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整个世界

我发现由于偏远居民点的人口较少、后勤成本高，导致其被国家当局和教育类非营利组织忽视。在我看来，这些偏远小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似乎是我“修复世界”的行动中最合适的目标人群。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解决阻碍大多数组织在这些社区开展项目的后勤问题，这将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接下来的一个“小”问题则是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2003年年初，我去贝尔舍瓦看望父母时，听到了本-古里安大学教授阿维沙伊·布雷弗曼（Avishai Braverman）的一次采访。这次采访是为了纪念以色列的“数字鸿沟”周（“Digital Gap” Week）而举行的。人们会在这一周里讨论造成人群中产生信息技术使用鸿沟的原因以及弥合这一鸿沟的方法。数字鸿沟是指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人口之间在采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对社会公正和适应力的关注是促使世界各国努力缩小数字鸿沟的因素之一。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并不是随机出现的。事实上，它还与其他相关的社会差距相关联，如住房、教育、就业和收入——这一现象被称为“多重歧视”（multiplediscrimination）。在采访中，采访者问布雷弗曼教授本-古里安大学正在做什么来减少数字鸿沟。布雷弗曼教授自豪地说道，在他的领导下，该校最近刚刚投资约300万美元，为当地儿童和青少年建立了计算机实验室。

布雷弗曼教授的发言让偏远小社区儿童和青少年的问题变得清晰。当时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问题：怎样能够让住在距离贝尔舍瓦20~30分钟车程的偏远的小型弱势社区的孩子受益于本-古里安大学的实验室？一个处于较低社会经济水平的大家庭，住在一个遥远的小村庄，整日为生计奔波，当他们听到实验室的消息的时候，会拿出一部分时间和资源接送孩子去实验室吗？

这似乎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最好的情况是，计算机实验室能服务贝尔舍瓦一小部分的贫困儿童，但是实际上更可能会服务于家庭背景好的孩子，因为他们具备必要的资源，且父母也具有这方面的意识。因此，在布雷弗曼教授接受采访后的几周里，我一直在考虑建立一个计算机实验室，与本-古里安大学那个类似，给我的目标人群——偏远且贫困的小社区里的儿童和青少年使用。我个人的技术背景和对教育尤其是技术教育的理解，让我发现这是缩小社会和经济差距最好、最快的方法，这也促使我去寻找自己想要的解决方案。

由于成本高、缺乏经济可行性，在每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建立一个技术实验室哪怕在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在这些社区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新技术实验室呢？一段时间之后，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不能把边缘地区的孩子带到国家中心的实验室，也许可以反过来，把实验室带到边缘地区的孩子那里。这个意识引发了我考虑建立移动实验室以到达每一个地区的想法。

一个移动实验室可以在一个社区给18~20 个孩子上一节课，然后进入另一个社区，给另外18~20个孩子上一节课，以此类推。与邻居朋友们一起在自己熟悉的后院接受技术教育，能让孩子们更容易、更愉快地参与进来。此外，实验室的移动性还将创建一个大型的虚拟社区，该社区将由分散的地方小社区集合组成。经过仔细计算，一个流动实验室每天可以为 18~20 名参与者提供3~4节技术课程。它每周可以让270~400名来自偏远地区的儿童接触到丰富的技术课程。我越想越兴奋，周围朋友们的热情反应和支持、鼓励让我进一步思索这个想法。

我和我的朋友们决定为此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这个组织的支柱。小组中每个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意义感让我们这个团队创造出自己的工作模式，从而更好地推动组织目标的实现。此外，一些合作活动使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进了友谊，带来了更多意义，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伙伴关系比我们自身更有意义。（本文节选自《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小标题为编者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