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和当代艺术的性质挺像

第一财经：《猴子捞月》这件作品借展在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处，你觉得作品处在那样的环境中有何寓意？

徐冰：美国外交部有一个艺术处，专门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做文化项目。当时（2008年）正好是中美“蜜月期”，我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做了一个项目，叫《紫气东来》。同时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他们也邀请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艺术家参与艺术项目。他们了解到《猴子捞月》这个作品，就希望我能借给他们。

这个作品最早是上个世纪末我在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一个特殊空间创作的，由 21 个不同语言文字的“猴”字组成，它是在探讨，我们人类的不同文明是如何共同工作的“。猴子捞月”本身有自己的寓意，在不同时代，也都会激发出新的含义。特别是在现在，价值观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我们更应该思考人类如何共同工作。

这件作品借给美国大使馆15年，挂在他们的签证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每天等签证的有上千人，等着没事做，就会在那里看，每一个字是怎么回事，还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财经：在浦东美术馆的中央展厅，4月你会创作一件《文明的引力》，是否能介绍一下你的想法？现在这个空间是蔡国强的作品，你怎么看他的作品？

徐冰：我和蔡国强在世界各地经常一起做展览，这次在这儿又重叠在一起，我觉得挺好。他的作品和我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通性：对普通的大众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和的方法，欢迎大家进入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中央展厅这个空间很特殊，从一层到四层，从每一层都可以看。由于这个特殊性，我设计了一个叫《文明的引力》的作品。用英文方块字的方式，抄录了海德格尔的一段话，探讨文明之间的这种纠缠，就是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而对世界有不同判断。

这段话从底下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被拉伸了。随着空间的升高，这个信息变得越来越准确和清晰。走到最上一层往回看，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篇海德格尔的文字，是用英文方块字的形式呈现的。我以前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手法，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财经：这次在展览中还有一个英文方块字的教室，观众也可以进去学习吗？

徐冰：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我不喜欢当代艺术的一个毛病，就是与一般

观众距离太远，所以我做过一些互动性的作品。在浦东美术馆，观众也可以参与进来，他们可以进去书写。里头还有一个教学的纪录片，观众可以自己学。

在这个过程中，甭管大人孩子，我觉得真的会对他们的思维有作用。表*

面上看，虽然是传统书法，但在这里，我们传统的文化概念就开始不工作，就会受到阻截和挑战。因为我们的思维是懒惰的，你用英文是什么、中文是什么的概念，没法判断这样的书法。没有一个现成的概念，你就得找到新的思维的支撑点，这个时候，艺术就开始生效了。

第一财经：这两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相当于进入了后疫情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艺术的计划？

徐冰：因为疫情在发生中，有点太近。但是它给人类的影响太大了，远远比“9·11”要大许多倍，它整个改变了我们人类生存的方式。艺术怎么样能应对这样的事件，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其实很长时间被封在纽约工作室，做不了什么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厉害，都是这种琐碎的生活，和家人在一起，我觉得很好，你可以真的有很安静的一段时间，真正地生活。

我们有一小院子，有很多树，因为疫情，才真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这些树。过去这个院子根本没人去收拾，因为忙得要死。当你真正关注这些树的时候，你发现连这树都是了不起的。它们相互沟通的渠道、它们的神经网络、它们传递信息的方法、它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做了一些研究以后，我发现，这些树真的太了不起了。

那时候，我开始认识到，人类太自大了，自以为世界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其实我们只是生物链中的一环而已。这些都是在疫情中的反省。

我后来也发现，这个冠状病毒和当代艺术的性质挺像。冠状病毒强迫人类在生物学上急速发展，冠状病毒为了要生存，它也要变异，变得更强或更弱，最后和人类共存。当代艺术也是，它给文化生态投入一种过去没有的东西，是一种松动排序和知识化的过程。为了生存，为了适应文化生态，最后它也得变异。再了不起的艺术家的东西，随着时间都变成了通俗化的艺术，最后成了服务性的艺术。

“徐冰的语言”展期至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