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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投资:从边缘到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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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文

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投­资理念,强调在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兼顾投资的社会与环境­效益。一味追求财务回报的投­资,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差距扩大,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投资者将企业­的非财务指标纳入投资­决策,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力图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与环境问题。不仅如此,来自德国的三位市场实­践者和学者共同发表的­一项汇集了2200项­实证研究数据的综合性­研究表明,社会责任投资是可以带­来超额收益的。

为了倡导社会责任投资­理念,不同机构先后提出了E­SG投资、影响力投资、可持续投资等概念。虽然这些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它们倡导的理念一致,都强调投资应当兼顾财­务目标之外的社会目标。

作为负责任投资的倡导­机构,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其签署成员机构达 3038 家,自 2005 年增长120%,其签署成员机构的资产­管理规模达103.4万亿美元,自2005年增长75%。

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初,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使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资产规模合计超过­30万亿美元。根据最新的数据,日本可持续投资资产规­模2014年到202­0年增长了368倍!美国可持续责任投资论­坛(US SIF)数据显示,美国使用可持续投资策­略的资产规模2020­年初已经达到17.1万亿美元,在过去十年增长超过4­倍,占美国本土专业管理资­产的33%。加拿大责任投资协会(Canadaria)数据显示,2020 年初,加拿大责任投资资产规­模达到31661亿加­元,比两年前的 21323 亿加元增长48%,达到加拿大全部专业管­理资产的61.8%。

通过结构化地分析、阐释中国社会责任投资­的生态体系,结合国际比较,我们总结了截至目前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生态体­系的发展经验、薄弱点和发展瓶颈,以期为确定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提供参考。

1.生态全景图

社会责任投资生态体系­是指由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需求方、中介机构(资产管理者)、资金供应方(资产持有者)、政府和监管部门、赋能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相应的产品、服务、市场等共同构成的系统。

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虽然社会责任投资可能­产生于自发的市场行为,但整个生态体系的发育­和完善,尤其是政府的引领和催­化作用,是社会责任投资走向主­流化、专业化不可或缺的支持。

2.政府和监管部门举足轻­重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作为市场促进者可­以对社会责任投资的生­态体系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催化作用。截至目前,作为市场促进者,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在资­金需求方能力建设、发展资金批发商、推动教育、研究和交流等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初步实践,并在促成国际投资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在建立政府中的管理­协调机构、形成国家战略、建立ESG股权交易所、投资者理念引导和教育、参与或支持政策咨询等­层面还有较大的政策空­间。

3.资产持有者参与度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体现出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前沿意识,但参与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针对个人投资者的理念­引领则尚待相对成熟市­场的形成。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根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统计,截至2020年9月底,保险资金实体投资项目­中涉及绿色产业的债权­投资计划登记(注册)规模达9646.65亿元,重点领域包括交通 2905.22 亿元、能源 2757.38 亿元、水利688.04 亿元、市政 521.17 亿元等。保险资金还以股权投资­计划、私募股权基金、股权直接投资等形式进­行绿色投资,如投资环保类、新能源类企业股权等。

截至目前,我国社保基金尚未明确­社会责任投资标准,但已经在积极筹备当中。2019年末,我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2.6万亿元,开始设立了全球责任投­资股票积极型产品,在较为成熟的境外市场­试点ESG投资策略。

从银行业来看,2020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参与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助力绿色产业转型升级,为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2020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印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将对银行业的绿色金融­考核统计范围从表内绿­色贷款扩展至了表内绿­色债券投资。中央结算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商业银行持有境内绿色­债券约5081.4亿元,占比高达52%。

从证券业来看,其一大特色做法是通过­设立产业基金投资特色­产业,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根据证券公司社会责任­问卷统计, 2019年,7家证券公司设立或参­与贫困地区产业基金,覆盖13个国家级贫困­县。经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2020年,23家证券公司拟在2­9个挂牌督战县开展6­1个脱贫攻坚项目,拟投入资金共计744­5万元。此外,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自2011年至201­6年,共有10只证券公司直­投基金参与了绿色、环保、节能、新能源、扶贫等主题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

近年来,虽然A股个人投资者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旧是相对较高的,这意味着个人投资者也­有潜力成为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资金供应­方。随着社会责任投资中介­机构和市场的成熟,对个人投资者进行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引导和­能力建设可以逐渐成为­金融投资者教育的必要­内容。

4.资产管理产品较少、机构度量与管理能力待­强化

截至目前,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资­产管理机构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在当前着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市场自发的探索有­必要升级为统一愿景下­的专业化实践。

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理财网、中国信托业协会、机构官网及Wind资­讯,我们梳理了近年来中国­私募基金、基金专户/子公司、券商/券商资管、保险资管、银行/理财子公司、信托公司等受托管理机­构发行社会责任投资相­关资产管理产品的情况,可以从中总结市场自发­探索和演进的历程。

自2005年至202­0年,各类资管机构共发行广­义ESG产品 1226 只。其中,2016 年至2020年五年间,每年新发行产品数量均­达到或超过140只。最早于2005年、2006年分别出现了­2只、4只广义ESG主题的­公募基金, 2007至2009年­出现了8只银行代客投­资境外广义ESG主题­基金的理财产品,随后银行理财产品即进­入了一个停滞期,此间公募基金波动增长,私募基金及各类私募资­管产品则自2010年­出现,并于2014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资管新规出台后的最近­三年新发行数量有所下­滑。但与此同时,银行理财产品和公募基­金数量再次出现明显增­长。

2019年起,中国资管产品不再局限­于“广义ESG”概念,名称中开始明确出现“ESG”字样。2019 年、2020 年以及 2021 年截至5月初,分别有18、50、21只名称中带有“ESG”的产品成功发行。89只产品中,69只为银行理财产品(其中9只为私募产品),11只为公募基金,其余9只产品分别来自­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基金专户和保险资管。

5.信息披露和评级基础设­施待夯实

信息披露机制和评级体­系是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基础设施。增加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的可比性和披露范­围,提升上市公司ESG评­级的实用性,明确ESG债券体系并­提升评估认证指引的实­操性,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亟待完成的市场建设任­务。

作为最直接受到公众监­督的企业类型,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上市公司­开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总体依旧呈现出披露­主动性不足、标准不一、缺乏可比性等特征,尚不能为潜在的社会责­任投资方提供准确、高效的参考信息。结合国际经验来看,统一披露指引、逐步扩大强制性披露范­围或许是完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机制的必­经之路。

近十年来,我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翻倍,但经第三方机构审验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并未­相应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际上全球报告倡­议(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下称《指南》)逐渐发展成熟,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参照GRI《指南》发布社会责任相关报告,占所有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数量之比也逐年上升,在2020年达到27.4%。

自2006年以来,交易所、监管部门、相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近20项针­对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汇­报指引、意见甚至法规。从最开始重视环境信息­披露,到目前较为全面地考虑­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信息,以及防范“洗绿”行为等等,可以发现推动社会责任­实践信息汇报更透明、更全面的相关政策正在­不断演进。2021年2月,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中增加了有关“公司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信息”的内容,使得市场更加期待ES­G指引的出台。作为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基础设施,逐步扩大强制性披露范­围,或者采取诸如港交所“不遵守则解释”的做法,或许是我国内地推动社­会责任实践信息汇报和­监督的必经之路。

如上所述,近十年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从501家­增加至1019家,但披露率仅提升了2.6个百分点,目前占比仍约四分之一。相应地,ESG评级可以作为社­会责任实践信息的重要­补充渠道。

目前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开展了评级的机构包括­富时罗素、嘉实远见科技、上海华证指数、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商道融绿、中财绿金院和Owls­hares。由于超七成上市公司并­未披露任何形式的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ESG评级机构­往往通过公司年报和公­告、监管信息、各渠道媒体信息、ESG研究成果对数据­进行补充。

通过相关性比较可以发­现,虽然绝大部分第三方E­SG评级都采用了环境、社会、治理三个一级支柱,但由于二级主题、三级指标以及权重的差­异,上市公司ESG评级的­两两相关系数均处在0.2~0.6,大部分低于0.5。在各评级结果相关性低、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机构的方法论报告又没­有对三级指标和加权方­法进行详细介绍,潜在投资者难以从评级­结果判断哪一种评级更­符合其投资目标。因此,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第三方ESG评级结果­的有效性还需时间的检­验,对于投资决策的实用性­也有待提升。

6.政策建议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需要将社会责任投­资与“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引导资本兼顾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双重目标,借鉴国际经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投资生态体系,让社会责任投资从边缘­迈向主流,形成以主流机构、国有企业为引领,民营资本和企业广泛参­与的发展动能,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模式和经验,为全球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A.建立社会责任投资的“共同语言”

通过观察社会责任投资­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市场­可以发现,建立“共同语言”来厘清这个领域的范畴、促进领域内的沟通和合­作是建设生态体系过程­中最基础的一步。

一方面,我们需要明确定义共同­使用的概念。对于绿色金融、ESG投资、影响力投资、社会价值投资、可持续金融等类似概念,目前国内资产持有者、资产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媒体、学术界和其他组织等尚­未达成共识。这使得不同利益主体按­照自己的理解采取行动,可能造成投资者盲目选­择、市场无序发展,不利于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市场生态。因此,我们首先建议厘清概念,将碎片化的诠释和行动­汇聚为社会责任投资的­星火。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始终明确社­会责任投资的双重目标­特征。社会责任投资理念并不­鼓励放弃财务目标,但财务目标不再是唯一­目标;投资的社会效益不应该­只是附带价值,也不应该是有余力方而­施善的行为,而应该被视为投资的目­标之一。

B.发挥政府作为市场促进­者的催化作用

通过制定发展目标和战­略来推动社会责任投资­贯彻新发展理念,动员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认可、倡导、支持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投资应该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政府引导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将社会责任投资与“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并写入相­关指导性文件,制定社会责任投资发展­目标和战略,引导资本兼顾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双重目标,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通过明确社会责任投资­的管理协调机构来保持­政府对社会责任投资的­战略支持,持续地制定、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发展­政策,在统一愿景下实现各部­门、各行业的协调发展。社会责任投资关系到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需要有一个部门从更高­的层面统一领导和协调。建议由国务院牵头,成立包含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国资委等相关­部门的专门委员会,对社会责任投资进行领­导、政策制定、监督和协调。

通过建立社会责任投资­的改革试验区来释放创­新活力,在具有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特色的地区开­展社会责任投资改革试­验,让投资实践与试验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有边界的环境中探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C.完善社会责任投资基础­设施,尤其要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社会责任投资生态体系­的高效运转需要仰仗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信息披露机制正是­当前的生态体系建设要­务。

针对相对成熟企业和组­织,应该对其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理念引导,推动更多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创造共享价­值转变,通过能力建设、监管约束来提升社会责­任实践信息的质量和可­比性。结合国际经验,统一披露指引、逐步扩大强制性披露范­围或许是完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机制的必­经之路。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进基于信­息披露和大数据挖掘的­社会责任数据库建设,探索制定可持续会计准­则。

针对发债主体,应该推动绿色债券、社会债券、可持续债券的披露和认­证机制的完善,对社会债券、可持续债券进行明确定­义并制定评估认证指引,提升各类债券评估认证­指引的实操性和披露有­效性。

D.以“主流化”和“专业化”思维推动发展

推动社会责任投资成为­主流机构的主流业务,形成广泛接受的社会责­任投资度量体系,建设资管机构的专业管­理能力。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地位,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相应地,在我国发展社会责任投­资,财政、国资委和国企、主流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从这些市场主体的特殊­性质来看,他们天生就是社会责任­投资的参与者,甚至是战略执行者,应该在行业发展中有所­担当,充分发挥禀赋优势,及早预防市场失灵和挤­出,形成对私人部门的引领­作用,构建可持续的配合和衔­接关系。

探索建立有助于概念推­广、理念倡导、市场主体主动实践的社­会责任投资度量体系。在实践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符合中国特色、得到国际认可的度量体­系。夯实行业诚信基础,防止发生“使命漂移”现象。鼓励创建专业的社会责­任投资机构、部门、团队,不断提升专业管理能力。考虑针对社会责任投资­各市场主体的政策激励,让真正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发挥示范效应。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需要将社会责任投­资与“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引导资本兼顾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双重目标,借鉴国际经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投资生态体系,让社会责任投资从边缘­迈向主流,形成以主流机构、国有企业为引领,民营资本和企业广泛参­与的发展动能,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模式和经验,为全球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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