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特派员助攻深圳创新

也就是说，这笔钱是企业资助经费中的一部分，企业一分钱都不用往外掏。

截至目前，南山区已经共派92位特派员，入驻147家单位186个项目，核心技术突破项目共达91个。

那么，这些行业精英们为什么会愿意挤出时间到这些初创企业兼职？除了与地方政府的交情之外，这些企业项目本身的水平也吸引了他们。

浙江大学教授、医疗器械领域的特派员段会龙接到邀请之初有些犹豫，但是最终还是答应下来。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关键是项目还不错，不然费那个力气没用，我们也愿意做点事情。深圳靠谱程度很高，一般立十个项目，八九个是靠谱的。”

而对梁德生而言，企业研发的产品也和他的需求“对路”，一拍即合。这是企业和特派员之间最理想的状态。

梁德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郭永超他们后来研发了一个基因检测的试剂盒，非常有用，我现在拿过来做临床应用和科研。我和一些上市公司也有合作，当然他们实力雄厚、布局全面，但深圳这家初创公司的产品便捷而便宜，适合局部或基层机构的应用。”

根据要求，原则上，特派员每个季度至少与项目承担单位现场交流对接一次，即一年4次。由于路途遥远，这并不容易实现。但在合作期间，家住湖南长沙的梁德生每年去深圳这家企业的次数都有四五次。有时候甚至在他来深圳出差时，也会顺道拐个弯就去了。

“他们的产品主要特色是便宜、便捷。从我们传统科学来说，这并非高大上，但是这样的产品很有用，而且转化很快，半年左右就能做出产品 来，并且很快就能应用。”梁德生说。

去年年底项目结束后，梁德生和郭永超决定继续另一层面的合作，共同开发新的技术方法。

梁德生也是中南大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主任，兼任中国医学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副会长等多个职位。这些身份除了代表技术水平以外，也意味着丰厚的业内资源。对于郭永超而言，这个资源平常求而不得。

“有些企业和特派员的派驻协议到期后，还找到我们希望再派驻特派员到他们单位。”王艳梅表示，“项目做得越实的单位，特派员起的作用就越大，我们引进的特派员都是在行业有资源、产业技术水平高的大专家，往往是企业求不来、对接不上的。而特派员也看重政府派驻这个身份。”

模式复制有难度

当初，当地政府批下300万元补贴后，郭永超并未直接拿到这笔钱。相反，这笔资金打到了一个监管账户上，项目通过中期考核后拿到一半，另一半要在项目通过最终的考核后才能拿到。

而特派员的进驻，也扮演着监管项目和资金的角色。不过，在官方的设想中，“监督项目实施和项目资金的使用”只是特派员的职责之一，更多的职责是建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推动产业化。

但部分企业忽略了后者。据王艳梅介绍，刚开始，因为企业不了解，以为是政府派来监督项目执行情况的，推行得很艰难。做了大量工作后，才逐步推进。

她补充道，若是没有合适的合作项目与合作点，特派员与驻点单位很难产生合作，一旦没有合作共识，特派员也会把与企业对接当成一项任务来执行，积极性大打折扣。

王艳梅也表示，特派员制度政策没有延续，也导致双方了解和合作不够深入的企业与特派员的联系中断，使得特派员工作没有达到政策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