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首“宝石”般的香颂怀念朱丽叶特·格雷柯和那个左岸的波希米亚时代
云也退/文
左岸不再是那个左岸了：那个在战争结束后，被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与时尚所盘踞的左岸，那个弥漫着酒精味道、被香颂的靡靡之音缭绕的左岸，那个有众多翘首聆听存在主义福音的左岸，还有，那个飘荡着朱丽叶特·格雷柯（Juliette Greco）的歌声的左岸。
战后巴黎
“香颂”一词是法文中“歌曲”——“Chanson”的音译，但字面上颇合二战后巴黎左岸的意境。1946~1947 年间，格雷柯的香颂成了左岸的一块招牌。她的歌声有一点沙哑，流露出一种时人都可以体会的共同的心境；人们不能自禁地转头，看向那歌声所出自的那张完美的脸。它多么完美，无可挑剔，几乎象征着百废待兴的巴黎仍是处女一样的纯真。
在纳粹德国的大兵压境下，法国于1940年夏秋屈服，之后成立了维希傀儡政权。5年后巴黎人起义，随后德国投降，二战告终。活过这5年的巴黎人，大多养出了一副压抑的、幸存者的气质，而那些刚好赶上了青春期的女孩，她们的压抑又别有一番意味。她们待在没有男人的家里：父亲、丈夫和哥哥要么战死前线，要么被俘，送进劳动营里不知死活，要么就留在沦陷区从事抵抗运动，必须时刻小心地隐蔽自己，很少有男人还能照顾家庭；她们被妈妈或姐姐小心地保护了起来，战战兢兢地挨过一日又一日。自由在一朝到来的时候将是什么样子？加缪的一句话，大概率说出了她们的心声“：那就是无限制地爱的权利。”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小说《名士风流》，记录了自由到来后的巴黎文艺圈子的风景。其中有这样一段，写一个“憋坏了”的22岁女孩娜丁，她有个犹太裔情人死在了战时，她在哀悼他时遇到了她父母的朋友、英俊迷人的作家昂利。娜丁把他灌醉后，拉他跟自己上了床。第二天起来，娜丁跟昂利说，她并不想跟他谈什么恋爱，她只想“破冰”。
昂利就是波伏瓦以加缪为原型塑造的，至于娜丁，波伏瓦在刻画她时，心里一定想着朱丽叶特·格雷柯。其时她刚满20岁，像一只飞出的樊笼的美丽的鸟一样，一举震动了左岸的世界。她的美貌不可方物，穿搭自带前所未见的时尚感。她爱穿黑色，尺寸比身材大一号，在她身上，那时正在苦苦寻觅灵感的克里斯汀·迪奥找到了审美的未来。
迪奥在回忆录中说，1946~1947年，像巴黎世家这样的大品牌都在回归古典。“服装回到了它的传统功能——增加女性美上面。然而，一向代表前卫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左岸文人圈的核心活动区域）并不甘心被冷落。”一次，迪奥在访问那里的一家制衣厂时，见到了黑毛衣、黑长裤的格雷柯“。她以难得一见的智慧，将她对个人风格的要求与我的设计协调起来。”他写道。他心目中的战后的新造型，就此有了模样。
不过时尚感这类东西终究是可遇而难求。格雷柯并无相关的“家族传承”，相反，她在沦陷期的经历还比别人更多苦楚。她是失怙的孩子，父亲很早就出走不归，她妈妈在法国沦陷后又参与抵抗运动，被德国人逮捕了。女儿受了连累，16 岁的格雷柯，和她姐姐在1943年也双双被盖世太保抓走，关进了德国人在巴黎南边设置的战俘监狱弗雷斯讷。她穿着一条蓝纽扣裙，几个月后她被释放，仍然穿着那件衣服。时值冬季，她从监狱出来后独自走了8英里回城。而那还是法国有史载的最冷的冬天之一。
她得到母亲的一个战友伊莲娜的救助，有了一个简陋的住所，可是缺少衣物和鞋袜。伊莲娜的一些男性朋友送来杂七杂八的衣装，小女孩往身上乱穿一气——她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她怎么穿，都能穿出一种让人侧目欣赏的独特味道。
而她的眼睛也不再在长夜里沉没了。在当时的几位顶级摄影师，如亨利·卡尔蒂埃布列松、罗贝尔·杜瓦斯诺和乔治·杜多农的作品中，格雷柯的风情万种都系于那一对宝石般的眼眸。只需略施眼线，它们闪耀出的纯真，便无论隔多少年都让人看了怦然心动。在杜多农1947年拍下的一张照片里，格雷柯刚刚晨醒不久，跟女伴并排躺在乱糟糟的床上。她的头发没怎么梳理，堆在脑后，墙上贴着大小不一的照片，照片里有汽车，有郊外风光，有黑人歌手，地上摆着杯碟和空酒瓶，丢着唱片的外壳——她像是手指夹着烟，慵懒地看向镜子，而那尚半阖的目光已经把室内的颓废气氛涤荡了大半。1 6
老照片尽情捕捉到那个时代的浪漫：陋室敝宅、缺吃少穿、断垣残壁，这些事实被镜头摄入，都成了人物的风骨气韵的陪衬。无家可回的人，如格雷柯这样的，必须经常搬地方，那一阵，她住的是路易斯安那酒店的一个小间，房费是分摊的，洗手间合用，也没有厨房。这是左岸共产生活里的常态：各个能住人的地方，不管是公寓楼的夹层还是地下室，或是废弃的仓库、车棚、教堂，都有人暂住。空间的共用共享蔚成风气，即使有锁有钥匙的住户也不上锁。陌生人推开酒店的房间，借用厕所，甚至挤到床上，或者干脆就躺在过道里。
自由的气氛让所有的生活不便都落得个不足挂齿。关键是，风俗的栅栏门也被一脚踹开：随意地穿搭，放肆地讲话、搂抱、亲吻，这都属于在废墟上重建生活的实践。社交都带有报复的性质，女孩子们夜夜笙歌，展露自己的魅力，攀附名流，觊觎着影音和戏剧舞台，追求可以到手的各种东西。
存在主义圈子
格雷柯像很多巴黎年轻人一样进入了存在主义的圈子。存在主义不仅是哲学和文学，也是一套三观，不仅是一个团体，也是一种时尚。年轻人追随存在主义，是认同那学说所盛产的各种酷酷的名言，也是被萨特、波伏瓦、加7缪——存在主义旗帜下的这几位核心文人各自的魅力和号召力所打动。“才艺”是重要的，展示才艺既是融入社交圈的有效途径，也是事业选择的开端。格雷柯接受朋友的建议，到夜店里去打熬自己的歌喉。
夜店、咖啡馆、酒吧、俱乐部，到处都是左岸存在主义者的根据地。“塔布”“红玫瑰”“靡菲斯托”，格雷柯在这几个夜店里担任主唱，每一场秀为她赚来菲薄的5个法郎。“爆点”在她唱过一首1930年代的旧香颂《告诉我关于爱的事》后出现了：之前她是找别人的歌来唱，或是自己写，或是改编如法国人最爱的大诗人雅克·普雷韦尔的诗来唱，现在倒转了过来，普雷韦尔出手为她写歌了，随后是萨特。
格雷柯的嗓音里有着100万首诗——萨特如是说“。她就像一盏温暖的灯光，重燃我们所有人心中仍未熄灭的余烬。”一贯冷峻高傲的萨特，在代表“所有人”发言的时刻也知道要随随俗，为美人献点殷勤了。“多亏了她，我才写了歌曲，而我也是为了她而写歌曲的。我的词句在她的口中成了宝石。”
据说加缪也给她写过歌词。加缪外形气质之佳名声在外，平生颇多艳闻，却死在了1960年初的一起车祸里，年仅47岁。另一位当时的法国名人、面貌与加缪酷似的让-皮埃尔·韦米耶也曾与格雷柯传出绯闻。韦米耶是2 4
F1方程式比赛创建之前法国最著名的赛车手，地位和后来的阿兰·普罗斯特不相上下，但他在1949年参加南美的一个小赛事时撞车身亡，享年41岁。
这两位未得善终的名人，常被列入到格雷柯的情人名单里，以增加她的人生的戏剧色彩。当然，格雷柯的不幸的男伴群里还有鲍里斯·维昂。维昂比她大7岁，是早慧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圈子里最活跃的新锐之一。他的外表，可以说既帅气又明显地沧桑，让格雷柯看到了一种“崇高感”。
维昂擅长诗歌、小说、作曲，能演唱也能演奏，还能翻译和做文学批评，甚至还是一个机械设计师。他才华横溢的小说《流年的飞沫》捕获了一代读者，故事对围绕在萨特周围的存在主义小圈子做了既同情又富于讽刺的描写，而爱情则教人叹惋而心伤。格雷柯说，是维昂让她告别战时记忆，重新向他人打开心扉，也是维昂帮助她在投入音乐之后，依然留住了“文学忠诚”。格雷柯自己写歌词，还写短篇和诗，只是从未考虑出版。她说过这样朴实的话：音乐带她游历世界各地，文学带她做内心旅程。两者都不可或缺，文字的作用和音符相当。
但维昂的结局同样悲催。1959 年6月，围绕着他的小说《我要在你的坟墓上吐唾沫》3 5改编成电影的事宜，他和电影制作人没日没夜地争吵，也没有吵出个让他满意的结果来。23日早晨，他在影院里满心厌恶地看了电影，骂了一句，便倒在椅子上昏了过去。他的心脏没能再跳动起来，他甚至都没满40岁。
在杜多农的另一张照片里，格雷柯和维昂在塔布俱乐部里演出。两个人都在吹小号。格雷柯茂盛的刘海下闪烁着灵秀的眼神，而维昂正相反，光溜溜的脑门下双眼紧闭，看来已经“物我两忘”了。
存在主义的另一位支柱型人物、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对她是一往情深；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年长20岁的保护人，曾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过来的知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和威廉·福克纳。她熟识毕加索，熟识著名的钢琴家塞尔日·甘斯布，还熟识一代文艺全才让-科克托。1950年，她在科克托导演的电影《俄耳甫斯》中饰演了欧律狄刻的密友阿戈拉奥尼斯，这是一个古希腊戏剧中的神秘角色，因能预测月食而被人视为巫女（只有普鲁塔克对她有寥寥几句记载）。科克托此时已年逾六旬，之所以邀请格雷柯加入剧组，是因为他很想跟年轻一代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当然也是因为电影的投资巨大，让他颇感压力。
让她最为一往情深的人，是美国爵士歌手迈尔斯·戴维斯，路易斯安那酒店客房墙壁上，就贴着一张他的照片。两个人的情缘颇为动人：迈尔斯是黑人，1949年来到巴黎相识格雷柯，他爱她爱得发狂，却没有向她求婚，因为那时在美国，格雷柯已被称作“黑鬼的婊子”，迈尔斯担心他们的婚姻会彻底毁掉她的演艺事业。迈尔斯也万分眷恋这个正处在“波希米亚时刻”的左岸巴黎，在这里，爵士乐是得到认真对待和欢迎的；它本身也就像格雷柯一样，纯极而美，是他理想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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