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费并优化其结构能更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7项收费。

2015年财政部门实施普遍性降费，及时部署涉企收费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清理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据统计，2015年各地共计取消、停征了34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了7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180多亿元。

2016年国家进一步加大收费基金清理和改革力度，停征价格调节基金等3项政府性基金，整合归并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等7项政府性基金；将免征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等的范围，由现行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扩大到10万元；将原只对小微企业免征的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上述措施，每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约270亿元。

2017年4月，国务院又取消或停征了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2017年7月，国务院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2017年11月，国务院再推三大降费措施，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

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停征排污费和海洋工程污水排污费。2018年4月出台多项举措：停征专利登记费等五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暂免征收证券期货行业机构监管费；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由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降低至2倍；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等。

政府相关部门在持续推进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同时，还着力于相关制度的建设。2016年3月，财政部印发《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明确对非税收入实行分类分级管理，根据非税收入不同类别和特点，制定与分类相适应的管理制度，鼓励各地区探索和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

2018 年6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制度。国务院价格、财政部门负责审批的收费标准，由中央有关部门，省级政府或者其价格、财政部门向国务院价格、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省级政府价格、财政部门负责审批的收费标准，由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地市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价格、财政部门向省级政府价格、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未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审批收费标准。

减轻非税负担呈现出显著特点

近年来，国家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力度空前，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减轻市场主体非税负担。2013年以来，中央层面明确取消、停征和减免59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其中，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185项减少到51项，减少幅度超过了72%；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由106项减少到33项；政府性基金由30项减少到21项。据统计，每年可以减轻社会负担超过3200亿元。而这只是一个静态的数字，实际的动态数要高于3200亿元。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对地方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清理和规范，累计取消、停征和减免770 多项收费，每年可以减轻社会负担超过470亿元。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其次，实现全面减负的“普惠制”。减免费的惠及范围由仅仅针对小微企业逐步扩大到各类企事业单位。例如，2014年财政部发文免征涉及小微企业的环境监测服务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费、药品行政保护费、中药品种保护费等。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7年3 月，则进一步将上述4项小微企业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惠及范围扩大到各类企事业单位。此外，为促进养老和健康服务业发展，国家针对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也出台了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通过减免费对象与领域的渐进式扩大，最终实现全面为企业与社会减轻负担的“普惠制”。

第三，提高收费政策透明度。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是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有效途径，收费目录清单作为政府权力清单的重要组成内容，对提高价格治理能力和优化价格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近年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秩序明显好转，收费项目大幅减少，收费标准明显降低。将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的成果以清单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防止不规范收费问题沉疴再起，是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手段。同时，推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将政府定价权限定在清单范围以内，也有利于提高收费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进一步减轻非税负担应有所侧重

税费均为纳税人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也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未来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力度减税降费，减轻市场主体的非税负担；另一方面还需均衡税费之间的结构，使减税降费在合理的结构优化中达到更优的激活市场活力作用。

首先，降费的空间更大。从国际比较去看，在世界其他国家，非税收入也普遍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澳大利亚和韩国，非税收入占其财政收入的10%，在新加坡非税收入占25％。 美国联邦政府中非税收入从1998年占财政收入的7.89%，上涨到了2013年的12.26%。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税制体系也不够完善，税收收入并不能覆盖到各个行业，而且偷税漏税的情况较多，故非税收入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比发达国家更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非税收入从 1997 年的 3243.1 亿元增长到 2010 年的15685.14 亿元，13年中增长了4.8倍，占财政性收入的比例从 1997 年的 28.25%降低到2010年的17.64%。总体来看，非税收入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增长迅速，但是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但是，与其他国家对比而言，我国的非税收入占比依然偏高，因此，从优化我国税费结构的角度看，减税降费中降费的空间更大。

其次，降费重在优化。减税降费并不代表着完全取消“费”，依然要有效发挥“费”的作用。费在我国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机场建设费，对搭乘飞机的乘客征收，其款项用于机场的建设和维护，充分体现了谁使用谁缴费的特点，同时给我国的机场基础建设带来了充足的资金，使得过去十几年中各地机场相关基础建设不断完善，形成了目前全国庞大的航空系统。费在行政管理中具有更高的效率，并且能够对于特定经济的支持发挥针对性的作用。因此，减税降费，费在降低的过程中重在优化。

最后，降费需要加强管理。政府开征、减免以及停征各项政府税费都必须依法进行，不得随意地开征、减免、停征各项税费。对地方政府违规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和规范。加强税收执法制度体系，严格税收执法，完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在收费方面，应当及时纠正部分地方政府以鼓励本地区经济发展为由，自行减免合理合法的全国性收费项目，从而引起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国家应站在宏观经济运行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高度，继续加强对各类税费优惠政策效应的评估，加强各类税费政策的整合、协调，使税费支持政策恰到好处、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者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