类型产品，为了加强生态保护、资源节约，在产品价值实现中还应增加生态损耗性产品，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作用下有针对性地探索不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一）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政府主导、市场支持

生态环境产品和林地、草地等生态空间产品，具有气候、水文、大气、水质等调节服务，以及涵养土壤养分和水源等支持服务，公共物品属性强，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协同生产性，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界定方法，很难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产品的经济价值，以政府为主导提升产品供给能力及促进价值实现已成共识。但是，完全依赖于政府作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也不利于全社会共同参与。因此，需要市场化支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引入市场机制来调配区域间利益关系，形成生态产品利益的分享机制。结合京津冀的生态环境产品供给能力和价值计量结果，针对生态环境产品

GDP整体供给不足问题，可建立绿色竞争机制，将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损失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以提升环保意识；构建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开展承德和张家口等京津冀北部具有较高生态环境产品供给能力地区和南部较低供给能力地区之间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可结合供给能力空间差异，拟定生态产品价值支出和受益指数，确定补偿标准，生态产品受益地区对生态产品供给地区支付补偿费用，或根据城市经济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设计资源税和环保税等税收制度，通过生态税收来补偿生态产品供给地区。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要在政

府主导下建立地区生态产品供给台账，形成激励生态产品供给的制度环境，通过生态产品生产的政府外包、市场购买，由企业、社会主体等生态产品专业化经营，解决生态产品生产的人力、资金、技术等缺乏问题，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二）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政府支持、市场主导

生态物质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如农林牧副渔等绿色食品和太阳能、风能、水能等绿色能源产品，以及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产业化产品，经营性强，相对易于市场定价和市场交易。但是，生态产品生产需要生态投入和环保技术支持，产品收益难以支持生产成本，生产者积极性较低，需要政府的激励措施支持来促进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要积极支持经营性生态产品的供给和价值实现，可对经营性生态产品进行专业认证、生态标识，提高其市场交易价格，根据城市间的供给能力和价值实现的分异状况，将产品生产中的生态保护成本等附加成本转嫁给消费区域，消费区域付费、供给区域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推动价值实现；引导其他城市采购具有高供给能力城市的产品，建设跨区域交易市场；构建绿色采购平台，建立健全绿色采购清单，制定绿色采购优惠政策，促进绿色产品消费，保障实现生态产品供给区域的产品价值实现。在激励政策中，财政补贴是核心工具，可以弥补部分生产成本，也可降低生产、交易风险，激励企业等社会主体生产生态产品，通过设立生态产品研发基金和技术支持可直接提升各城市的供给能力。

（三）权益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在生态产品类型中，有些生态产品的生态资源和环境品质具有不可贸易性，可计量、分割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权益，设置地区资源配额，通过交易配额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京津冀生态资源、环境质量的区域差异大，生态资源开发利用及破坏污染的地区差异显著，生态产品供给类型存在区域异质性，生态保护绩效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体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公平、公正，促进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区域格局的形成，可依据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指数及各类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指数，在京津冀地区设置生态产品供给配额，使用超过配额的城市可以购买其他城市的剩余配额。

目前，还要进一步加快健全生态资源产权制度，明晰和登记生态资源产权，合理定价生态资源，形成生态资源权益目录，完善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和产权市场化补偿制度。同时，采取环境行政管理许可证制度，环境监管部门通过各个城市的生态系统承载力，因地制宜分析不同城市的区域生态结构，确定各城市环境许可配额，开发建设、生产排污等影响环境的行为活动者必须向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城市之间可以将没有占用的环境许可权益进行买卖交易，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实现。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本研究在梳理生态产品内涵、生态产品供给评估及价值核算相关文献基础上，针对京津冀生态资源禀赋及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结合国家和地方政策意见、规划部署等，建立了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价值核算方法，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与供给价值的区域格局，并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得到以下结论： 1.

提出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及价值核算思路与方法具有合理性、可操作性。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由生态环境产品、生态物质

4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生态空间产品个一级分类、8个二级分类、24

个评价指标构成；运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熵值评价法、生态—健康—市场的生态产品价值综合核算法进行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及价值核算，结果比较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供给价值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二者也不完全对应。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强的城市依次有承德、张家口、北京、秦皇岛、唐山、天津；承德、张家口的生态环境产品供给能力，唐山的生态物质产品供给能力，北京、天津的生态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的生态空间产品供给能力，显著高于其他

GDP城市。承德、张家口生态产品供给价值占的比重极高，北京、天津却很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生态保护地区、相对欠发达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系统认识生态与经济发展区域格局，兼顾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协调发展，客观判断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及类型，参考生态产品核算价值，厘清产品的公共性、经营性、权益性特征，探索公共性生态产品的政府主导市场支持路径、经营性生态产品的政府支持市场主导路径、权益性生态产品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路径，构建差异化、多元化、市场化生态产品供给体系，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二）建议针对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整体性不足和空间差异性，提升全社会生态产品供给的效率和积极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和实现，协调城市之间生态和经济效益，加强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加快形成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区域格局，提出以下建议：

合理划分生态产品供给类型区域，促进整体供给能力的提升。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类型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结合自然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区划分及区域分工、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等，合理划分生态产品供给类型区，如生态环境产品区、生态物质产品区、生态文化产品区、生态空间产品区，因地制宜挖掘生态产品供给潜能，实行差异化供给能力提升策略。

推进国土空间优化，构建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区域合作体系。京津冀地区生态产品供给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区域行政分割的矛盾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不协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建议将生态产品供给分区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之中，在国土空间质量评价中增加生态产品供给内容，以推进国土空间优化来整体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并借助京津冀协同管理组织机构，统一管理生态产品生产要素，分区分类进行生态产品供给规划管理，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团体及民众的权责利益关系，建立跨行政区的生态产品供给合作体系，保障生态产品供给的持续积极性。

强化生态产品的市场作用，提升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生态物质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等经营性强，供给主客体按需以市场价格进行自由交易，完成产品供给与价值转化过程。对于生态物质产品，应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供给区，加强培育经营主体，鼓励以龙头企业和种植合作社方式推动集约规模化利用农用地，加强农副产品深加工，提高物质产品产出率；大力发展现代绿色农业，供给绿

色产品和特色产品，增加产品生态附加值；建立生态物质产品交易平台，畅通生态物质产品区域流通绿色渠道。提升生态文化产品供给效率，要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和农业资源，结合山水林田草湖综合整治，充分挖掘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合理发展自然旅游、农业观光、民俗旅游等，提高生态文化产品价值收入，从而增强供给积极性。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提高生态产品供给积极性。生态保护补偿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政策路径之一，补偿范围偏窄、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方式较单一以及补偿不规范等现存问题，已经影响到生态产品供给积极性和生态产品供给者权益。当前可以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为基础，以生态产品价值为依据，按照公共性、经营性特点，建立生态产品补偿制度。同时，扩大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将耕地、草原和未利用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以及空气质量、水量水质、生态农产品、生态能源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等纳入生态保护补偿范围，发挥生态保护补偿对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的补充作用。（三）研究贡献与不足本研究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探索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及价值实现路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包括：立足于生态产品内涵和分类，构建了包括生态环境产品、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生态空间产品四大类别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熵值评价法；基于国内外生态产品服务价值核算方法形成生态—健康—市场的生态产品供给价值综合核算法；以京津冀为例进行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评价及价值核算，得出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价值的区域差异以及生

GDP

态产品价值和的差异；结合京津冀生态产品特性、供给能力和价值差异提出了公共性生态产品的政府主导市场支持路径、经营性生态产品的政府支持市场主导路径、权益性生态产品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路径的差异化价值实现路径；从推进国土空间优化、划分生态产品供给类型区域、增强生态产品的市场作用、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四个方面提出构建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区域合作体系，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并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建议。

具体研究中尚有以下不足：一是在供给能力评价中，由于京津冀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未有公

开数据、城市间生态能源分布不均且指标数据难以搜寻、天津和河北地区尚未统计农业观光收入，因此在具体核算中对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适当调整，可能会影响核算结果的准确性；二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具有多样性，考虑到方法的可操作性、经费时间的许可性和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结合已有研究，选择了可操作性较强、能公开获得数据资料的计算方法，与运用其他核算方式得到的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继续探索和完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评价指标，选择涵盖更全面数据资料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范玉博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农业水价以2018 2017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有关情况的通报中全成本

0.41元/立方米（达到运行水平试点地区山东省农业水价

0.5 0.46维护成本）和河南省均价元为计算依据，取均值元/立方米（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809/t20 180929_962284.html）。②收入来源于各地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2018

报，国外收入按照年人民币兑换美元平均汇率6.617 4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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