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医生的东北往事与一座急速衰落的工业城市
弥多/文
近日，第一财经VIP读书会在上海建国璞隐陆家嘴世博中心店举办，第一财经特稿部副主任李刚作为这一期读书会的领读人，带领大家阅读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分享这部非虚构作品中两位沈阳医生的故事，并通过他们及其家庭40多年的经历，解读了沈阳这座昔日重要工业城市的剧烈变化，以及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变迁。
书名朴实无华，乍一看以为只是两个普通人的平凡故事。洋洋洒洒39万字，也的确是围绕这两位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展开“，但是翻开书开始阅读，就能体会到两位作者的宏大视野”。李刚说，作者深入探究沈阳这座东北中心城市急速衰落的原因，尤其关注城市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群——工人阶级及其家庭在社会震荡中的挣扎。在东北引发舆论热议的当下，这本书的严肃与严谨，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
从人物故事切入大历史，显然是两位媒体人出身的作者偏爱的角度。作者之一伊险峰是张医生和王医生的中学同学，失联多年后重聚的一场同学会，令他产生通过两位医生来记录这个时代的想法。随后他得到了两位医生的郑重回应，愿意接受采访。
“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兴起的兼有新闻报道和文学特质的体裁，把新闻写作向更深度和更广度进行拓展，值得关注。”李刚在领读中希望大家多关注非虚构作品，认为这一体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媒介呈现。这本书在写作上非常特别的一点是作者不会“藏”得很深“，他们会时不时跳出来，把自己的经历、想法和存在呈现出来，与书中其他人物并置，自己也参与到讨论中”。这样的写法也是作者态度的体现。
《张医生与王医生》紧密围绕着沈阳这座城市展开，城市的经济、社会与人文环境及其变化，可以说决定了主人公的命运“。这本书让我非常感兴趣的维度之一，就是沈阳这样一座城市的发展脉络，在东北经济衰落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但却缺乏深刻和严肃讨论的时候，介入这样的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李刚说，两位作者非常自觉地试图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看待沈阳4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因为城市变迁的背后，其实是很多人命运的转折和抗争，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而在东北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下，依然生活在那里的人应该怎样面对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人文视角的议题。显然，作者的思考也希望在回溯历史的同时厘清未来的路。
书的开篇，即把目光对准了100多年前的沈阳城，借助铁路交通的大发展和关内大量移民迁入，以及各路资本的推动，沈阳迅速发展，这与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衰落和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张医生和王先生，两位生在沈阳长在沈阳的中年人，生活在非常强大的历史语境当中，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与城市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息息相关，城市的命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尽管作为高级专业人才，两位医生看起来摆脱了众多工人子弟“掉队”的命运，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们从中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幸福和欣慰，不如说是饱含着疲惫和怀疑的庆幸”——沈阳人李海鹏的这句评论，浸透了亲历者的沉重。
令人困惑的“社会”
伊险峰和杨樱明确表示，他们写作的目的是把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经历呈现出来“。因为他们是流动性最强，人生最积极，机遇完好，通过努*力完成了阶层变迁的一代人。”这样的一批人身上，刻满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痕迹，理解了他们，可能也就理解了当代中国。
张医生和王医生出身工人和市民阶层，依靠家庭的支持和自己的聪慧、努力，他们成为能力出众、收入丰厚、有社会地位的专业人士。两位作者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呈现专业人士的知识、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这是他们非常想探究的问题，书中相当大的篇幅也是在讨论这个话题。
李刚认为，书中反复出现的“奖学金男孩”这一说法，与另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汇“社会”不断对峙冲撞，成为理解两位医生人生选择和精神困境的切入点。“奖学金男孩”来自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他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把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逃离工人阶层的一群人称为“奖学金男孩”。而在伊险峰和杨樱的笔下，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人阶级，与沈阳上世纪80年代的工人阶层，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沈阳作为昔日重要工业城市的衰落经历，也可以在英国和美国找到类似的参照。
两位医生这样的男生，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第一条就是“一定要听话”，主要是听他们精明而强势的母亲的话；还有一条，则是缺少管理能力。可以说，这些特质是他们突破阶层的关键因素，但也成为他们走入社会后遭遇瓶颈的原因。父母从小就对他们严格要求，严禁他们接触那些“社会”的人和事物，但等到他们离开学校踏上职业岗位，他们就必须具备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这对“奖学金男孩”而言太难了。
张医生与王医生如何在缺乏混“社会”的经验的情况下理解和融入社会，书呆子如何在社会中真正立足，这是他们持续至今的焦虑。张医生智商过人，他认为学医有点委屈自己了，其实完全可以去做更烧脑的工作。但是他至今认同母亲为他做的选择“。他觉得自己去学计算机的话，可能会变成只知道《张医生与王医生》伊险峰、杨樱 著文汇出版社/新经典·琥珀2021年11月版
解决专业问题的一个呆头呆脑的人，学医让他跟社会保持了接触，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观点。”李刚说。
李海鹏对“社会”一词的特定含义尤其看重，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在沈阳，人们口耳相传的‘社会’正如书中所说‘，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准确的外延和内涵的词’。”在他看来“，社会”是缺少透明度的，是无数人际联盟同时作用下的一种过分复杂的游戏规则。两位医生职业发展中的诸多不顺，以及“不会来事儿”等自我评价，都和他们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息息相关。张医生有些怪异的“不能独自吃晚餐”的执念，体现出他对“社会”的困惑和无奈，成为他无法跳脱经验局限的个人命运的缩影。
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
这本书的关键词之一，是“工业城市”。沈阳是中国持续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最典型的工业城市，与之相匹配的就是围绕企业展开的单位社会，工人及其家庭的几乎所有需求都在单位这个小社会中得到满足。王医生的父亲就是工厂工人，他所住的家属区是204，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精神世界也在工厂这个大环境下被塑造。男性气概、权力崇拜、对“南方”的妖魔
化解读等，都成为环境所塑造的人格的一部分。
两位医生都是医学博士，是专业能力突出的精英医生，从学历和专业能力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顶尖的人才，但是他们的基本人文常识很有限，这与他们成长的环境关系密切，有些知识和兴趣因为“无用”而被舍弃，王医生更是出于对政工干部的厌恶而排斥文科生“，可以说他们是留在工人阶级精神世界的中产阶级”。
“张医生和王医生都不觉得自己是‘社会’人，他们说，我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的，但是他们在被排挤、被算计或是不顺利的时候，会通过某种妥协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李刚说，两位主人公认为这并不存在矛盾，他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自洽。
与“南方”相对应的沈阳或北方，可以视为典型的熟人社会，办事要靠关系。两位医生对此颇有抱怨也深受其害，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接受了“。王医生向往‘南方’自由的工作氛围，但当作者问他，如果你再年轻一点，30岁或40岁的话会不会去南方时，他最后想了想还是说不去。”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王医生的人生被局限的状态。
谈及东北经济社会的衰落，所谓的转型失败也好，或者城市文化的短板也好，与社会的状态、顽固延续的群体观念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不能顺利发展进入陌生人社会，很多规则就没办法建立起来，而延续原有的社会规则，对于拥有文化资本但缺乏其他资本的人来说，就存在非常大的阻力。”作者对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解读，依然是通过主人公及其家庭的经历展开，最终落在两位医生“知识、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
在一座没有顺利进入现代文明的城市，很难拥有与现代文明匹配的人格。两位医生尽管拥有相对顺畅的人生，却仍然充满了难以破解的困局。作者在书中引用罗伯特·E.帕克的理论：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这句颇为血腥的论断，是张医生、王医生和他们那一代人曾经经历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