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巨变与后发地区发展路径
梅新育/文
贵州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因为千百年来，贵州闻名中国社会的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提及贵州，就会联想到这些印象：自然条件恶劣、发展水平滞后、居民极度贫困等。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与整个国家一同经历了长足发展，但在各方面条件制约之下，贵州人均GDP水平仍连续多年在全国倒数第一的位置上挣扎。2010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1521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479万）比例高达44%。
正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为贵州这个后发省份创造了发展的机遇，是基础设施高强度发展赋予了贵州赶上国家发展快车的能力，而贵州巨变又为国内后发地区发展路径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工业化改变贵州发展环境
在传统农业社会，贵州的贫困无法根本解决，因为人们无法改变“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自然条件，这种自然条件是发展传统农业生产不可克服的障碍。然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切。
2008年，中国制造业产出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随后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领先各国的幅度越来越大。
2009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超越德国，登顶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到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已占全球总出口的12.76%，相当于美国和德国的一倍半、日本的三倍。
置身还在快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全世界头号工业大国，贵州的发展环境与此前千百年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贵州不适合追求复制沿海的制造业发展路径，但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发展障碍在中国这个头号工业大国内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珍贵资源，甚至是不可复制的资源。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自然条件对于大规模发展粮食作物是不利的，自给自足也是做不到的，而传统农业社会内大规模粮食贸易的有效销售半径有限，贵州这类省份不能指望以可负担、可持续的成本从省外获得大量粮食供应。
但在已经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工业化社会内，大规模粮食贸易的有效销售半径大大扩展，很大一部分粮食需求完全可以依靠省外供应解决，曾经不利的环境反而正适合发展某些特色经济作物，其收益不下于主粮作物，往往还更高。倘若再经过加工，其增值还能成倍提升。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了这些年贵州茶产业的飞跃，看到了这些年贵州特色果品的发展，看到了贵州酒业的增长神话，看到了不少内地投资者跑到贵州从事农业开发。
即使是传统得不能更传统的衣食需求，工业社会也创造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换言之也就是为相关产业发展创造了机遇。老干妈在传统农业社会是不可能做大的，甚至根本就无法问世，陶华碧正是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为满足流动人口需求才创造了这种如今风靡世界的食品。
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精神需求上升，消费构成也正在经历剧变，服务消费占比持续快速上升，在农业社会里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旅游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产业，而且还在持续快速增长：
1994年，国内旅游人数为5.24亿人次，旅游总花费1023.5亿元；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上升至50亿人次，旅游总花费45660.7亿元。
文化和旅游部预计，2018年全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超过5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5万亿元，分别增长10.8%和12.3%，旅游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在农业社会是发展障碍，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里却是旅游资源。如果能与当地特色农业、特色工业（如酿酒）相结合，其经济价值还要成倍翻番。
就是在最时尚、最前沿的大数据产业，贵州的气候也成了发展的有利条件。
发展带来贵州脱贫
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为贵州创造了发展的机遇，但只有具备足够相应人才与基础设施，才能搭上发展的快车。贵州这几年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发展比翼齐飞，相互促进，推动贵州人均GDP在最近几年实现了赶超，摆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连续数十年的人均GDP全国末位。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最突出的成果与表现就是贵州农村贫困人口连年急剧减少：
2010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1521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 3479 万的 44%；2017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295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580万的8%。
2018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1660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快于全国农村增速，涵盖贵州的乌蒙山区、武陵山区等8个片区增速快于上年。
启示与转折：从“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
在我们这样一个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里，贵州巨变对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可以提供不少启示。国家工业化成就带来的发展机会理当 在全国分享，但只有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才能可持续地分享。
对于两湖、安徽、四川、重庆等地区而言，大规模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是合理的，制造业在这些地区能够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供给，能够实现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而形成新的大规模制造业集群，能够以有竞争力的成本供应全国、全世界市场。
但在一些省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强行企图把制造业大规模搬迁到那里，最终只能造就一批吞噬财政补贴的无底洞，留下大堆经济与社会后患，还会拖累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效率与竞争力。
要保持并不断增强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我们应当让制造业主体聚集在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劳动生产率、竞争力，这才是我们能够长久立足于世上的东西。不要忘了，许多曾经领先的国家制造业之所以没落，关键原因就是国内无效率、低效率分肥者过多，从而让其他国家的后来者居上，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像贵州那样，充分利用国家工业化带来的新需求，发展特色产业，才是更切实地分享国家工业化发展机会的途径。
进一步考察，2017年末，中国全部就业人口77640万，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20944 万、21824万和34872万；在第二产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就业人数4635.5万，私营、个体制造业就业人数5661.7万，制造业就业人数合计10297.2万，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3.3%。由此可见，不是盲目全部挤向既有的制造业，而是别开新路，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贵州赶超的初步成功，再次证实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带动特色产业发展”路线的有效。现在，摆在贵州面前的考验是如何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如何保持快速发展的竞争力，这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重大考验。
须知，原来中国经济的目标非常单纯，就是“赶超”；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为赶超对象，我们的目标已经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如果志得意满不思进取，如果我们自废武功，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就不可能“鱼跃成龙”，而是会陷入发展停滞，甚至更糟糕的状况，而自废武功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风险。（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