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表示，在基金大幅减收的情况下，当前必须尽快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质性进展，对中央和地方的责任进行合理划分，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

养老保险不具备降费条件

去年两会期间，针对企业在疫情中遭遇的困境，一些代表委员提出降低养老保险费来共克时艰。

从2015年起，我国的社保费就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国家先后6次降低或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职工五项社会保险费率总水平从41%降至33.95%，下降7.05个百分点，其中单位费率从30%降至23.45%，下降6.55个百分点，累计减收社会保险费近万亿元。

我国在2020年疫情期间再一次推出了规模空前的阶段性“免、减、缓”政策，养老、工伤、失业三项社保费全年减收预计达1.6万亿元，其中养老保险费占比最大。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在人社部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是一项临时性支持政策，去年底已经到期，三项社会保险费从今年1月1日起已按规定恢复正常征收。同时，考虑到疫情风险仍然存在，部分企业压力可能较大，规定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今年4月底到期后，将再延长1年至2022年4月30日。

针对代表委员提出的继续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提案和建议，人社部在回复中称，2019年实施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是制度性安排，而不是阶段性政策。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降至16%，是经过充分研究和测算论证的慎重决策。单位缴费比例降低4个百分点，降幅较大，政策普惠性强、受益面广，有利于促进全国费率统一，均衡企业缴费负担。

“加之为应对疫情出台了规模空前的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养老保险基金总体支撑能力有所减弱，目前不具备进一步降低缴费比例的条件。”人社部称。

还有一些代表委员建议，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微企业这类在疫情中受到冲击最大的企业实施特别的降费政策，比如将养老保险费率从16%降到14%。人社部认为，养老保险政策注重公平，对各类企业实行统一的缴费政策，要逐步实现全国费率统一，不宜对部分企业单独降低费率。

中央8000亿驰援地方“保发放”

2020年对于养老保险基金来说是较为艰难的一年。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地方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受到较大影响，确保养老金发放的压力增加。按照中央要求，由于大部分省份基金尚有一定规模的累计结余，对于落实阶段性减免政策造成的基金收支缺口，主要通过动用累计结余进行弥补。

聂明隽表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2019年底累计结余为5万亿元。实施减免政策后，会有较多的省份出现当期收不抵支，但绝大部分省份都能通过动用历年结余确保发放，预计到2020年底还能保持3.8万亿元以上的结余。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养老保险“减免缓”政策影响到了养老金当期的收支平衡，这一年地方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保发放”。

聂明隽说，去年主要通过加大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和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压实地方政府保发放主体责任以及动用累计结余等多项举措确保了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切实兜牢了民生底线。

2018年7月我国建立并实施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适当均衡地区间养老负担，迈出了全国统筹第一步，2020年调剂比例提高到4%，调剂资金总规模7400亿元，跨省调剂1700多亿元，支持了相对困难省份的养老金发放。

人社部在回复中称，考虑到部分地区保发放压力较大，将密切关注各地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情况，配合财政部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2020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 8151 亿元，比2019年增长12%，支持地方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为了承担起“保发放”的主体责任，各省政府通过加快规范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建立健全各级政府分担机制、盘活存量资金、处置国有资产、财政预算安排等多项措施，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全国统筹已箭在弦上

杨燕绥认为，人口老龄化留给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不多了，推进全国统筹和实行养老金“早减晚增”是目前必须尽快启动的两项改革。

董登新称，虽然中央调剂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区之间养老保险基金的不平衡，但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应该尽快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

去年2月14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方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方案提出要坚持公平统一、权责一致、循序渐进，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据人社部通报，到去年底，所有省份均启动实施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考核验收工作扎实推进。全国统筹相关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财政部长刘昆近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将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推进全国统筹。

“全国统筹是一定要做的，统筹到什么程度要看中央和地方如何来划分责任。可以肯定的是，全国统筹之后不会全部由中央来承担责任，制度设计时要通过合理的责任划分来规避地方的道德风险。”杨燕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