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发展意义下的出租车与网约车数量管制

规律与特殊领域的关系，即使是一般性通则，仍需要在出租车这个特殊行业加以检验。比如说，出租车行业到底是由市场决定数量，还是行政决定数量，这需要结合行业特征做仔细的观察，权衡各自的利弊。还要结合具体的场景进行思考，比如，有的城市之前出租车数量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有了网约车之后，两者提供的是同质化服务，数量管制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因此，在强调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还要看到市场经营活动的规范性以及公平竞争问题，这是出租车和网约车“融合发展”的基本解读。此外，一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心，在于它是否能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稳定、可靠、价格可承受的出行服务，要拿服务质量作为标杆，进行长期审视。

数量管制的理由

人们会很关心，为什么小汽车、出租车都要受数量管制？

首先，如果退回到自然、原始的状态，数量管制是对客观存在的空间限制在管理上的回应。

一个产业如果在很短时间内容纳非常多的企业和经营者进入，而需求又没有明显增长，那么可能大家会都没有饭吃，或者这碗饭要抢着吃，每个人吃得都不太开心。监管者要对产业发展有一个合理规划，如果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或受到限制，应及时调整布局和安排。

其次，数量管制可以促进有效竞争，这个观点来自于自然垄断理论。自然垄断的特征决定了某些行业（如 水电气等公用事业）企业的数量是少的，竞争是不充分的，因此监管者依据行业的情况，通过进入管制限制企业数量，促进行业内的竞争，使竞争强度保持在收益大于成本的状态。为了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可以放松管制和准入条件，让更多的企业进入，但竞争也是有代价的，竞争失败会有企业退出，它们是竞争成本的实际承担者。既要考虑竞争效率，同时也要考虑竞争带来的成本。可见，如果对这个行业有所规划，就可以让行业存在数量较为合适的参与者，既保持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又能控制竞争成本，不至于打得太惨烈、大家都没有饭吃，有效竞争会促进行业的发展。

第三，出租车是相当复杂的管理业态，有很多自身规律，比如流动经营、随机服务等。司乘在狭小的车厢内谈判，乘客一般会处于劣势，加上对司机、车辆和路线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前置性规制来维护乘客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数量失控，会加剧出租车行业特殊的市场失灵现象。网约车与出租车是同质化服务，对出租车的传统监管模式和管理能力，与出行市场上数量巨大的网约车经营活动不相匹配，需要市场中各个主体包括司乘之间的社会关系、市场的契约关系以及政府干预的管制关系，“三只手”相互协同，慢慢让市场由无序向有序转化。

放松数量管制的社会成本

那么老百姓会问，打车那么难，为什么不增加出租车的供给？规制放松 过程会产生很多成本，尤其是潜在、隐性和间接的成本。

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几乎每个城市出租车和网约车的数量总和增加了，原来的数量管制已经被新技术带来的市场变化大大突破了。突破以后产生了新的问题：

首先是行政管理资源与市场“新失灵”状态的不匹配。按照原来传统的监管方式，行政管理资源配置非常少的。比如某城市一天行政执法处理的非法网约车事件不过10~20起，而实际发生的非法运营达到上千，甚至上万起。用传统的监管手段应对新的市场失灵，出现了管理能力与运营现状不匹配的情况。

其次是平台责任能力与实际经营活动的不匹配。平台提供的是弱社会关系，一旦发生事故、纠纷甚至刑事案件的话，直接受冲击的是司乘双方。这种弱社会关系，如果没有法律和市场新规则托底和保障的话，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多风险隐患，比如出现顺风车杀人案这样的“黑天鹅”事件。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两种业态明显处于不对称监管状态，传统出租车管得太多，约束过多，戴着镣铐跳舞，而网约车业态的监管机制还在逐渐形成和完善当中，因此在融合发展议题下，规制对公平竞争的引导以及环境的营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数量管制的解药

解药是什么？回顾网约车政策形成过程，会发现处于一种路径依赖：前期进入的网约车平台，复制了美国优步的经营方式，使得它一落地就是“重”的，交通部门责无旁贷成为了网约车的监管者，自然把它往“重”的方向去管。如果后退一步，从平台经济的可竞争性来看，平台的进入和退出相对来说成本比较小，应该会有更 “轻”的做法。市场通过“互联网+交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不久会发现有更多的“轻“”重”新组合产生。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新的技术手段下如何进行数量管制？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一个城市如果多增加一辆出租车或网约车，从司机角度来说，竞争的激烈程度增加了；而从乘客角度，多了一辆车，等待时间就可能降低。对于车辆数量增加，司乘之间处于利益冲突状态，但有冲突就会有调和的可能。下图中有两条效用曲线，向上的一条是司机，向下的是乘客，两条曲线交叉之处会有一个均衡点。理论上它所对应的，是目前互联网+交通融合趋势下市场比较合适的车辆数量，可以作为动态数量管制的依据。

因此，当前需要密切关注车辆数量与营收的关系，可以对营收数据进行监控，并建立平台的信誉机制以及多个监管部门联动机制。更大的政策红利恐怕还在于，在“一城一策”方针指导下，各个城市都在积极探索新的治理模式，以形成可复制、可参考的经验。从央地关系来看，交通运输部可以推动先行先试的城市总结治理经验，探索独特的管理模式，形成知识共同体，供不同城市借鉴和参考。（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交通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