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方势力角逐气候大会“气候侨民”试图挽救巴黎协定
记者 冯迪凡 发自北京
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波兰拉开了帷幕，会议将持续到14日结束。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美国在气候变化大会上就分裂成两方阵营：一方是美国国务院等方派出的谈判代表团，与以往数十年中的高调相比，这支谈判代表团从2017年开始变得低调起来，而活动也以宣传化石能源为主；另一方则是由美国州一级官员带队，汇集了特朗普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反对者和业界领袖的“我们还在”阵营；按照今年的日程，双方公开的活动内容基本处于“对峙”状态。
而在这两者之间，还游走着一支人数众多的美国“气候侨民”队伍：在特朗普当选后，许多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国务院从事气候变化谈判的相关人士选择离职，并进入了华盛顿的各家智库和环保组织，在此次会议上他们期望能保护《巴黎协定》的胜利果实。
美国各界对气候变化看法迥异
过去数年中，美国在参加UNFCCC气候变化大会时，都会推出大量气候变化科普教育宣讲及互动活动，其中NASA相关的活动通常最受欢迎。
在2017年美国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有官方背景背书的宣讲活动就减少了许多。一位气候变化政策界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样的变化真如同过山车一般。
回想起2016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气候大会(COP22)上，各方都在现场听到了新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退出《巴黎协定》的消息，这其中也包括彼时的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潘兴(Jonathan Pershing)。
当时潘兴在发布会上表示，他不知道特朗普在气候变化上的设想为何，具体问题需要返回华盛顿同其过渡团队磋商之后才知道。
2017年8月4日，美国向联合国方面递交了文书，正式表达退出《巴黎协定》的意愿，不过仍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原因是“需要保护美国利益以及确保在未来所有的政策选择始终对美国政府都是开放的”。
根据联合国相关法律，美国在2019年之前不能正式向联合国提出退出决定。只有到2020年11月4日，美国才能正式退出，令人玩味的是，这一天将是美国举行下一届大选的第二天，换言之，下任总统才是决定美国是否正式退出的最终人选。
在这种微妙和尴尬的局面之中，美国州一级希望继续坚持气候变化的官员们决定顶上。 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目前美国有17个州都明确表示，仍要落实此前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的承诺。
2017年的波恩气候变化大会（COP23）上，尽管美国政府态度保守，但美国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一句“我来”，就豪掷100万美元主会场外建起了美国气候行动中心，总面积2500平方米，成为COP23中最大的一个国家馆。
而特朗普政府在该次会议上唯一一次官方活动，是向与会代表派出了一支化石能源宣讲团。布隆伯格对此次活动的评价是:“在气候峰会上推广煤炭，就像在癌症峰会上推广烟草一样。”
按照今年的日程，双方计划将这种“对峙”状态带到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现场： 12月7日，“我们还在2018”将举行大型活动； 10日，在特朗普政府宣传煤炭能源的活动上，特朗普则将亲自发表视频讲话。
如果想概括目前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前述气候变化政策界资深人士提醒第一财经记者不如去翻看特朗普政府选择发布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的微妙日期：那是2018年感恩节过后的第一天，还是一个周五。
通常在美国政府的新闻运作中，这样的发布日期意味着政府不希望媒体对这类文件多加注意。实际上，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是由美国国会授权撰写，得到了从农业部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十几个美国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协助，概述了全球变暖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预期。
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表示，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影响不会是毁灭性的。在前述报告发布当天，白宫发言人沃尔特斯也回应说，这份报告“不准确”。
《巴黎协定》还有救吗？
在这种对峙之中，则还存在像联合国基金会研究员彼尼亚孜（Sue Biniaz）这样大量的气候变化谈判前官员，他们以另一种身份活跃在会议现场。
从1989年到2017年初，彼尼亚孜一直是美国国务院的副法律顾问，也是气候变化界公认的杰出律师，她起草了2015年《巴黎协定》的不少主要段落。现在作为研究人员，她的身份是一名观察员。
彼尼亚孜于2017年离开了美国国务院，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并且在联合国基金会做研究员。她曾正确地预测，新总统特朗普将违背这份协议。“特朗普政府认为这是个可怕的协议，我只是不想成为这个政府的一部分，因为我不同意这一点。”彼尼亚孜说。
在联合国基金会期间，她还碰到了奥巴马时期国务院气候小组的两名前同事瑟吉拉（Julie Cerqueira）和奥斯汀（jen Austin）。
奥斯汀是全球商业气候联盟（We Mean Business coalition）的政策主管。瑟吉拉领导着美国气候联盟（US Climate Alliance）。
政府换届之间的人员流动是华盛顿一个常见的传统，但彼尼亚孜表示，国务院气候小组的出走情况有所不同。
“这次离开的人有点多，这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换届了，而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对《巴黎协定》和更广泛的气候变化行动都非常敌视的政府。”她说。
瑟吉拉则表示：“许多人无奈放弃了在国务院或其他地方的工作，尽管他们并不想离开应对气候变化的岗位。”她热爱自己曾经的工作，并对于这个让她不得已离开的变化感到遗憾，“但在某个时刻你会意识到，你没法再留在那里了。”
这样的“旋转门”让全球气候政治中最有效的外交和法律人物现在都散布在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和环保组织中了，譬如美国前气候变化谈判代表斯特恩（Todd Stern）现在也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员。
在气候大会上，他的身份从首席谈判代表也换成了观察员。在2017年COP23的一场记者会上，谈起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时，斯特恩说“：愤怒超过了伤心。”
“我真的一直认为希拉里·克林顿会赢。”斯特恩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最初他认为，决策团队里更明智的声音将说服特朗普留在《巴黎协定》之中，但他很快就发觉，“事情没有变好”。
“有些人把这种情况称为气候侨民。”彼尼亚孜说，这些人仍有联络，并仍在该领域之中。譬如在2018年繁忙的谈判日程中，彼尼亚孜在巴黎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IDDRI）的协助下举办了至少五次此类通气会议。
瑟吉拉则发现，随着与美国联邦政府的气候变化合作和对话已经停滞，其他国家——通常是欧洲国家——已寻求与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市长建立外交联系。瑟吉拉常常是他们第一个会联系的那个人。
当英国和加拿大政府开始征集联名签署全球协议以终结煤力发电时，她称：“他们希望协调美国各州加入联盟，这样我们就像天作之合一样。”到目前为止，美国七个州和两个城市已经签署协议。
在此次COP24会议上，彼尼亚孜和斯特恩都会作为观察员参会，然而如果当会议进程陷入僵局时，美国国务院的谈判队伍之中，却再也没有斯特恩这样对《巴黎协定》具有如此深刻理解的官员了。（实习生郝爽言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