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过去是为了创造未来

维舟/文

历史常常能帮助我们预见乃至开创未来——这一点，中国人向来是深信不疑的，自古所说的“以史为鉴”，通常无非是指“从过往经验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并更好地改进做事方式”。不过，这种传统史观偏重人事政治，且往往与一种循环时间观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前人的经验之所以还能指导未来的实践，前提是每一代人都面临差不多的问题与挑战。在线性进步的现代信念兴起之后，很多人都不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所遇到的难题是父母那一辈的经验难以应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不再被视为智慧的源泉，最多也只是一堆有趣的旧闻。

然而历史真的没用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确实，历史已很难对人们的生活实践给出具体指导（“遇到办公室政治我该怎么办”），也不能对未来作出“事件预报”（“下一届美国总统会是谁”），但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解过去的基础上，作出可能的“趋势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将获得更大发展”）。中国人读历史的兴趣常常是第一种，甚至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读出各种官场哲学，但第三种才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真正意义——就像天气预报的卫星云图和股票市场的交易记录一样，如果任何“预测”都是基于过往数据的分析得出的趋势判断，那么历史在此就是人类社会所积累下来的最重要“数据”，哪怕是看上去“突变”的创新变革，也不可能无迹可循。

正因此，当考古学家们说“研究过去是为了理解未来”时，不应被视为一句空话。不过，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Robert L. Kelly）发现，现代学术体制使他的同行们大多忙于“研究过去”，而很少真的致力于“理解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想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 份，从600万年的时间尺度（这是迄今为止可追寻的全部现代人历史）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在《第五次开始》的前言中他说得明白： “我想理解过去，这样就能帮助创造未来。我想，这有点儿类似将为人父者的心情：我们关心孩子们将要生活的世界。”

所谓“创造”，无非是指“如何从无到有”，但像雅典娜这样诞生之初便全副武装跳出来的毕竟是神话，多数“创造”其实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再复杂的生物体，也都是细胞根据生物学规则和精确的结构组成的；按进化论的观点，细胞组织的变异积累触及临界点时，就会产生出全新的物种。罗伯特·凯利将人类社会组织演化过程中的这种临界点称为“开始”（beginning），认为 600 万年来人类经历了技术、文化、农业和政治组织“国家”的诞生这四个“开始”，而我们眼下正面临着“第五次开始”。

这样拉长时段来看有一个重要好处，就是能发现一些在短期内无法察觉的趋势性变化。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的，很多在后来造成重大差别的变异，起初都是微不足道的，必须经历若干代的积累，才能通过环境的选择机制留存下来，其时间之长超出了单个生物的生命长度。若说人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便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适应环境的变动，并积累远超出个体生命长度的知识。克罗斯比在《生态扩张主义》一书中指出，猛犸等巨兽之所以灭绝，不仅在于它们不习惯人类袭击，还在于动物“不是通过个体经验而是通过遗传方式来躲避危险”，而人类猎人杀死它们的速度太快，它们还无法通过代际遗传进化出这样一种本能。这话如果反过来理解，那也意味着人类积累的知识相比起遗传机制，大大加快了我们这种生物的进化速度。

这实际上是将人类社会本身看作了一个 “生物体”来理解其“进化”过程。这种进化从一开始就与动物那种依靠遗传选择的机制不同，而更多依靠个体经验的积累、传播、交流、学习，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在促进人类快速进化上功不可没——否则每个人单靠自己摸索，很难了解不同选择在收益上有何差异。发明石器、加工食物、对火的运用这“第一个开始”，对人类进化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不可低估，但更重要的事实在于，人类能够通过语言、文化和文字，将这些知识经验跨时空传播。如果每个人是一个神经元细胞，那么人类正是通过社会组织这个“神经关联”将自身组成了一个整体的“大脑”，并由于认知流动性而促成了进化上的大跃进。归根结底，人类创造的基础在于自身的社会性：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整体的创造力来自社会，能加速知识流动和进化的语言、文化都是社会性习得的，而语言、文化本身又是强化合作的低成本方式。

这样，世界各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不同组织形态之间的竞争：哪些文化更能促进群体合作、借助农业发展出大型社会组织，并最终以“国家”的形态更有效地汲取能量？不过在此值得补充的是：文化和政治组织固然促成了人类社会更有效地集聚能量，但历史也一再表明，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往往又会成为往更高程度变革的顽固阻碍。因为在几乎所有传统社会中，社会、文化和政治组织既是群体有效利用资源的手段，又是其最终目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抹消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别。

近几百年来的变革之所以加速，不仅仅是由于国家能力的提升或信息流动加快，更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现代社会比任何时代都更有意识地促进变革。自从人类打造第一个石器以来，就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简单道理：经验的积累促进了技术的变革，而革新的技术所带来的收益又会反过来激励人类去想新办法；然而，在“老办法”很好用，或“新办法”风险大且收益不确定或很小时，很少有人会去冒险尝试。《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一书同样以大时间跨度（只不过该书是数百年而非600万年）的发现召唤人们“在某个风险最高的时刻竞争未来”，不过它强调：天才人数在世界各地的比例可能都是恒定的，因而真正起作用的 是“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思想流动越快，就越可能出现新的、丰富的观念组合，但要促成这种“集体天才”的繁盛，重要条件之一是社会对冒险创新行为的慷慨激励和回报。没有这些，变革不会自动从天而降。

在《第五次开始》中，凯利的论调是相当乐观的。他相信全球相互关联和高速信息交换正在创造全新的未来，这不仅仅是指某些新科技，还包括社会组织自身的进化，并且深信我们正处在变革的门口。他这么说当然也旨在“召唤行动”，一起来开创某个更好的未来，然而，这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变革”和“未来”。事实上，正如有人嘲讽的，每一代人差不多都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正是历史转折点。当然，长远来看，人类历史的线性进化是显而易见的事，短时期的停滞倒退并不影响长时段的趋势，似乎人类的进化自从直立行走之后就是不可逆转的。不过，我们这个物种毕竟还只有600万年的历史，恐龙在灭绝前夕统治地球时，它们肯定也觉得自己进化得相当成功。在此我们或许可以把那句西方谚语倒转来说：现实是，“看得长远，必然乐观；目光拉近，不免悲观”。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多变革的收益是不确定的，或说对其收益的评估本身随不同 文化价值观、时间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近代欧洲社会比中国更早地实现了现代化：因为在欧洲当时列国竞争的局势之下，一种创新总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而不易被扑灭，在A国不被接受却在B国大获成功的事多得是。然而，很多鼓吹变革者往往略过不提的一点是：任何变革其实都是有代价的，就像人类直立行走固然收益超过成本，但成本还是有的：包括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疾病，都是因为人类的脊椎和骨盆原为四足运动设计，而我们却改成了直立行走。同样的，国家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迫与贫穷，如果要说“收益”与“成本”，那就得问这是谁的收益，又是什么成本、由谁来承担。我们当然要看进步，但也要清楚自己都付出了什么代价。

更难的是，我们在启动变革时，往往并不清楚将会有多大收益、得付出多大代价。这也是《第五次开始》中着重强调的，“进化常常是为了让我们在某个方面尽善尽美，但是在实现过程中，我们成为完全不同的事物”。总体上来说，人类社会确实变得更好了，但不可否认，有时这种“完全不同”也意味着恐怖的后果。换言之，创新变革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常常会造成事先完全无法预料的结果。很多现代科幻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都描绘了一个阴郁的未来（最著名的大概就是“人类将被机器人统治”这一桥段了），说到底无非就是对这种“进化失控”的担忧。

棘手之处在于：如果我们为了特定的后果去施加限制，那势必会阻碍创新。《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中就强烈主张：技术要充分发展就必须放弃人类的全面控制，进化的代价就是失控。我们也许看到了“第五次开始”，但没人知道“第五次结果”会是什么样。这确实很难，但有一点是历史曾告诉我们的：害怕结果并不能避免结果，当时不能接受的创新，未必下一代也不能接受。说实话，如果我们穿着兽皮的祖先穿越到现在，看到21世纪的场景，我们也不确定他们是会欣喜还是恐惧；那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必因为对某个未来的可能感到不安就去阻止它。新事物并不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出现，并且最终，我们还是会有办法与之共处，这本身也是人类进化出来的最重要能力之一吧。

[美]罗伯特·L.凯利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