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能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吗？
维舟/文
去过台北的大陆游客，大概很少有不去中正纪念堂看看的，那里不仅展出蒋介石的生平事迹，也有中国近代史（尤其抗日战争）的另一套叙事。是非功过且不论，人们至少对这位曾经左右中国命运的政治人物仍抱有相当的兴趣；即便在台湾岛内，对两蒋遗产的争议也至今未平息。不过有一点应无异议：台湾社会在战后的方方面面，从经济起飞到去除日本殖民痕迹“再中国化”，都受到了蒋介石的深刻影响。在他88年的人生中，最后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光（26年）是在这个小岛上度过，而这是以往很少提及的。
自 2006 年起，蒋介石 1918~1972 年间的完整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分批陆续开放，这让世人得以有机会了解这位一生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学者杨天石曾四次应邀去参阅，耗费了10个半月在那里抄资料——不夸张地说，这种对原始史料的占有是他建构自己“蒋学”体系的基石。在本书之前，杨天石已陆续出版了三本“蒋介石日记解读”，都是从蒋氏日记出发来剖析其内心世界和政坛内幕。
现存资料均证明，1949年初大陆形势逐渐明朗时，蒋介石就已在着手准备撤退到台湾等沿海岛屿。从披露的日记看，这一败退对他的冲击首先是自省：他看到老家奉化城乡“一切与四十余年前毫无改革，甚感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实行也”。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人物，他此时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给民众带来承诺的福祉、改变与希望。这成为他后来在台湾坚决推动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原动力，也只有到了台湾，“耕者有其田”这种原先喊了多年的口号才真正得以落实下来。
任何政治口号要落实，都需要有效的组织架构支撑其执行力。但棘手之处也正在于此，杨天石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纸上的文字可以很好，但执行力、实际贯彻执行的能力极低”，“许多想 法停留在计划，停留在空谈，停留在纸上，做不了，执行不了”。显然，这被视为一个“问题”，并且是导致其失败的严重问题；然而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也意味着这套体系内部山头林立、互相掣肘，彼此权力制衡，因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结果往往是既不能成大事，但也没有能力作大恶。也就是说，蒋介石手里的整个政治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仍更多保持着旧时代的特质。
正因此，在他执掌大权的这最后二十多年里，其实耗费精力最多的还是如何改造这部机器本身，以求能更高效地贯彻他的意志——清除“腐化恶化分子”、派系分子、昏庸老迈分子与集权化是同步进行的一体两面。按照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此时应当做的是缩小行政管理的范围，而提升执行法律政策的效率，促进专业化；但蒋介石所谋求的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既想要提升执行效率，同时又管得更宽了，而每次无法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时，他就在日记里大动肝火。
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时代的缩影：虽然他奋力想挣脱、改造那部老旧的政治机器，但他本人身上其实就有很多旧时代的烙印。他不满于当时的政治组织，屡次说要改造国民党，但最终他只是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自视一身肩负重担，此外便找不出别的办法。他想带来变革，然而他的推动方式却常常带有道德说教的色彩。他的思想资源，除了来自基督教和五四思潮的一部分外，大多还是本自传统文化；他能坚持50多年每天写日记，并不仅仅只是个人习 惯而已，事实上也是出于将日记作为“省过”方式的明清传统；他推出的很多新举措，往往都冠以旧名称，就像“耕者有其田”明明是新落实的政策，但他却声称是为了“实行国父遗教”。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然而他自己却似乎意识不到这一点。
不必说，杨天石此书确实让人得以看到蒋介石的某些性格特质和政治决策背后的动机，但总体上说，他有时像是一个为自己客户辩护的律师。由于他的解读相当依赖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因而在有意无意中，这些日记被视为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第一手文献——这不是说他没有批判，但他的批判是一种对史料真实性的甄别（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非对其叙事和修辞的批判。正如《档案中的虚构》早已证明的，一个人的求赦书是出于特定目的写下来的，对这种文献一定要小心，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蒋介石的日记就是他为后人留下的一份“求赦书”。
虽然对蒋介石打压孙立人、雷震等案中的做法多有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杨天石在解读中也不由自主地代入了蒋介石的视角。在他看来，蒋介石在1950年代初所施行的土地改革兼顾地主利益，因而最终结果皆大欢喜，是其重要历史功绩。但台湾学者吕正惠曾指出，当时的土地改革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三地的左翼根源而强迫进行的，而蒋介石愿意配合的原因之一是借机削弱台湾的地主阶级势力。当时表面上向这些地主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他们的地价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这导致很多地主阶级出身者仇恨蒋政权。正因此，《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中才从一个老牌统派的视角出发，断言“台独”的根源其实是在当时的土地改革。就此而言，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要深远得多。
在这里也可看出中国传统纪传体史书的潜在深远影响：在西方传统中，人物传记的原型是戏剧，更注重呈现其个性和矛盾冲突；而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时，其实注重的是对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即便“厘清事实”，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服务。所以杨天石虽然强调解读蒋介石日记可以了 解其内心，但他所说的“了解”并不是现代心理医生所秉持的那种病理学探究，而接近于因熟知而产生的同理心，更何况他更在意的其实仍是对蒋介石外在行为的盖棺论定。在此他又假定，只要不隐恶、秉笔直书，那么“客观评价”人物是可以做到的，仿佛有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现。
吊诡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与对他盖棺论定的传记模式相矛盾的。即便我们能从文献资料中复原这样的“真实”，那必然也要求更多呈现他的个性、内在自我或个人经验，但传统传记模式的评判却像我们从讣告中看到的那样，往往都是“光辉的一生”、一份模式化的简历，作为垂范后人的典型，遮盖了他作为鲜活个人的那些丰富细节。杨天石在评述蒋介石的活动时，选取的都是那些重要的军政大事，而对他的晚年生活、兴趣爱好乃至复兴传统文化的倾向，都略过不谈。更重要的是，后人总不免从自身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出发来进行评判，这在价值变迁较小的传统时代还有可能，如今就意义不大了。更何况，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时在他而言也许是前后一贯的（例如对岳飞来说，抗金与镇压农民起义都是“忠君”），但得到的历史评价却可能截然不同。
杨天石所说的“真实”，并不是基于批判性认知之后的“真实”，倒不如说是相当于一个历史学者基于道德良知的公正评判。在此，他仍然坚信历史学家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他在序言中所强调的“要全面看人”，主张历史学家应公认的治史原则是“评述历史人物，要力求实事求是，全面、公正，不以个人好恶变造、歪曲历史”。他认为这是“对古典遗产的创造性的新解释、新运用，有助于促进中国史学的良性、健康发展”，但实际上，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相当陈旧的史观，因为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原本就是一种政治鉴定，而不是现代历史学者所关注的重心。
传统上之所以注重盖棺论定，还有一重原因是因为传记人物常常被视为后世的道德榜样（或提供失德的教训）。然而，对现代社会来说，这种“以史为鉴”的思路也已逐渐失效，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与当下相去太远，通过效法前人来应对现实中的问题，早已不再那么顺理成章。不过，杨天石对蒋介石盖棺论定的努力或许也有其历史意义：在打破这个“敏感人物”的研究禁忌之前，必须先经过这样一番鉴定，定下基调，才能将之转化为一个研究对象，由此可以为后来者展开讨论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