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的可能”到“直接行动”：大卫·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
云也退/文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一个月前自杀身亡后，曾与斯蒂格勒共事过的华人学者许煜撰文纪念，提到一件事：大约在2009年，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社会学家斯科特·赖希曾牵头主办了一次讨论会，当时邀请了斯蒂格勒主讲，并请来了两个同行与他对话，一位是以研究数码资本主义著称的法国学者扬·穆利埃-布 当（Jan Mourier- Boutang），另一位是英国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讨论会上，有个俄罗斯人站起来，称自己是个艺术家，是知名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的崇拜者，然后他扒下裤子，当场拉了一泡大便。
许煜的缅怀文章自然不会强调这个重口味插曲，不过，看看在场的另一个人——格雷伯的讲述，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1961年出生的格雷伯当时就在该学院任教，之前则当过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和布当都关注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动向，按说与研究技术哲学的斯蒂格勒也能对上话。然而格雷伯却是这样说的：
“我在戈德史密斯学院时，有个家伙来演
讲，叫斯蒂格勒，是个法国哲学家，不知大家知不知道这人，反正他因抢银行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开始读海德格尔，貌似法国监狱会扔点海德格尔之类的书，让囚犯获得再教育……他真的被再教育了，看了海德格尔的书后很受启发，还给哲学家德里达写信，接下来事就顺理成章一件件发生了，最后他自己成了哲学家。”
格雷伯以这样轻蔑的口吻谈斯蒂格勒，谈那次会议：
“当时他要演讲，我被邀请去做回应人，就是他讲完后，我在台上再讲一通东西来回应他的演讲。一开始我拒绝了，我说我对海德格尔一点都不了解呀，我对科技什么都不懂呀，怎么可能去回应。邀请我的人就跟我说，去吧去吧，很好玩的，随便编一点东西就好了……我算是读过一些他的东西，就去了。他说到前三分之二的时候我感觉有点能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接着斯蒂格勒开始谈他在做的一套新理论，格雷伯表示他听不懂了“：感觉他在说乌尔都语。”他正琢磨着，主持人请他来发言了——
“我就只好开始瞎编一些东西了，我就说，哎呀我们需要把他的演讲‘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下来看，尤其是政治语境’云云。反正就这样胡说八道讲了十分钟，我觉得当时把自己搞成了个傻瓜。再接下来，那个俄罗斯人站起来先指责说他在胡扯，然后开始了自己的行为艺术，我记得当时我心里直想，你这个王八蛋，你怎么不早十分钟站起来呢？”
他是在自嘲，可一望便知，实际上是在嘲笑学术体制关起门来、自得其乐的虚伪。不过，敢于请格雷伯到场，研讨会组织者也真的需要勇气。格雷伯的砸场子脾性由来已久，例如，他写有一篇题为“政治与魔法”的文章，其中说2008年经济危机前，他参加了多次讨论会和研习班，听那些从事文化理论、科学研究甚至激进政治科学研究的学界新锐，用满嘴生造的术语命名他们发现的“种种前所未见的新型的社会权力”，指出现实中所发生的变化。有个面孔稚嫩的研究生表示“：我们左派必须向新自由主义者学一两手，因为老实说，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领先我们一步，他们找出了从无到有创造价值的办法！”格雷伯挖苦说，这种办法，华尔街的要人们早知道了，就一个字：骗（scam）。可学术左派所用的那套术语词典里没有“骗”这个概念；他们只有表演（performance）。
谁能把自己当左派？左翼行动的“前沿阵地”上，都是些怎样的人在活跃？是这些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化研究”人士吗？他们的前沿仅仅意味着在学院里开几个会，在期刊
大卫·格雷伯著作中译本
《债：第一个5000年》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11月版《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4年7月版《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 ——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商周出版2019年1月版
上发发文章，做点所谓独创性的分析。他们就不能坦诚一点，承认自己是在表演吗？但事实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人都遵循着一个一个圈子里既定的游戏规则，这样不仅安全，而且有利可图；就好比人人都默认了站在台上向千万人发言的那位是总统，而不是一个表演出总统的样子来的人——在一个学术讨论会的环境里，所有发言者都被默认为“切题”的人，而不是表演出切题的样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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