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再了不起的艺术家作品都会变成通俗和服务的艺术
在北京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处，有一件叫《猴子捞月》的艺术作品。21种语言文字的“猴”字，相互串联在一起，从30米高处悬挂下来伸向一池水面。这件作品讲述了不同文明的人类共同协作的过程，仿佛是一个新时代的巴别塔寓言。人们怀抱着国际交往的目的来到签证处，在等待的间隙驻足于这件作品前。随着世界局势的起伏变幻，这件作品也在不同时代反射出不同的意义。
而今，《猴子捞月》来到了浦东美术馆的展厅，与其他70余组作品一起，构成了“徐冰的语言”大型专题研究型个展。
徐冰是发明语言文字的大师，从《天书》《英文方块字》到《地书》，他以文字的解构和建构为理念，将不同的文化进行嫁接，既展现了普天同文的理想，也是对于文字背后代表的文化和思想的一种核验。他从艺术的视角，多维度探讨中国文化在国际新语境中的意义与价值。他也时刻关注时局冷暖，将其作为自身艺术创作的养料。本次展览，便是对其四十年艺术生涯的全面回顾。
发明语言的艺术家
早在1987年，刚刚获得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的徐冰，花费4年时间，参考中国字形结构特点，造出了4000多个“伪汉字”。他用活字印刷的方式，将其制作出类似于宋版书的书册和几十米的长卷。严肃、庄重的形式下，却没有任何意义，展现出一种真实的荒诞。这些完全没有交流功能的“伪文字”，成了徐冰的成名作。“《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艺术家曾经这么说。
徐冰随后移居美国，在文字语言的使用方面，起初他感觉到很错位，“你的思维是成人的，但是你的表达能力就跟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在两种语言的间隙，艺术家又开始生发出新的思绪。他将圣经文本与当代小说文本的每一个词交错排在一起，形成某种文学与视觉的实验（《后约全书》）；他将一篇中文文本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泰文，再译回中文（《转话》）；直到《英文方块字》，徐冰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嫁接”方法。
“英文方块字”是形似中文、实为英文的新书写形式。与《天书》的“伪文字”不同，它是可阅读的“真文字”。徐冰将中国的书法艺术与字母书写交织，衍生出新的文字语言概念。观众阅读时的阻滞、怀疑、困惑，在作品中经由脑筋急转弯般的顿悟而得以释然。
“在美国的时候，我不喜欢当代艺术的一个毛病，就是与一般观众距离太远。”徐冰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所以他做了一些互动性的作品。在《英文方块字教室》，观众便可直接参与其中，进行英语方块字书法的学习和操练。通过《英文方块字教科书》，他更是将这种新书写形式介绍到世界各地。这既熟悉又陌生的转换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将东西方文字之间的差异“和解”。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徐冰频繁往返于全球不同城市，他开始留意各个机场的标识和航空公司说明书。为了让不同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的人都能理解，这些说明书通常以识图为
主，用简单的图像说明复杂的事情。2003年，他突然意识到，可以单单只用这些标识讲述一个长篇的故事，《地书》由此诞生。这套当代世界的“象形文字”超越了地域文化和任何的知识结构，不管是哪种文化背景景、讲何种语言，只要具有当代生活经验，就可以读懂它。作为一本无需翻译的小说书，《地书》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徐冰敏锐地捕捉到图像文字与网络沟通方式的价值和未来，在传统语言文字之外，探索沟通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它实现了人类普天同文的理想，也是对《猴子捞月》所映射的巴别塔问题的回应。
“文字是文化概念里最基本的元素，触碰文字即是触碰文化之根本，对文字的改造即是对人的思维最本质部分的改造。”在徐冰看来，汉字与图形难解难分的关系，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看世界的态度，乃至中国今天的样貌。“在世界文字复杂的编码系统中，在汉字独有的特性中，还有哪些有待发现，并在人类文明建设中起作用的东西？这始终是我感兴趣的课题。”
他常常有种奇异感“：正在步入赛博和太空时代的我们，仍然使用着图画般古老的符号在交流，真像是生活在穿越中。在这点上，我们是幸运且特殊的，我的艺术在冥冥中被其引导。”
解构中国文化传统
“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徐冰正在纽约，见证了整个曼哈顿下城被灰白色的粉末所覆盖。他默默收集了一些灰尘，当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觉得里面包含着关于生命、关于一个事件的信息。”直到两年后，他读到慧能的偈言，又想起了这包灰尘。艺术家将灰尘洒在展厅里，当灰尘沉落到地面，没有被灰尘覆盖的地方，露出这句偈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件作品并非在探讨特殊事件本身，而是精神空间与物质的关系。到底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当这件作品在全球各地展出，每一次展完灰尘被回收的时候，也带上了当地的时空基因，灰尘依然是灰尘，但也已经不只是原来那包灰尘。
运用东方的禅语，徐冰的艺术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理解和传播。他也意识到，很多西方最知名的艺术家，杜尚、约翰·凯奇、安迪·沃霍尔，都将禅的智慧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借助东方的智慧颠覆了西方艺术的理念和传统。
而徐冰也一再地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滋养，将其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源泉。在此过程中，他也始终着力于追寻中国文化背后的内涵、精髓，致力于探究其在当代世界的意义和价值。
展览的三层，有一个东方意境极强的展厅区域，长卷式的审美形式以既传统又当代的方式呈现在眼前。在观者驻足欣赏书画长卷的优美意蕴之后，转到背后，会发现，这是运用干枯植物、报纸、塑料袋等废弃物在宣纸玻璃背后，通过调节光在空间中的状况，呈现出的中国画的效果。观者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幅由光构成的画面。
《背后的故事》不只是一场炫技的奇观，艺术家通过这一系列创作引出中国山水画与自然特殊关系的思考：一块石代表一座山，意指所有的山；一个树枝代表一棵树，意指一类树。东西方艺术之于自然的手法区别，是对事物“个别”与“普遍”性质认知态度的区别。此外，《芥子园山水卷》《文字写生》《汉字的性格》等作品，也分别是对中国传统书画、文字的解构和分析。
徐冰意识到“，符号性”和“程式化”是中国艺术的核心特征。如同书法一样，清代的《芥子园画传》可以说是一本描绘世间万物的符号和偏旁部首的“字典”，学画的人在沿袭范式的前提下，方可表达个人品位，就像诗歌中的用典。从此可见，实际上“拷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传统必须被激活才便于使用，中国的思想方法、文化态度、世界观之精华，都可以成为使我们思维逻辑进步与发展的养料。
修建艺术的闭环
在浸淫于传统的同时，徐冰也时刻保持着对于时代与现实的关注。2008年，他回到中国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随即创作了归国后第一件大型装置作品《凤凰》。
徐冰第一次踏进北京CBD的工地，就被建筑废料原始粗陋的美感和高楼大厦背后的真相深深吸引。当他接受委托为即将建成的大厦创作一件艺术作品悬挂在辉煌的大堂，他想到了用这些建筑废料制作一个巨大的凤凰。在他的设想中，带着粗糙原始气息的庞大的机械凤凰，将与现代化的精致、资本的光芒形成强烈的反差，反射出繁荣背后的现实。
“我希望它很浪漫，很美，同时又很凶猛，带有神性，怪异的同时又非常现实。它用一种非常低廉的材料来打扮自己，让自己变得很有尊严，又带着伤痕累累的感觉，这就是《凤凰》的感人之处。”
然而，金融危机之下，《凤凰》遭遇了难产，辗转两年，于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亮相，又于2015年登陆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场。《凤凰》源于对城市化、新工人及资本积累的思考，在全球各地游走的过程中，又折射出不同的意义。
近年，徐冰开始拍电影。他意识到，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让世界成为巨大的摄影棚。于是，他利用监控摄像头的素材，完成了一部没有摄影师、没有演员的81分钟剧情长片。《蜻蜓之眼》表面戏仿剧情大片，内核则是寻找一种与当代文明相匹配的工作方法。
而今，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太空科技等领域急速发展，使人类已有的文明正在面临难于应对的窘境；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令世界经历了意料之外的转折。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的立足点在哪里？对此，徐冰从未停止思考。
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徐冰告诉第一财经，他很长时间被封在纽约工作室，第一次有机会静下心来，面对琐碎的生活，关注院子里的树。在这样的生活中，他意识到，人类太自大了“，我们只是生物链中的一环而已。”
回到中国，他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创作。2021年2月，名为“徐冰天书号”的火箭发射升空。发射失败了。一子级箭体回落到地面，留下了一个“环形山”。这次失败的发射，带给了艺术家更多的思考，“艺术的触角伸到外太空，其实解决的还是地球上的事，探究的还是人的局限。”
徐冰在四十余年的创作历程里，始终对自身所处的时代保持高度敏感，其作品与社会现场关联紧密“。艺术说到底，就是艺术家面对时代有自己的话要说，而要把这话说到位、说得有感觉，就必须找到新的说话方法。”在他看来，艺术家一生所做的事，其实是在修建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闭环”，因此，每件作品之间都在相互补充和支撑；旧作是对新作的注释，新作是对旧作的重新发现。
“我常提醒自己：随时代变迁，这个‘闭环’总会露出缺口，需要找来更有效的‘材料’去弥补。这样看来，艺术创作是一件持续生长的事情。”
徐冰是发明语言文字的大师，从《天书》《英文方块字》到《地书》，他以文字的解构和建构为理念，将不同的文化进行嫁接，既展现了普天同文的理想，也是对于文字背后代表的文化和思想的一种核验。他从艺术的视角，多维度探讨中国文化在国际新语境中的意义与价值。他也时刻关注时局冷暖，将其作为自身艺术创作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