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规模缩小引发医疗产业变局： “妇“”儿”不同命

记者 邹臻杰 发自上海

根据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无论是全年的出生人口规模，还是适育年龄的女性人数都已呈下降趋势，这无疑将波及我国的妇儿产业。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18年出生人口1535万，较2017年的出生人口减少188万；另据第六次人口普查，00后各年龄段的平均女性人数已经降至600万~700万人，远远低于90后各年龄段平均800万~1000万人的数量。

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筹年鉴，2016年民营妇产医院的数量为690家，是公立妇产医院的10倍；究其原因，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宝妈们对高端服务的刚性诉求是关键。

“做医疗和做其他产业一样，关键在于两件事，第一是提供好的医疗产品，第二是研究客户需求及如何实现以快速低效的成本获客；这样，大环境的改变就不会太大程度影响我们了。”春田医管创始人、原上海第一妇幼保健院院长段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像段涛这样，从公立医院的高管身份到非公妇儿医疗领域再次创业的人，并非少数。如何实现差异服务、医保支付、现金流与融资等，都成为这群医生创业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与公立医院错位竞争

当前新生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出生率都处于历史低值。而这意味着，妇产专科市场的扩容空间已经不大。 人口生育意愿和需求总体萎缩、加上行业同质化竞争激烈等压力，已在一些妇儿医 疗上市公司的财报上有所体现，比如和美医疗 2017 年收入为 9.24 亿元，净利润 2944 万元，同比下降69.4%。

而另一家进驻中国市场20年的老牌高端妇儿品牌和睦家，据业内人士透露，其在2017年11月实现了单月“双过亿（收入和保险回款）”，可见妇产科医疗市场不缺需求，也不缺购买力。

上海和睦家新城医院院长张澄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未来五年，预计有十几家高端妇儿医疗机构涌现，如今包括美华、艾儿贝佳也都是竞争者，对妇儿医生的人才需求会很 旺盛；同时，我们的客户群也从过去90%以上都是老外，到如今超过一半甚至近80%都是 国人，如何吸引他们接受我们的服务，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妇儿医疗机构对高端群体来说，究竟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波士顿咨询数据显示，中高端妇儿医疗机构提供的产科服务要优于公立医院，在于其能提供良好舒适的生产环境，如五星级酒店式的单人客房及以患者为中心 的VIP配套服务；每次分娩的费用在2万~7万元间不等，而公立妇儿医院则在1万~2万元之间。

医疗水平、基础设施、品牌形象和服务，是用户选择妇产科医院时最看重的因素。

以产科医生为创业班底的医院，其专业度则毋庸置疑。“医疗质量是第一，没有医疗，服务再好也不行；如今我在医院不管钱不管人，只管医疗。”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院长杨祖菁说，她在加入民营妇产科医院之前，是新华医院的产科主任。

“在调研和检查了许多私立妇产科医院后，我们做了些调整。比如，我们将产科中最容易出现风险的问题集中起来，拿出来进行全科室评估；我们也有各类产前检查，比如糖尿病检查等，看看产妇有什么偏差，以便及时进行纠正。”她补充。

主诊医生负责制的模式，在非公妇儿机构中不在少数。美华医疗集团副总裁林丽君介绍说：“我们之前的定位是主诊医生规模制，想要做精品；但单个医生的产出是有天花板的，这就催生出了人力成本问题。2018年，我们有近2000名产科病人，每月数量有150名左右，且仍在持续递增。那么，既要提升资源的供给量，也要加大力度支持环境与服务，这也是我们持续要调整的方面。”

由此可以看出，妇产科医生既是保证产科质量的前提，也是医院能否扩张的关键。段涛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北京协和医院的产科，到目前都做不大的原因，就在于其要求的是医生接生；平均生一个孩子需要十几个小时，对医生来说是非常消耗的。例如一妇婴2015年生产量是33900个，那种状态下，怎么可能做附加医疗？”

他认为，非公立妇儿医疗机构的运营模式，并非有好与坏之分，而是要根据其自身定位进行，医生的工作量跟分娩的数量一定要匹配，不然最后一定会有问题。

资本聚焦从产科转向儿科

除了医生水准与设施服务，妇儿医疗机构的品牌形象也是用户颇为关注的因素，技术品牌、服务品牌、文化品牌等都是关键点。“医院形象的技术品牌指标在于能开多少刀、手术含金量是多少、手术难易程度是多 少等，大家会用一个指标性的东西来评价。从服务品牌上说，我们更注重的是熟人式、友人式与亲人式的关系。”张澄宇说。

具有品牌效应的连锁妇儿机构，也是资本眼中的“香饽饽”。根据《2018中国妇儿领域白皮书》，在妇儿医院领域，继复星集团旗下的复星实业以不超过2.24亿美元及所持有的315.7万股美中互利股票收购和睦家母公司 42.927%的权益后，鼎晖投资的三家医疗品牌：和美、安琪儿及新世纪已有两家成功上市。

在妇儿诊所领域，因大多数妇儿诊所为单体小型诊所（通常只设有门诊服务和药房），财务投资机构就倾向于投资那些可复制、有良好收益及扩展空间的连锁机构。记者在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目前我国妇儿诊所有 5676 家，儿科诊所则有 6427家，占比分别为3.9%和4.4%。

“现在，许多民营医院的妇产科也把儿科作为救命稻草，因为儿科是一个很强的流量入口。”辉薇妇儿医生集团创始人、沈阳安联妇婴医院院长李辉说，“但我们必须要用阳光合理的心态来带动收入，比如在垂直领域做细做精、主打产品可以很聚焦。”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持续延续，2016年新生儿中一孩数量为840万人，二孩数量为820万人，2017年一孩数量725万人，二孩数量则达到了880万人。据波士顿咨询机构预测，至2021年我国新生儿数量将比较稳定，妇儿医疗市场仍是一个长期看涨的市场。

资本青睐的妇儿连锁诊所，包括唯儿诺儿科、睿宝儿科、妈咪知道等。机构投资人的参与，便意味着有相应的退出时间表。国药资本董事总经理卓光嵩表示，“投资医疗最担心的就是单点突破，所以必须看规模，在如今的创业模式下，患者通过数据管理跟机构的连接是多次的；其次，医疗是很低频的东西，但如果通过连锁运营模式，医疗可以变得多频次，这就会体现在收入端上。”

红杉中国合伙人陆勤超也曾表示，从最初的医学美容，到眼科再到齿科，所有人都在找下一个能被市场化验证的医疗科室，而儿科是非常不错的切入口。

“比如，马上跟我们合作的爱尔眼科，将所有基层医疗的小儿视光康复项目全部放在了昱博士儿科诊所，那在这个领域该诊所就是专业的服务提供商，医生也可以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李辉补充。

不过，卓光嵩认为，妇儿医疗连锁做得远远不够，一方面是标准化难以做成，质量管控便成问题；另一方面，医疗是动态服务的领域，并非控制产品就可以了，而是会发生在医生和患者之间，这中间对服务的管控能力要求就很高了。

自2015年初全国人大授权33个县试点进行“三块地”改革以来，土改已历经两次延期，最初改革期限只有三年，原本应于 2017 年底结束，如今至少需要等到2019年底。

本来改革就处于深水区，土改又是其中的“硬骨头”。改革缘何一再延期？面对已经过去的“3+1”年的改革，该作何评价？就上述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采用试点改革的方式，是为了用实践来回应争议，从而达成改革、修法的最大共识。

刘守英认为，改革已经有四年时间，现在看来，试点非常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实际上，不同地区对改革的需求都是很迫切的，尤其是传统农区，比如湄潭、泸县等试点县，得益于改革，乡村一些被压抑的需求得以释放，改革红利非常明显。

他说：“谁不改革，谁就没有红利。这从地方的反映来看，是很明显的。”

试点选择“多比少好”

2014年12月，中央深改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开启了本轮土改的序幕。

2015年初，根据中央要求和全国人大授权，原国土资源部在全国选取33个县（区）进行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等三项改革试点。

刘守英认为，对于整个改革方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已经明确了基本方向，就是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看，为什么土改要采取试点的模式，而且是在时隔一年多以后？在他看来，是因为存在分歧，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改还是不改”，而是在“怎么改”这个方面。

比如，面对必然要进行的土改，当时存在两个比较大的争议：一是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到底有多大的必要性，市场对此还有多大的需求？二是对于进入市场的集体建设用地，到底该放多大的尺度，哪类集体建设用地才能够进入市场？

刘守英说，“当时觉得这个（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不能改，如果改的话，经济下来怎么办？”他表示，“在改革试点之前，如果地方政府都指着靠卖这点集体建设用地，是不可能支持搞征地制度改革以及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那么，改革也就没有办法推进了。”

之所以要在全国选择33个县进行试点，刘守英认为，试点选择“多比少好”。“当时选这么大的面，说明还是要改革，只是鉴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改革的需求到底怎么样，需要获取更多的支持改革的证据。”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由顶层设计推动的改革所选取的试点，也有着平衡的考量。刘守英认为，不同的选取标准，对改革评价有很大影响。按道理来讲，改革应该是选择那些最有改革需求的地方，而且有改革需求的地方要多选择一些。

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进行一年多的时间内，土改实行的是分开改革，33个试点县中，有 15 个试点宅基地改革，15 个试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另有3个试点征地制度改革。

土改已经过去四年，该如何评价这“3+1”年来的改革？

刘守英认为，现在来看，土改还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对改革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制度改革所释放的红利也是符合预期的。

比如，南海区的“三旧改造”，德清县的乡村工业园、民宿，义乌市的城市形态变化，没有改革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就是说，乡村被压抑的需求，在有了制度改革之后，就得以释放，一些新业态就会自动冒出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地指标增加的问题，而是乡村经济活化、发展空间增加的过程。”他说。

其次，这次土地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意义就在于，探讨构建一套以土地转用、非农使用、财产权利为核心，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从目前的改革成果来看，宅基地更能体现这一特征，就在于宅基地制度改来改去，并不简单的是一个怎么初次分配的问题，而是回到宅基地的财产权利体系上来。集体建设用地看起来是一个入市问题，但背后仍然还是要构建这一土地权利体系。

第三，改革的思路也在发生变化。原先的制度安排，秉承“宅基地就是农民命根子”的教条主义观念，赋予农村集体土地特殊性，不能入市，无法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这次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消除制度层面的特殊性，实现同地同权。

第四，形成了一套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入市的主体、范围，地价体系的设计，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集体所有权的权益如何实现，集体成员的资格怎么保障等。

第五，这次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国的改革，光一头热，是不行的。现在试点的地方，一些搞得好的、改革明显见效的地方，政府都是积极主动，希望通过制度改革来寻找发展空间和机会。

对于当前改革遇到的难点，刘守英认为，核心还在于地方要不要改革，是否具备足够的改革动力。至于实操层面，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制度层面对地方的束缚太多，比如土地指标管理、用地权、规划权、对官员的考核、对地方的审计等。

制图/张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