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考虑趋势与风险增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能力
冯奎/文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形成了一波接一波的冲击，超出预期，这需要我们对全球供应链的演变与存在风险进行更加充分的分析，在应对策略中着力提高韧性水平，以吸收、减缓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疫情特征
在全球范围以及在较长时间内，疫情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重大和深远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疫情有以下特征：
一是全球性。新冠肺炎已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截至4月15日12:00，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逼近200万的确诊病例，死亡超过12万例。
二是多波次性。从2019年底到2020年4月，疫情“震中”位置相继出现在中国（主要是武汉市）、东亚（主要是日、韩）、南欧（主要是意、德）以及美国。综合判断，未来的“震中”可能转移到拉美、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
三是长时间性。多国流行病学相关机构与流行病学专家认为疫情不会在上半年结束。美国疾控中心专家预测2020年、2021年冬天疫情可能再次暴发。日本神户大学两位科学家预测，在不考虑疫苗的情况下，在全球总体结束时间不会早于2021年。
四是严重性。疫情的“震中”已袭击了全球产业链的三大中心。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措施是“封锁”，意味着必须主动切断部分经济活动和经济联系。最令人担心之处在于：一些国家更加高调地宣扬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正在铺设一条加速逆全球化的轨道。
增强供应链韧性能力的四种主要情形
对于全球供应链的风险，仅靠中国一国之力很难使其全面保持稳定。但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之一，发挥作用的余地与空间仍然较大。应变之道在于充分汲取“刚则易折、柔则恒久”的古老智慧，着力消化、减低、吸收、转化外在冲击力，增强供应链韧性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链条折断，力争其保持顽强持久。一是在严格防控的同时进行灵活调整。
对付疫情最好是全面切断经济联系，而保障供应链运转需要千方百计促进人员、货物等充分流动。政策如何调整以求兼顾各方利益，使利益最大化？在一些地方，疫情高峰期的严格隔离措施被沿用下来用以对付零星的病例， “杀鸡用牛刀”在短期内不经济，高昂成本长期内不可持续。
还需要沙盘推演的是：国内与全球疫情防控的矛盾。当前，西方一些国家实行实质性的“群体免疫”策略，特点是让病毒的传播尽可能放慢，保护老年人和易感染的群体，直到大部人自然免疫或等到有疫苗可用。南亚、拉美、非洲一些国家受制于医疗条件，防控模式局部地体现为“放任自流型”。疫情之后全球其他国家整体免疫水平上升，我国“严防死守”的疫情防控模式会不会受到新的冲击？最不利的情形是，在未来全球经济循环恢复过程中，中国会不会因此而增加孤立性？
二是在复工复产中保存企业的有生力量。
复工复产中以下一些情形，值得注意： 1.一些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复工后，因疫情防控变化，又被停止复工；
2.部分外贸企业复工后，突然面临国际订单消失；
3.国际合作过程中，一些企业刚刚锁定所谓低风险区域，但低风险区域旋即变成高风险区域；
4.供应链上宣布破产或出现其他违约情形的企业增多，法律争端频发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等等。
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就是抓住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复工复产，稳固供应链。但具体到供应链上的一些行业、一些企业来讲，急速变化的外部条件使得静态条件下的复工复产决策失效，甚至产生负面效果。东部沿海一些复工复产的外贸企业，在面对意料之外的多次打击之后，老板选择“跑路”或者关停企业。
这就提醒我们：外部风险较高情形下，供应链牢牢锁定可能也会带来经济损失、资源浪费等“次生灾害”。各方在推进推动复工复产中，要全力提高复工复产率，进一步就需要提高有效复工复产，这就要充分考虑更好地保存企业的有生力量。要有一些政策与措施，让企业存续下去，让办公楼的灯亮着，让队伍不要散掉，这样才有疫后东山再起的基础。
三是实现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过渡。
疫情暴发之后，经济方面的政策重点集中于短期之内对中小企业的救助。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对迅速控制疫情有乐观判断。其次政策对标的参照物是2003年“非典”，因为那时的“非典”就基本上在一个季度之内被控制。第三是基于调查数据的支撑。如不同机构的调查互相印证：高比例的中小企业账上资金支撑不到3个月，据此当时多个机构都建议应重点针对3个月内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疫情的发展已不囿于一国之内，全球的疫情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导致中国国内疫情防控不可能短时期内结束。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现在已进入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既有的部分短期政策需要延续下去，但也有一部分需要退出，代之以中长期的政策。这是因为，疫情暴发之后的短期政策是要避免企业集中倒闭，政府直接干预，予以支持；但立足于全年或更长时间的预期，政府应该考虑角色回归，为竞争性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集中于解决失业等社会问题，出台更多社会政策，保持社会稳定并避免市场失灵。政府角色需要有连续性、阶段性的重要变化，政策调整必须有助于而不是有损于供应链的韧性能力。四是为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预备空间。中国为稳定全球供应链作出巨大努力，这是大国的担当与责任，也完全符合国家产业利益。但针对后疫情时期，要考虑到全球供应链变化的趋势情况，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第一，疫情之前，全球供应链变短、朝着区域化方向演进的趋势已经出现。第二，可以预见的是，疫后部分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强调供应链回归。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从自身条件出发，供应链也有适度调整的必要性，如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可能会降，但结构需要优化、质量需要提升；又如疫情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升级，部分产业链将会数字化重组。
面对以上各方面情况，中国要坚定地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各类趋势特征，为自身调整留有回旋余地，在关键环节和政策领域提高适应复杂变化的韧性能力。重视三种策略警惕三种倾向
韧性能力的根本要求就是预判并接受外部冲击，同时做到不损毁、不破裂、不折断，在此前提下谋求存续、延伸和发展变化。将韧性生存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战略，必然要求需重视与实施中长期策略、底线策略及灵活策略。
同时，应警惕三种倾向。第一种是盲目乐观，即认为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已经取得成效，中国将成为吸引全球供应链的乐土。第二种是过度悲观，认为对外合作不确定性过高，风险过大，中国在供应链上只有听天由命。第三种是走回头路，即认为中国应摒弃全球化，在国内深挖洞广积粮搞内部小循环。
过于乐观的判断往往疏于准备，最后将陷于被动；过于悲观的判断来源于对一些企业、行业和区域所遇困境的观察，所依据的微观事实与宏观数据并不相符。走回头路的主张，有一些建议具有预见性，但仍然不能作为长线战略思维。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一波“去全球化”当中有许多“去中国化”的极端情绪，走回头路的这派主张要特别注意与那种“去中国化”的情绪合流。
中国所面临的全球供应链风险确实是在增多，但中国抗风险的能力也不容低估，在曲折中推进全球供应链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仍然充足。当前，中国要积极发挥作用，尽到大国责任，首要的是积极分享抗疫经验和教训，力所能及给予遇到严重困难的国家以物质上的支持，予以最大可能的人道主义援助。
中美合作是稳定全球供应链之“锚”，需要全力维护。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确保RCEP协定能够按计划签署，这对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亚太中心地位，促进中国与东盟供应链合作将有明显效果。中欧之间合作近年来不断加深，欧洲国家情况不一，不存在欧洲与中国集体脱钩的可能性。
当然，在积极倡导全球供应链合作的同时，中国也需对有关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与政策保持警醒，做好国内改革与发展文章，及早谋篇布局，回避与消化风险。（作者系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200万截至4月15日12:00，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逼近200万的确诊病例，死亡超过12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