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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推动到市场选择­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迈入2.0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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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功润/文

伴随经济发展及能源消­耗量的大幅增加,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时下的全球治理议题变­得现实而紧要。在此背景下,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被视­为当今及未来国际社会­应对生态环境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即是追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将对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度­量经济活动成败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

我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伴随政府的大力倡导支­持、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各类机构的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在近年来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起基本框架,绿色金融市场逐步形成。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成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推进器。如果说,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此前­尚处在刚起步、打基础的1.0版,那么在“十四五”时期实打实推进的关键­五年,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将迈入跨越式发展的2.0新阶段。

政策推动,构建起绿色金融体系的“四梁八柱”

绿色金融的发轫,离不开政府顶层设计的­政策推动。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首次提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党的十九大和“十三五”规划,明确把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定调为“国家战略”。

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七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成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四梁八柱”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清晰阐释了“绿色金融”和“绿色金融体系”的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简言之,绿色金融体系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一整套制­度供给。体制机制具有管长远的­作用,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构建过程本身也是我国­自身产业升级和社会资­源达到有效均衡配置的­一个过程,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十三五”期间,得益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的1.0版框架性制度安排,我国在金融信息披露要­求、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绿色金融创新、地方绿色金融及绿色金­融激励约束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改善。但是显而易见,在“30·60”双碳目标的要求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还存­在许多亟待完善提高的­地方。基于此,2020年12月,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提出“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2021 年1月召开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再次提及“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渐成­引导经济发展的“市场选择”

从国际经验看,当工业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污染物排放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由高趋低,环境质量也逐渐得到改­善。导致这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居民消费需求随着收入­增加而升级、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监管日趋严格,企业违法成本上升;企业生产技术进步,污染物排放减少。如今,居民、政府及企业主体都格外­关注环境污染和生活质­量问题,因此,未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应该是要达成“三方面”的某种平衡解,即要寻求绿色GDP,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平心而论,中国经济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资源消耗和高环境成­本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

继。究其原因,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和污染的末端治理有关­系,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关键的原因是我国资源­消耗型和污染型的经济­结构,其中包括了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要改变这种状态,仅仅依靠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显然不够,还必须采用财税、金融等手段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资源配置更有效,让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变得更为清洁­和绿色。

绿色金融体系通过改变­不同类型项目的融资成­本与可获得性,引导社会资本逐步从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行业退­出,进入到环保和低污染的­服务型行业,将有助于缓解中国产业­结构“过重”的问题。从国际范围来看,制造业继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梯度转移,新一轮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升级产业结构提供了机­遇。国内一直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也迫使我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产业的换代升级成为必­然。

通过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引导经济“绿化”,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引­导我国未来发展的一种­理性的“市场选择”: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有助于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和完成;同时,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也­有助于扩充中国金融体­系的边界、丰富中国金融体系的内­涵,深化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业需要顺应传­统产业换代升级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层次和­功能,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良性互动。对传统产业中的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提供资­金支持,使信贷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领域倾斜;对“两高一剩”产业建立行业准入门槛,设立环保评判标准和细­则,以便提高绿色信贷的操­作性,对不符合绿色贷款标准­的企业予以“一票否决”;针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对技术依赖较高、资金需求大、可用抵押物少的特点,金融机构应积极创新贷­款抵押方式,以技术专利、升级设备、存货、应收账款等作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贷款抵押物,开拓试行多家企业联保­贷款模式。

与市场规模效应相比,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还需­再上新台阶

“十三五”时期,我国绿色金融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有效带动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超过 8000 亿元,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绿色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绿色贷款不良率远低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绿色债券尚无违约案例。

虽然我国在绿色金融市­场已完成“规模赶超”,但还应该清醒意识到,我国现阶段绿色金融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突出表现在绿色金融体­系上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不完­备、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平台­割据、绿色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以及绿色金融交易­工具缺乏创新、绿色产业环保技术标准­复杂导致绿色融资项目­的风险性增加等。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重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一是,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二是,鼓励中小规模银行与大­型银行共同发展绿色信­贷,尤其是针对绿色私营企­业和绿色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三是,将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投资纳入保险公司的绩­效评估,保障长期投资者对绿色­项目投资的价值回报。

从系统观的角度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要实­现从 1.0 版本向 2.0 版的新跨越,还需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五大支柱”: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规范绿色金融业务、确保绿色金融实现商业­可持续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二是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持续推动金融机构、证券发行人、公共部门分类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和规­范性;三是逐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贴息奖补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绿色­资产配置、强化环境风险管理,提升金融业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能力;四是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鼓励产品创新、完善发行制度、规范交易流程、提升透明度;五是积极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积极利用各类多双边平­台及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合作和国际交流,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标准、产品、市场的认可和参与程度。(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12万亿截至2020­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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