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拱旁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清华特展纪念中国建筑一代宗师
走进“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如同进入一座肃穆的“墓园”。
1920年代的少年梁思成，用当时最先进的德国相机，为自己留下了一张自拍照。这张照片，穿越了一个世纪，平静地凝视着每一个走进展览的观众。周末时分，展厅内的人潮川流不息，人们弯着腰，像是读墓碑上的铭文一样虔诚地细细品读展品。很多孩子坐在地上，拿出纸笔，临摹着梁思成绘制的手稿和林徽因设计的国徽样图手稿。
为了这场8月10日至10月20日举办的特别展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密切合作，耗时十个月筹备梳理，以362件珍贵的照片、录像、图纸、模型、书信、手稿以及空间装置，呈现出中国建筑“一代宗师”梁思成的一生脉络。
作为展览总策划，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庄惟敏坦言自己“内心惴惴不安”，“因为梁先生之广博、梁先生之专业，以及梁先生之高屋建瓴，皆非我个人所能深刻理解，更非我个人学识和眼界所能策划成展的。”他所理解的这场文献展，像是给历史按下一个“慢进”按键，让人们在历史大事件的线索中，通过丰富的图文和实物去重新审视历史，在梁思成留下的诸多草稿和成稿之间去思考。
瑰意琦行的眷侣
“我们用饱满而又精炼的信息，全面且客观地为人们描绘出一个瑰意琦行的梁思成先生。”解读展览时，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说，这场文献展用线性叙事和矩阵排列交替的方式，塑造一个纪念梁思成的空间。
“求学与归成”单元，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盎然的青春时期。两人皆出身名门，无论是与父亲的旧照，还是青年时赴美留学、在渥太华结婚、婚后周游欧洲蜜月旅行的照片，都显示出他们家境优渥、学贯中西的背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策展人王南说，1925年，在两人赴美留学第二年，梁启超得到营造学社创立者朱启钤赠送的一本《营造法式》，赶紧寄去美国，让他们学习。一千年前的宋代建筑术语和内容，激起了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愿望。
对待儿子的教育，梁启超向来理念超前。梁思成没上过私塾，而是上英文学校和清华学堂。展览上有一张梁思成少年时遭遇车祸后的留影，休学时期，梁启超也要求他多读《论语》《孟子》《左传》等古籍。在梁思成上世纪20年代填写的哈佛大学申请表上能看到，他不仅精通英语，还学过三年德语、一年法语。
展览中的“书写中国建筑史与破译天书”单元，呈现了营造学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辛苦的田野调查，无论是佛光寺大殿测绘图纸、现场影像资料，还是应县木塔手稿原件等一大批资料，都无比珍贵。
史景迁曾写过两人在艰难时期做田野调查的艰苦：“思成和徽因一块儿乘火车，坐卡车，甚至搭驴车碾过人迹罕至的泥泞小径，直到爬上了中国历史的梁架之间，手指沿着精巧的木工细纹抚摸过去，赞叹那已经永远失落了的艺术内涵与精致。”
战乱年代，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撑着病体，四处奔走，寻找中国古建筑，在黑暗中测绘、保护、备案，住在污秽不堪的旅店，在佛光寺大殿顶内与臭虫和蝙蝠为伍。
1933年，林徽因在善化寺普贤阁斗拱后尾留下的照片，是王南最喜欢的一张。硕大的斗拱，跟林徽因身高差不多，梁思成推断其为唐开元年间建筑。
那时候，营造学社资金短缺，一般来说不能拍摄人，只能拍建筑，梁思成却为妻子拍了几张留影。正是这次为期20多天的大同古建筑调查，为他们之后撰写《中国建筑史》累积了丰富材料。梁思成在当时的笔记中写道：“殿内诸像，雕塑甚精美，姿态神情，各尽其妙，惜柱架北倾，非急与修冶，恐颓毁期不远矣。”
展览上一封1937年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书信，也再现了古建筑考察之艰辛。那时，他们刚完成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恰逢卢沟桥事变，路上断了通信，直至到了代县，才听闻战况。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在给8岁女儿的家书中，林徽因诉尽牵挂，讲他们这一路跋涉了哪些地方，怕女儿看不懂，手绘了一张路线图。她告诉女儿，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他们就守在北平，等着打了胜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一代宗师”梁思成在文献展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说，“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至今感念。”
这位99岁高龄的著名建筑学家，坐着轮椅来到现场回望恩师。他将梁思成定义为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历史文物保护的开创者、近代城市规划事业的先行者，“他为中国建筑学术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1928年，梁思成学成归国，先后着手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1946年，梁思成写信给曾经的助手吴良镛，称“祖国百废待兴”，邀他回国协助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他来了一封信，说我准备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你是不是有空来看我一下。”吴良镛先生回忆，跟随梁思成到清华，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展览中，既有梁思成主持或参与的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保护修缮工程方案，也有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对新中国首都所做科学规划的大部署草图。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方案设计、王国维纪念碑设计、1947年在纽约与国际著名建筑师讨论联合国总部大厦方案，鲜活呈现了梁思成在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成果，以及设计思想的前瞻性。
在1950年的《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手稿中，梁思成建议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可以在西郊建立新北京。没想到，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古城墙、城门、牌楼的拆除，令他心痛不已“，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苏丹说，这场展览的责任重大，公众看过梁思成的手稿和文献，会了解一位建筑学家如何在历史的境遇之下坚守信念，“有很多微妙且丰富的东西，比如那些家书、友人之间的通信，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对新中国建立以后抱有的饱满热情、对未来都市的想象、对中国工业化和新的社会模式的期待，这些想法本身就值得细细琢磨。”
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何镜堂先生，仍能记得1962年前后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情形。
展览上恰有1962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胜因院12号家中的独照。那时林徽因已去世7年，他刚与第二任妻子林洙结婚，身旁的收音机上，放着林徽因年轻时的照片。61岁的梁思成面庞消瘦，凝重的神情里，有着知识分子的傲骨与大师风范。
何镜堂说，在梁思成120周年诞辰之日回望历史，当代建筑师必须正视和探索的问题是，建筑如何在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如何创作出体现中国文化和时代特色的现代建筑，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继承老一辈建筑学家遗志最好的方式。”
“文献展的消化不是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逆时代的力量。”在梳理展览文献的过程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畅感受到，自1946年梁思成先生建系以来，建筑学院的灵魂始终存在。（本文图片均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