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参与者与观察者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

邓宇/文

中国经济眼下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即经济总量达到14.7万亿美元（2020年）、人均GDP 和人均 GNI 纷纷突破 1 万美元（2019年）。对于一个人口总规模超过14亿的经济体来说，这是绝无先例的奇迹。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历经曲折探索、改革创新和大胆前行的各个阶段，这背后是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学者所共同期许的目标，也是亿万的普通中国劳动者和建设者所一直追求的，以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增厚福利福祉，获得更多的生存权、发展权——“改变中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在于此。

但是，正如作者张军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修订版前言中所说，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改革结果的观察，而对那些为推动改革作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由此《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应运而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些缺憾，特别是给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和年轻群体补充了改革开放时期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有利于更多的后来者延续前辈学者的研究路径和研究精神，形成一脉相承的中国本土经济学派。

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颇为丰富，不论是西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哈里·科斯等，还是中国本土研究中国经济的学术先驱如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等《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张军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9年11月版大家，源于东西方不同视角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更具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多面性和独特性。既透过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层面，也基于本土实践给出更富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由内而外和由外及内的研究所呈现的结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研究本土创新与前沿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众多经济学者中，张军教授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近年来，其经济学的方法论和著述，主要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包括共同富裕、城市化、人口、经济增长等各类议题，除了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和对未来政策走向的真知灼见，透视经济现象背后的民生与人文，令人印象尤为深刻，这或许与作者身处的时代背景和学习研究的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改革进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不断丰富形成体系的这一阶段，作者也从早期的初涉文献到广泛参

与理论研究，并通过理论研究、实地调研和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建构起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传递出了一些比较令人深思的信息。中国的改革远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反复权衡与博弈，通过区域散布的实践摸索、学术思想研究的碰撞、政策部门的决策过程，最终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改革进程除了传统意义上界定的渐进性和自上而下的演绎逻辑外，还有诸多地方如上海、深圳、安徽等进行了或零星，或局部的改革尝试。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序幕拉开后的重要起步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大胆试验和走了许多弯路之间，逐渐形成一些初步共识，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厦的建立——以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标志。

张军认为，在1997~1998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已经成型。制度性问题解决后，就为后来技术性问题的解决扫除了政策障碍和制度性壁垒。他从兼具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角度，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事件和人物进行了叙述。尽管如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特区试验以及国企改革、浦东开发开放等众所周知的事件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这些事件中尚未详细披露的重要节点以及其中数位亲历者的研究文献，却在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是本书的一大重要贡献。张军通过归纳这些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评估它们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性，给我们以启迪。

从本书的叙事结构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当年几场耳熟能详的重要学术研讨活动，如价格双轨、价格闯关，以及通胀、经济增长、投资、收入政策等具有政策意义的话题，最终都对当时的政策调整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支持。如书中记载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就价格改革展开的论战——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学家汇聚一堂对价格改革的策略和模式进行了集中讨论，并诞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想，会议的应征论文多达1300多篇，吸引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年轻学者的广泛参与，将中青年学者推向中国改革转型的前台。而正是这批思维活跃、经世济民的研究学者，与后来任职重要决策部门的学者共同组成了中国改革的思想矩阵。

本书也给出了关于会议前后的学术文献回顾和决策层面的内部信息，使得莫干山会议的历史意义更加饱满，价格改革的“调派”和“放派”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务院发文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为后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打开了窗口，也呼应了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正是以张军为代表的本土经济学家所一贯坚持的价值取向，但这并非一味去否定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范式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使得“中国经验”在一些成熟理论得到验证或受到质疑的过程中，提供了可以为经济学作出贡献的机会。

类似的学术文献回顾和改革历史叙事，分布在全书各个章节段落，足见作者对中国改革所进行的系统研究的深厚根基。对于初涉中国经济研究的年轻学者而言，这些重大的、影响深远的学术与政策事件，及其所衍生出的重点文献，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也是保持对中国经济持续研究与跟踪研究的基石，否则后来者的很多研究都会脱离中国改革的历史叙事，而沦为单纯的工具、范式和模型，显得空泛而无趣。

在我看来，《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一书的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一是提供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新的方法论，即将政策研究与实证分析进行充分融合，以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可以通过不同的理论与模型进行检验，但最终仍应围绕中国经济问题的实际提出对策建议，而非泛泛而谈或填鸭式的学术研究逻辑；

二是中国经济的理论文献并非不充分，而是缺乏深度挖掘的连续性，过多倚重西方经济学理论或数理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对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学派重视程度不够。事实上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如顾准、孙冶方、张培刚、杜润生以及厉以宁、吴敬琏等学者的文献解读和传播并不广泛，这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是目前政策研究与学理研究的脱节比较严重，甚至可以认为存在一种“断裂”的现象，二者无法形成有效互动和连接，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研究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学术研究难以启发政策实践，这与西方经济学与政策研究的融合形成了较大反差，应该鼓励探索能够弥合这一脱节的路径。

而在《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中，作者的观察始终保持了一种学术自觉性和连续性，与周其仁、林毅夫、易纲等经济学者有着比较相似的特点，即以不断推陈出新的学术追求去探索中国宏大而复杂的经济问题，并保持一种开放的、前瞻的和可回溯的学术研究热忱。这也应了张军在后记中所说，作者的观察始于1980年代初进入大学时，正值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参与改革过程中最为精彩纷呈的岁月，这种记忆难以抹去。我们或许无法简短地对这本书博大而厚重的叙事进行详细的论述，却可以从作者的探究历程中汲取养分，因为“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一旦我们开始考虑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也很难去想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