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缺水谁的锅？太湖周边电子企业排放重金属超标污水
以水系发达著称的江南水乡缺水吗？是的，不仅缺，有些地区还极度严重。
在近日举行的《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解读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水利厅副厅长冯强提出了相似的设问：“浙江缺水吗？实际上，浙江在水资源人均占有量、水资源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方面，都有短板。”
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1700立方米就为用水紧张警戒线，低于1000立方米为缺水，低于500立方米则属重度缺水。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创始人、主任马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对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浙江多年来处于国际用水紧张警戒线的边缘，安徽处于缺水状态，江苏在重度缺水的边缘，上海则为重度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短缺的同时，在世界的供应链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长三角，也因为高密度产业的发展而承受压力。
在马军看来，长三角的部分地区，原本水资源的短缺不像北方那么紧张，但产业发展带来的用水过度和水污染等问题，让水资源的整体挑战变得严峻。
这也让节水变得紧迫。近日，浙江省正式印发实施《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旨在打造中国南方丰水地区节水“标杆”。今年以来，江苏和安徽也陆续发布了节水政策。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下，地区的节水有了更大的合力，而目标背后的挑战及现实，仍然需要更多人的关注与行动。
关于江南水乡的误区
所谓的“江南水乡”，与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在内的长三角地区，
有着较大的重合。在普遍的印象里，北方严重缺水，而江南雨水充沛，水资源丰富，似乎很难与缺水联系起来。
但马军表示，中国总体来说都是缺水的，这一总体情况近年来没有发生改变。虽然水资源总量不小，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的28%。在长三角地区，由于人口和经济要素密集等原因，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还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存在空间分布不均的挑战。
以长三角地区人均水资源最丰富的浙江为例，冯强表示，浙江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浙江省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976 亿立方米，年人均水资源量1702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不仅比全国人均水平低，而且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马军提出，长三角的人口密度总体很高，上海、苏南环太湖和浙江杭嘉湖这样的平原地区尤其如此。其中江苏最为复杂，苏北和苏南差异明显，连云港、盐城这样的苏北城市降水量显著低于江南，缺水极为严重。
“在江苏内部，近年来也要依靠南水北调支撑苏北用水。”马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再加上化工等产业聚集导致了严重的水污染问题，苏北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得不修建专门的调水管道，以解决当地的清洁用水问题。
在江苏越来越多地区依靠水利工程体系调配水资源的同时，江苏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平原水网地区，一条河道严重污染往往波及整个水系，一个点源污染就可能影响整片地区，这让集聚了高耗水、高污染行业的江苏省压力尤大。但所幸，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污水治理的努力，近年来江苏的水资源污染问题有所好转。
另一个需要打破的误区是，如今各地争相招商引资的IT电子产业，其实也是加剧水资源短缺的“主力”之一。
马军提出，在江苏省的太湖沿岸，聚集着大量的IT电子产业。很多人认为这一产业是绿色甚至是虚拟产业，但其实这个行业的一些生产环节用水量特别大，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危险废物，处置不当会导致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马军说“：我们曾对太湖周边地区做过调研和检测，一些大型电子企业流出的污水，重金属超标情况严重。”同时，生产印刷电路板等电子硬件产品的用水量又相当大。另外，江苏的化工、造纸、火电、钢铁、纺织，以及浙江的印染、化工等高排放行业，都增加了长江口和杭州湾海域的污染压力。
除了上述空间分布不均问题，马军表示，长三角地区的水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也不均衡，比如梅雨季节的降水量比重特别高，让人为“水”苦恼的同时，又增加了水资源利用的难度。
除了工业用水，长三角地区的农业用水和排放也不小。一方面，种植的主要是水稻等高耗水的农作物，一方面养殖业发达，养殖过程中排放的粪便和使用的抗生素等，都可能加重水污染的程度。
马军还称，作为城镇化程度较高及服务业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用水量，也比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2019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2019年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水资源总量分别为 48.3 亿、231.7 亿、1321.5亿与539.9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上海、江苏及安徽的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为60.9立方米、65.6 立方米以及 74.3 立方米，位于全国靠前位置；浙江省则为17.9立方米。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等多家研究机构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4 年，浙江省自然资源资产的负债累计达到2100亿元。其中，大气资源负债占比达到四成，水资源负债也接近三成。
节水行动进行时
自2019年4月《国家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印发实施以来，安徽、江苏和浙江等地陆续出台了因地制宜的方案。
作为中国的制造业大省和数字经济大省，浙江省提出要建设成为南方丰水地区实施国家节水行动的标杆省份，其中，到2022年底，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5年分别降低42%和48%以上，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1%以上，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用水量控制在55立方米以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06 以上，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186亿立方米以内。
冯强说，浙江省将以数字化助推节水的“强监管”。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深化大数据分析，对不同行业、门类、产品进行结构化解析、差异比对，结合已初步建立的县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指数、监测预警“五色图”，整合建成节水数字化平台。
《上海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则明确了6项刚性约束指标，包括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2015 年降低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5年降低20%，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2.5%等。
其中，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的任务艰巨。为了工业节水增效，上海提出，推进工业节水技术改造，推动高耗能行业节水增效，并积极推进水循环利用。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马军认为，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调配、污染排放的共同监管以及相应的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将可以得到更好的协同和统筹。也就是说，当前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已经连接成片，形成城市群，下游和上游就有需要更强的协调联动，从规划的角度来说，也需要更合理的布局，引导更加绿色低碳的发展。
在8月26日举行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雄安新区建设首席顾问曲久辉表示，考虑到水污染治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流域的系统治理至关重要。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恰恰能很好地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都统筹起来协同治理，在规划政策措施和一些具体举措上步调一致。这必将让区域的水治理事半功倍。
曲久辉提出，长三角地势低平、河网交错，要从控源做起，实现对工业源、农村源、生活源的三源协同控制。其中，作为工业特别发达的区域，工业源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方面。他建议，除了国家的环保标准，长三角地区可以尝试制定区域协同的规章制度，从制度供给上实现治水的更高效协同。
除了行政手段，价格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也是环境保护的有效补充措施。
作为全国首个生态省，浙江在今年5月启动了新一轮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对出境水水质的奖罚力度明显加大。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环境法专家郑少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生态补偿机制一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里相当重要的议题。按照规划，长三角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保护方面的制度创新，都将在示范区内率先尝试。
从江苏的节水工作来说，制约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刚性约束不够、节水内生动力不足。为此，江苏省试图加大力度推进水权水市场改革，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确权，加强水权交易监管，规范交易平台建设和运营；开展合同节水管理、水效标识、水效领跑等机制创新，建立多层次供水价格体系，靠价格杠杆实现节水；2019年，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创新出台了“节水贷”政策，有力促进金融资本进入节水领域。
除了政府的引导，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也在积极参与。马军表示，自2006年开始建设的“蔚蓝地图”APP，让用户可通过 5000 个数据源，看到700万家企业的环保数据表现，以及2万多个河流、湖泊、饮用水源地等水质监测点等即时更新的信息。
比如，在“蔚蓝地图”输入任何一家贷款企业或者上市公司，都可以直接查到该企业是否存在官方处罚的记录。同时，广泛服务于绿色供应链的“蔚蓝地图”，也被不少品牌纳入了采购标准，推动了 1.1 万家供应商改善环境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