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杠杆到稳杠杆以更协调的政策组合应对挑战
记者 杜卿卿 发自北京
去杠杆与金融风险，仍是国内外监管者、企业界以及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在9月16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以及多位外方嘉宾，都就去杠杆问题发表了观点。
李扬表示，从2015年提出去杠杆，到2016年做出各种安排，2017年实际发挥作用，到 2018 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他观察，截至2018年一季度，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已经稳定。
陈昌盛则认为，当前宏观政策要提高协调性，不仅包括各个部委出台政策之间的协调，还要搞好内外政策协调。
外方参会嘉宾对中国的去杠杆政策也十分关注。彭博有限合伙企业亚太区总裁孔奕仁（Taran Khera）就在会上表示，距离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下（9月15日）已经整整10年，当时所见过的高杠杆在今天全球金融体系中仍不少见“。中国的去杠杆进程已进入第三年，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更加动荡且前景难以预测的大环境下，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复杂。”他说。
避免“合成谬误”
去杠杆虽只有三个字，其内涵却十分丰富。李扬认为，不能不加区别地说“去杠杆”，虽然杠杆上升是金融风险的源泉，但是各个部门的杠杆其实是不一样的，且影响也不同。正因如此，才有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推出。
但是，当很多部门密集推出去杠杆政策时，就发现由于协调配合诸多方面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因此，要稳杠杆。“目前我们采取的政策是稳杠杆。”李扬说，稳杠杆政策，对于处理当前复杂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是比较有利的。
在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看来，当前国内加杠杆主要是三大主体。一是地方政府，2008年之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攀升，显性债务整体可控，隐性债务风险较高。二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盲目加杠杆使得杠杆攀升。三是房地产部门，房地产价格、贷款、投资2008年之后经历了三轮较大的周期，逐步推高相关行业杠杆率。
目前宏观环境较为复杂，宏观政策也比较丰富。在陈昌盛看来，必须提高协调性，才能避免“合成谬误”。
他举例称，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反映，当前的宏观政策有“五道金牌”，即去杠杆、严监管、控债务、控房价、强环保。“每一项都是一道金牌，要协调‘五道金牌’的关系。”陈昌盛提出，在横向协调的同时，还要设置政策过渡期。
“比如资管新规、社会保障缴纳，方向可能都是对的，但是现在按照这个方向做 的话，就有很多原来不规范的企业面临大量的负担。是不是要考虑设置过渡期？要不然，到明年初可能就会产生新的冲击。”陈昌盛称。
为政策留下空间
展望下半年及2019年，多位参会人士都认为，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陈昌盛特别提出，应在宏观政策上留足空间，以应对明年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
周延礼也表示，宏观政策要精准，要有结构性，准确把握，降低不利影响。针对去杠杆，他认为，要区分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是属于市场要出清的企业，甚至是僵尸企业，那就要用市场出清的方式来解决效益不佳的问题、改善经营管理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好的企业，有杠杆率调整空间，那就可以通过去杠杆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周延礼表示，这期间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企业业务增长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些效率不好的要去、好一些的要保，考虑对业务增长幅度和经营管理需求之间的影响；另外，去杠杆的政策需要加强与企业和市场的沟通，设置一定缓冲期，实现在去杠杆、稳杠杆的过程中，温和过渡。
“2012年到2015年，因为市场机制失灵，我们看到产能过剩行业国企退出困难，导致通缩，国企出现大幅加杠杆倾向。2016年到2018年，我们采取了行政化加市场化共同去杠杆，行业集中度提升，国企利润大幅改善。”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说，但民企所受到“双重挤压”值得重视。
他认为，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游资源性行业以国企垄断为主，下游制造业以民企竞争为主，去产能和环保风暴后，上游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下游民企面临上游涨价利润过高和金融去杠杆融资歧视的双重挤压，民企生存困境、全社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需高度重视。
“中国高杠杆的形成，背后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他说，“因此，我们应该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来去杠杆。”
“针对中国15万亿美元的资管新规，是中国为应对金融风险和高杠杆迈出的坚实一步。根据新规，监管机构要求目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资管公司审查并重新评估他们的投资风险。但是，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吗？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孔奕仁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先进的风险管理系统协助的复杂过程。
陈昌盛说，宏观政策之后对就业及供应链产生的影响将有多大，以及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还能持续多久、是否会爆发风险，这都是不确定因素。
“我们现在的政策方向是对的，但协调不够，过渡期配合不够。我们现在还有一定的‘子弹’，要给明年留下空间。”他表示，明年的挑战可能比今年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