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天价学区房背后是“多米诺骨牌逻辑”的可笑

好大学才得以在大城市立足，他们比任何一代父母都更能感受到教育带来的好处，自然焦虑程度也更高。

我一直觉得小学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喜欢上学习，对学习有兴趣就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一考定终身”，家长可以放轻松，找一个离家门口比较近一点的、适合孩子特点的学校就好了。

西方教育理念的水土不服

第一财经：你在《做对“懒”爸妈 养出省心娃》中提到一个少有人注意的观点：8～10岁的孩子还是需要父母无条件地接纳。但现实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多已经开始为考好初中，周末到处补课，亲子关系也随之恶化。父母如果在这时忽视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后果？

沈奕斐：每个阶段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使命，八九岁孩子最重要的特性，是建立自己跟外部世界的关联。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对世界有一些贡献、有能力做一些事情。建立起这种信心后，才能自觉学习。孩子进入真正意义上自己想要学习的状态，是从10岁、11岁慢慢开始的。

但现在的父母都很着急，希望孩子小学一二年级就能自觉学习，然后开始出去补课，因此在八九岁那个阶段，父母总是在帮孩子，不断地给他纠错，使得他觉得自己很差劲，自我归属感被打掉了，孩子的自觉性就发展不起来。到了初中阶段，家长发现，变成父母盯一盯、孩子学一学，父母不盯孩子就想方设法地

去逃避学习。所以八九岁这个阶段的亲子关系被忽视，孩子的自我归属感被打掉，我个人觉得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

第一财经：现在市面上西方家庭教育类书很多，你的观点和这些有何不同？

沈奕斐：现在正面管教、PET父母效能法、非暴力沟通、爱和自由等西方教育理念都被很多年轻父母推崇，西方这些理论和方法有合理性和优势，但要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基于西方教育环境提出来的，如果照搬到中国不仅会走样，实践过程中还会产生困惑。

比如“爱和自由”这个说法很流行，这实际是一套个人主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要想真正执行，首先得有社会基础。比如说人人都明白个人的权利边界，而权利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才进入到中国话语体系的，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国家庭；比如说你能不能跟你妈讲，我跟你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是我的事你别管我，你没这个权利？你肯定不敢说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权利这个概念在私人领域怎么用，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实际上中国信奉“爱和自由”的父母，根本也没有给孩子自由，给孩子的选择权都是在父母允许的范围内。因此照搬西方教育理论，不仅会走偏，还把中国传统中很好的教育理论忽视了。

第一财经：中国传统中哪些教育观点是比较好的？

沈奕斐：合作育儿就是很好的，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两代人甚至更多人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所以中国孩子早期没有那么自私自利，从小就学会顾及方方面面的关系。现在西方那套家庭教育观点进来了，老人带孩子被污名化，把孩子养育的所有责任都压在妈妈一个人身上，她对孩子负责，很容易出现孩子的自私自利情况，妈妈也压力非常大。而且西方的家庭教育逻辑体系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需要劳动力自由流动来为资本主义服务，因此绝对不能接受隔代教育，因为这样会带来家庭变大，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原来我们跟父母祖辈在一起没有那么大的矛盾，结果现在中国跑去学西方那套家庭教育理论，变得很多人跟自己父母住在一起矛盾都很大。

第一财经：所以你才打算写本土化的家庭教育书？

沈奕斐：是的。归根到底，中国父母焦虑的原因在于，成年人面对的不确定性在增多。过去大家都知道怎么做父母，因为两千年来生活就没有太多改变。但现在的时代日新月异，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多，家长不知道怎么选择，就很容易迷失在不确定性里，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容易抓狂，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这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

但教育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那么急功近利去解决问题，两者就会产生矛盾和张力。不过也不能怪父母，因为父母不像我们做研究的，能看得到规律，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要去写书的原因。其实这种通俗的家庭教育书都不算我的学术成果，也赚不到钱，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去做呢？就是希望更多家长能够从专业的地方看到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在书里有很大的篇幅都在告诉家长，社会面对的是什么情况，你是什么状况，别老盯着孩子学习成绩，那是人生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家长把大背景做好了，后面的结果自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