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的隐形政治：一个路人皆知的惊天秘密
俞冰夏/文
我最近认识一个曾在美国石油大亨兼极端保守派科赫兄弟（Kochbrothers）手下工作的石油工程师，他说：“科赫兄弟，我们都知道，最大的政治抱负是让政府远离一切人类活动，而为了追求这一远大理想，他们成为了史上最为成功的说客，也就是政客。”
这句话基本上完完全全概括了最近出版的《亿万富翁与隐形政治》（Billionaires and Stealth Politics）一书的主题。这本书由来自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系的三位学者撰写，融合了各种最前沿的社科类研究方法论，比如线性回归分析、互联网数据抓取、个案研究等等。然而，这些方法论对此书书名以及上述那一句话的概括有没有产生更为深刻、准确甚至强化的作用，我感到很不好说。这其中的尴尬很明显，那就是美国亿万富翁通过政治捐款、创建智库与政治活动委员会、资助意识形态组织（如大学）、进行各个层面公开程度不一的游说活动等，来从事所谓的“隐形”政治，无疑是个虽然听起来道德沦丧，实际上却无处不在、可谓路人皆知的事实。所有这些活动不仅合理合法，甚至其合理合法性正是亿万富翁们常年从事隐形政治的结果。因此有点讽刺的是，这三位学者无论用什么技术上模糊可疑的方法论进行研究，都不可能推翻大部分美国亿万富翁日理万机从事隐形政治，这么个明晃晃的路人皆知的事实。而书中的另一个发现——亿万富翁们如果持有“偏离大众意见”的政治观点，经常会保持沉默——则似乎是最基础的企业公关手段。
《亿万富翁与隐形政治》的三位作者将所谓“隐形政治”，定义为亿万富翁是否鲜少《Billionaires and Stealth Politics》Benjamin I.page、jason Seawright、matthew J.lacombe著2018年11月版在公开平台上发表政治理念、是否同时暗中给与政治有关的组织捐款、政治理念是否固定以及是否从政治募捐当中得益。在这个定义下，他们从福布斯榜上找出前100名最富有的美国富翁，开始从搜索引擎以及数据库里进行关键词搜索，也就是“数据抓取”。他们选择了诸如“税收”“税负”“社会保障” “退休金”“遗产税”“交易税”“社保改革”等经济关键词，又选择了“移民改革”“环境保护”“堕胎”“同性婚姻”等社会问题关键词，来考量这些福布斯富豪的政治观点。通过这些统计学手段，得出的结论是诸如巴菲特、索罗斯这样的“左翼富翁”经常出现在媒体视线当中，且做出的政治募捐金额不大，并与其政治意见相符；然而像科赫兄弟等“右翼富翁”，通常并不抛头露面，却在幕后挥金如土，结果往往能做到权力寻租，获得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隐形政治理论”。
由于数据实在有限（100名富翁里，在任何一个议题上，通常都只有十来个有过公开发表的政治观点，这看起来间接证明了作者的观点，但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很多保守派富翁年事已高，活跃于互联网普及之前），且作者将公开发表的政治观点与政治募捐相关联的尝试并不完全成功（大部分亿万富翁在进行政治募捐时并不是以自己的实名，而是通过很多合法的匿名政治活动委员会，其金额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作者本来不言而喻的“隐形政治理论”开始变得无法自圆其说，以至于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承认自己的数据模型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比如对80多岁的富翁、有“华尔街狼王”之称的激进投资者卡尔·伊坎（Carlicahn）进行的个案研究当中，作者发现他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几乎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多少政治观点，但他对特朗普的支持却非常慷慨。伊坎是否长期从事“隐形政治”，或者是否从事“政治”，都变得很难界定——你当然可以说一个一直默不作声的人从事的是最隐形的政治。这位伊坎我们都知道是股东权益论的最大支持者，这看起来是个经济问题，但也不能说不是政治问题，很可能对社会的影响远大于科赫兄弟幕后操纵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然而“股东权益论”并不在作者们选择的关键词当中。
更令人困惑的是，作者认定“隐形政治对民主是非常不利的”。这话字面意义上不可谓不正确，但具体不利在哪里，要追溯到本书作者之一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page）与另一位学者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此前所做的一项量化研究《民主与富裕美国人的政治取向》——研究结论是亿万富翁的政治取向与绝大部分普通美国人很不一致。《亿万富翁与隐形政治》的整体结构只有在基于这一结论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姑且不讨论此前研究的结论是否正确（因为这似乎不能解释为何富翁特朗普能当选总统），如果大富翁们因为曲高和寡且挥金如土便不能也不该参政议政，恐怕也并非十分民主的观点。
《亿万富翁与隐形政治》的问题在于作者想要研究“隐形”的力量，却选择了最公开的信息作为工具。这无疑有点讽刺。像很多眼下的经济社科类研究一样，全书花了太多力气在介绍自己的方法论与画图表上（可见花了更多的力气在操作这些复杂过程上），让人想到当年让希拉里·克林顿翻车的大数据AI。实际情况是，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没人对此感到意外——这是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不仅福布斯百强参与隐形政治，做小本生意的新移民为了拿执照、对付各种监管，也必须参与隐形政治——这两类人虽然财富差异悬殊，很可能在政治理念上一拍即合。不仅福布斯百强想尽办法离岸逃税，小老百姓同样玩弄各式花样避税。在左翼政治家做不到将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包装成安全感或社会正义，左翼学术人士没办法用接受度更广泛的传统政治写作而非数据分析方法来阐释自己观点的时候，大部分人浅薄逐利或者说自我保护的本能都会占上风。
这本书中有个有趣的细节：经过量化研究，作者发现美国大部分人对“移民”持有强烈反感态度，但大部分民主党政客与左翼富翁却在公开场合纷纷支持移民，而这同样是一种“隐形政治”——这些富翁支持移民的理由往往并非他们口中的人道主义，而是因为新兴企业需要雇用大量廉价外国员工，因而它们常常参与游说国会，给支持移民的政客捐款——用的是跟右翼大富翁一模一样的方法手段。三位作者虽然带着学术界常见的中间左翼烙印，也并不否认这点。
作者们最终建议公民多参与与信息透明度有关的政治活动，用立法手段迫使亿万富翁公开自己的政治活动花费——仿佛这是问题所在似的。研究隐喻的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30多年前就提出，左右翼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一边把税收叫做税收（tax revenue），而另一边则叫做税负（Tax burden）。不能换位理解这个词，两边就无法达成共识。眼下的状况便是，共识依然十分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