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人才机制是中国的重大战略选项
卓勇良/文
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贸易与交往难度正在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发展将再次遭遇严重的人才瓶颈。由此而言，重构人才机制将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选项。
人才问题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发达经济体历史累积的物质文明和部分精神文明，实现快速发展的，但实际上，中国制造有大而不强的特征。
中国集装箱出口占全球90%左右，是典型的傻大笨重产品；纺织品出口占全球近40%，是典型的低附加价值的古老产品；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虽占全球 30%多，但以组装加工为主，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汽车出口仅占全球4%左右，药物出口占全球不到3%，欧盟药物出口占全球比重高达60%多。
从进口上看，90%以上的高端工作母机、高档成套设备，以及几乎绝大多数高端核心部件和元器件，包括90%以上的高端芯片，均依赖进口，甚至汽车发动机上小小的密封圈和螺栓亦依赖进口。
当今世界是典型的互为需求的世界。尤其是没有哪一个后发国家，可以置身于全球化之外而能独自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和增强综合国力。要改变中国制造业目前大而不强的现状，只有本身具有较强的科技能力，才能通过各种交易方式引进我们所不具有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其中人才是关键 因素。
而中国当下面临三个方面的人才紧迫性：一是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对于人才需求的紧迫性；二是大批人才外流对于重构人才环境的紧迫性；三是与发达经济体发展差距缩小对于自主知识产权需求的紧迫性。
尤其是上述第三方面问题更为现实紧迫。当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引进不太先进的实用技术即可。当前越来越需要引进最新技术，但理论而言没有哪一个发达经济体会无端地将最新技术拱手相让。且需指出的是，这是全球技术贸易及其交往常态。有鉴于此，越发反映出当下人才问题的紧迫性。
人才理念落后
人才培育必须历经数代努力。如果缺少长期的历史文化沉淀，是不可能形成一大批超一流人才辈出的局面的。我们现在培养人才的努力，要到一代人后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见效。人才培育是必须从其父母辈抓起的跨代工程，日本20世纪60~70年代快速发展，一大批具有较高学历的全职“知识妈妈”功不可没。这也正是我所谓的人才培育的隔代效应。
人才培育必须全覆盖。人才能不能脱颖而出是一个概率问题，基本取决于四重因素，即智商、情商、努力和运气，而这四者是相乘关系。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展示其特质，就必须为每一个人创造同样好的条件。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教无类”的现代应用，也是现代人文精神在培养人才上的基本原则。
人才培育必须有通识教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应具有起码的自然科学知识，18世纪的欧洲大哲学家都是大数学家，甚至没有读过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学者连学术圈子都进不去。自然科学大家通常都具有极高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修养，爱因斯坦拉了一辈子的小提琴；苏步青是数学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写作大家和诗人。人文精神必须自小培养，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严重违反人伦的发明创造。
人才培育必须自由宽松。英国18~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的开创性的大家，此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成为欧洲学术氛围最为宽松的一块土地，马克思就是在伦敦写出《资本论》，日不落帝国的炼成绝非偶然。
人才考核是人才培育成长的一大阻碍。顶尖的大科学家和大学者，没有一个是通过考核成长的。重重考核之下，只能出一些滥竽充数的低水平成果。比如，高端智库应有众多高素质人才，但相关部门机械地卡住职称评聘数量，严重不符合高端智库实际，影响对于科研人员必要的精神激励。另一方面又缺少灵活的薪酬机制，科研人员缺少必要的物质激励。名和利的路子均不畅通，人才激励何在？
政府是市场经济创造环境的主 体，不是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应该为所有的个人营造环境，但原则上不应为特定的个人营造环境。关于具体引进人才的事，应该让位于市场主体。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不要有人群、城乡、性别、职称、年龄等歧视，简化审批程序，提供普惠的、可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提供人人都可享受的高质量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同时也积极促进为特殊需求服务的教育等产业的市场化发展。
加快建构促进人才辈出的四大环境
笔者认为，构建人才体系不可缺少下述四方面环境建构。这四大环境之间，是一种缺一不可的相乘关系。1.自然而然的学术环境。“自然而然”简单而言就是实事求是。客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应按学术准则和规范，挖掘事实，深入分析，如实地得出结论。这里大致应遵循三方面准则，一是以基本事实为研究出发点，二是以自然法则为衡量标准，三是以遵循逻辑为基本规范。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建构良好的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学术氛围。任何不符合事实，不符合自然法则，不符合多重逻辑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都是不具有科学性的。2.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每一个孩子都有奇思妙想，每一个孩子都有某种特质，每一个孩子都有成才的可能，关键是环境。有利于孩子们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是培育一大批能把国家民族带向未来的超一流人才的关键。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嬉笑自如，率真自然，这是人才成长的最佳状态。约束肯定是有的，这就是道德、习俗和法律约束，毕竟人无压力轻飘飘，但压力应建立在因材施教基础 上，而这在相当状况下是一门艺术，这就又给培育尖端人才平添了相当的难度。我们终究还是需要循循善诱，尽量让孩子们在较少压力的游戏中成长。
自由自在包括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国际歌就强调思想自由“，让思想冲破牢笼”，爱因斯坦觉得教育最根本的要求是“思想自由”。行为自由当然也是必选项，如果爱因斯坦不具有在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的那段自由自在的美好时光，也许就不会有狭义相对论的横空出世。3.良好的物质环境。这里的意思是，应尽可能替孩子们及有志之士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缺少最起码的物质环境，即使再优秀的人才亦将一事无成。尤其是随着人类财富泉涌式的增长，以及科学技术的爆发式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越来越不可或缺。就像一位从小与汗牛充栋的中外古今书籍绝缘的人是成不了伟大的学问家一样，一位 从小与计算机绝缘的人绝无可能成为比尔·盖茨式人才，一位从小与天文望远镜绝缘的人也成不了哥白尼式人才。
相应的物质条件和环境之下，才能出相应的大师级人才。英国库克船长1768~1771年的第一次环球航行，船上有一位名叫约瑟夫·班克斯的乘客。此人18岁时继承一大笔遗产，25岁时向英国皇家海军缴纳巨款搭乘库克船长的努力号三桅帆船环球航行，成为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1778~1820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长达42年。达尔文也是因为搭乘英国海军的贝格尔号舰，奠定了撰写《物种起源》的基础。
尽可能给孩子们创造较好的物质环境，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我们2011年研究山区发展，曾提出至少给山区学校的孩子们每天一块大排、一个鸡蛋，冬天能洗上热水澡，不知现在情况如何。4.自创自立的制度环境。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这是一种消极的被动式的人才观。把人才脱颖而出建立在不稳定的伯乐基础上，本身就是缺少现代精神。现代社会需要造就的是人才自我成长、自我发展，自我脱颖而出的积极主动的稳定机制，而这需要系统的制度建构。
建立和完善遵循习俗和法律基础上的利益机制，才有可能形成人人都是伯乐的稳定的人才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即使没有伯乐，人才也能脱颖而出的自我发展机制。同时需要加强法治，如专利制度，反垄断机制，打击假冒伪劣机制，以及其他必要的监管机制等。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只有在这一制度下，史蒂夫·乔布斯才能梅开二度。（作者系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
政府是市场经济创造环境的主体，不是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应该为所有的个人营造环境，但原则上不应为特定的个人营造环境。关于具体引进人才的事，应该让位于市场主体。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不要有人群、城乡、性别、职称、年龄等歧视，简化审批程序，提供普惠的、可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提供人人都可享受的高质量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同时也积极促进为特殊需求服务的教育等产业的市场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