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画报中的女性、风尚、时事： “低调启蒙”与普通民众的知识转型
晚清的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们有段时间爱上了“角色扮演”，纷纷穿上学生装招摇过市。那是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当时的《醒世画报》上刊登了一篇《鱼目混珠》，图文并茂地揶揄这种“时尚”：“玉广福斜街有两个妓女，打扮很文明，穿着一双皮靴，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大襟上戴着一朵花儿，直像个女学生。咳，中国服制杂乱无章，男女随便乱穿，以致鱼目混珠呦。”
不过说起来，妓女之所以会以扮女学生为荣，是因为刚刚兴起的“女学”，的确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她们只是蹭热点而已。清末的大众传媒本身也还处于初创期，也就二三十年的历史，不过无论办报风格、呈现方式还是舆论倾向，都已有明显分化。比如同是谈论“女学”，日报刊载的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文章“，三观”很正；小说家（他们在媒体上连载作品）则天马行空发挥想象力，以此为由头编故事；而画报，注意力都放在了女生走路的姿态、围观者的目光、她们的穿着打扮、学堂周围的环境以及上街会遇到骚扰等更“刺激感官”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平原觉得，“‘画报’中的‘女学’，更为真实可感”。
“有不能读日报之人，天下无有不喜阅画报之人”——这种富有煽动性的表述，虽然是《点石斋画报》的自夸，却也道出了晚清画报最重要的特质。画报兼及图文，浅白通俗，注重细节，以娱乐性和趣味性为宗旨，更容易深入到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愚“”妇孺”中。在北京，画报一度非常流行，花界女子也是人手一册，不管她们是否识字。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是陈平原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他看来，梁启超倡导的“传播文明三利器”——学校、新闻和演说之中“，报刊的功业最为显而易见”。从上世纪80年代着手准备博士论文，他就开始了对清末民初报刊的研究，奔走各地搜集、整理和研究晚清画报，也有20多年了。
报刊与画报都是大众传媒，在陈平原看来二者却大有不同：“上世纪80年代我关注晚清报刊，是基于小说研究的立场，讨论文学生产如何影响文学形式的变迁。最近20年转而研究画报，主要着眼点不是文学，而是晚清‘西学东渐’大潮中，‘左图右史’传统是如何发扬光大的。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画报只是一个切入口，自认有用且有趣。”
“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出版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就是陈平原研究画报的集大成之作。清末民初，中国共刊行约120种画报。通过详述其中的30种，人们得以触摸到一个生动立体的晚清社会，除了“女学”，还有科技传播、传教士、儿童、市井生活、街景风情、革命潮流等。
借“启蒙”名义观看女性
当年京城女学生的装束，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未见得多漂亮别致，甚至还挺守旧。1907 年，清廷对女生装束作了细致的规定： “一律素布（用天青或蓝色长布褂最宜），不御 纨绮，不近脂粉，尤不宜规抚西装，徒存形式，贻讥大雅，女子小学堂，亦当一律遵守。”三年后，朝廷的规定变得更琐碎，比如，制服一定要长衫，长过膝盖，底襟离地二寸以上，四周均不开衩。还规定了颜色：冬春两季用蓝色，夏秋两季用浅蓝。材质则提倡选用中国土产的棉布以及夏布。这些规定，虽然不一定被严格执行，但至少影响了风气。1909年，兰陵忧患生 就在《京华百二竹枝词》中夸赞女学生“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朴素容幽静”。
但即便“不施脂粉“”衣裳朴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闺阁中出来、走向公众场合的女学生，依然极大地吸引了猎奇的目光。不光是路人，就连警察都会盯着她们看。女性列队出操的场景，甚至成了年画的题材。每当放学“，女学”门口就会挤满围观群众。对此“盛况”，画报也有生动记录。比如1907年《日新画报》上的《不开通》提到：每日放学，很多人都围在甘石桥第一女学蒙养院门口，妨碍了交通。清廷的对策，是尽量把“女学”安排在与闹市隔绝的街巷。
在陈平原看来，年轻漂亮、出身中等以上人家且有文化的女生成群结队游走街市，“便是对男性潜在欲望的充分调动”，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学生装会成为妓女模仿的对象。
晚清画报创刊之时，标榜以“开通民智”为宗旨，是一般通则。但相比日报，画报的立场经常显得保守暧昧，尤其呈现出古老传统与现代转型之间重重叠叠的缩影。画报虽然面上支持“女学”，但他们的关注重点，全部出于“直男”视线。在晚清报刊上，提倡“女学”的文字出现了不少女性的声音，比如秋瑾、何震、康同薇、孙清如等人的文章。但画报上的图文，则完全出于男性之手。“借‘启蒙’的名义观赏女性——尤其是受教育、有修养的新女性，这是晚清画报潜藏不露的趣味。”陈平原写道。
他认为，以男性视角看“女学”，不是不可以，但带来一些缺陷和陷阱。比如，画报的作 者往往会将女学生作为流动的风景来欣赏，执笔者虽然嘴上说画的是女学生，笔下呈现的总是“时装女郎”。又比如，当时男人不得随意出入女学堂；教师的选用上，也严加防范，规定授课的男性，需为50岁以上。“假定是50岁以后的男人不会有邪心，这样的话，教学比较放心。”但画报的编辑与画师却得到入内旁观的特批，这种特权往往被报馆认为是莫大的荣幸，以至他们要在报上专门写出“谬承雅爱，获入参观”这样的“广告语”。
“知识分子”以外的“启蒙”
“反映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英勇斗争，揭露了清廷的腐败丑恶现象”，这是以往人们对《点石斋画报》的一般描述。在陈平原看来，这种观点“，近乎强人所难，刻意拔高”。
《点石斋画报》是中国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时事画报，1884年创刊于上海，与当时叱咤风云的《申报》同属英国商人美查的产业。不过，虽然处于同一个老板旗下，陈平原发现，它们的立场和态度其实有很大不同。比如对“四明公所事件”的报道。当时《申报》针对外侮做了追踪报道，每一篇都义愤填膺。而一向“不报忧”的《点石斋画报》虽也控诉法国人残忍无理，却偏偏强调“无端遭祸”的“皆外帮之人”，还把法国人开枪说成是事出有因，只是杀错人而已。针对这样的差异，陈平原评论道“：如此叙述，在百年后的今人看来，很可能嫌其‘境界太低’。可这种就事 论事，更多着眼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主权的言说思路，颇能代表当时普通百姓的意见。”
在他的观察中，晚清画报中除了广州《时事画报》，“全都太过温和，很少留下值得追怀的慷慨悲歌”。这种立场既是目标读者决定的，也与表达形式相关。图画更为直观、生动、表象，并不强调文以载道，不像文字，可以更深入，可以思辨和反省。所以，不像日报常常对社会政治做出尖锐批判，画报更多体现中间立场，关注都市风情、市民趣味与日常时光。
相比上海，北京的画报更加保守，这就多少与清廷的辖制程度有关了。当然，晚清报刊都受朝廷监管。比如，甲午战争时期，朝廷就曾勒令“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除商报外，苟有涉中日事宜者，决不代递”。但相较于上海“，天子脚下”的画报面临的管束更严。陈平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启蒙画报》，上面就贴有专门印刷的插页，粉红色纸张，印着二龙戏珠的图案，中间是“两宫御览”四个大字。《北京日日画报》上曾有《慈宫注重报纸》的专题报道，说的是慈禧太后为了解民情，特命李莲英每日购买北京、天津的报纸共30多份。太医给她诊脉之后，就在她身边跪读各种报章。陈平原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从正面肯定慈禧太后注重舆情，但报人读到这里“，很可能吓出一身冷汗”——太后越重视报章，北京的报业人员越面临巨大的风险。
“低调启蒙”，这是陈平原对画报文化立场的概括，迥异于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高调启蒙”“。过去，学界对于晚清以降的思想学术，会比较关注高调启蒙，比如说国家、整体、精神、哲学，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一门显学，可是对社会底层群众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变更过程，较少被关注到”。借由符合平民趣味、深入大众的画报，陈平原将人们的视线拉到一个此前少有人关注的领域——普通民众的知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