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是疫情期间我们学会的一件事
疫情封控下，人们足不出户，无法去菜市场、饭馆、超市、商店，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通过团购来解决。志愿者们解决了物资最后一公里的输送，人们也突然间认识了许多邻居，在非常时期互助守望，共渡难关。许多公益项目开始行动，为滞留街头生活困难的人们送去了必需品，还有人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收集买药、就医等求助信息后核实分发。
打开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贝贝特4月出版的《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你能发现，特殊时期的互助与志愿活动，就是一种社会参与。公众的社会参与程度是检测社会健康、力量和温度的重要标准。社会参与并不是某一群人的事，也不是政府责任的替代品。社会行动有着将我们与他人联结在一起的力量，并将差异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贴上狭隘的标签或者留下刻板的印象。它为我们带来了重塑人际关系的独特机会，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并回应他人的需求，让我们重新审视了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意义和使命感。
哈伊姆·达汉/文
为什么要做团长
我们开始这段历程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强大、深刻和真实的动机对于这段社会历程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还不够。动机必须是一种内在的责任感，让人为之热血沸腾、做好为之奉献最好的能量和资源的准备。好的动机就像自动驾驶仪，在许多可预见的危险时刻推动我们一往无前。
我们每个人都有在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利：一种可能是忽视他人的痛苦，专注于自己，屈服于自己的自然倾向。这种方法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像岩石无须努力就能从斜坡上滚下来一样。另一种生活方式相对困难，那就是社会参与——慈善之路，这意味着对人性的爱、对他人的爱。
关于领导力
按照以色列第九任总统西蒙·佩雷斯的说法，领导力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2015年，在西蒙·佩雷斯与奥法姆之友（Friends of Ofanim）美国理事的会议上，他认为，作为总统，他象征性的角色比他作为权威首脑的角色更成功地影响到了更多的人。
因此，领导力并不意味着使用武力或行政权力。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力必须建立在道德权威的基础上。这样的领导方式营造了一种允许和尊重自由批评话语、宽容、原创、诚信和非胁迫的组织文化。理事会是组织的精神和价值观的看门人。它应该制定议程，而不是强加优先事项；它应该吸引大家对议题的关注，而不是命令结果；它应该发现重要的机遇和挑战，而不是要求具体的解决方案。
也可以做志愿者、公益组织的捐助人
“修复世界”的强烈愿望和道德社会责任感使得人们不需要资本或超人的努力就能把想法变成行动。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过：“无论身处何境，倾你所有，尽你所能。”不论是通过向一个我们认可的组织贡献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来支持我们生活的社区，还是决定奉献我们的努力、资源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提高大众的利益，拥有不同的能力的人都可以实现社会参与的行动。
社会参与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通过社会行动、参与和捐赠，我们有能力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模范社会——一个有道德的、敏感的、相互联系的、体贴的、关怀的、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在有高度社会参与的社区中，团结、尊重和共同责任感也更加盛行。这样的公共社会，能够从掮客团体手中夺走其所掌握的但与之并不相称的权力，能够期望并要求领导者们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行事，能够在国家社会事务中更加坚守公正和平等。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一切，而且也只能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只有当一个人参与到社会中，并完全沉浸其中，人类最优秀的品质才能茁壮成长。”通过共同的社会行动，我们展现人性、表达对他人和异类的团结和同情。这种团结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重要的问题上放弃意见或分歧，因为依照我们的传统，只要分歧切中了问题要害，分歧本身就是澄清真相的办法。另外，社会行
动和参与使我们更加宽容，让我们能够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依然携手，促进共同目标和问题的达成和解决；也为我们提供了全然了解对方和彼此间差异的机会，而不是为他人贴上狭隘的标签。
艾维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是提高大众对整个社会问题的认识，让企业家关注它，并借用国家力量来推动它。他说：“一个国家可以建设基础设施，但不能改变公众的思维模式。”
在他看来，第三部门的力量比政府的力量更大，特别是当公众为一项事业而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他认为，一名政府部长在推动该部门的事务时，通常他的平均任期不足两年，因此难以带来深刻的变革。加上由于某一部门的成就归功于主管该部门的部长，于是很多部长为了在任期内表现自己，就会改变甚至取消其前任的计划和决定，用自己的短期项目取而代之。部长在其任期内没有适当的时间去深入研究项目，而第三部门的项目正是在这一空白背景下开展的。非营利组织有能力策划深入的项目，作为试点去运行项目，并鼓励政府加入这些已被验证的成功的项目，成为超越部长或政府任期的看门人。
为什么要参与社会行动
社会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良知和指南针。这是我们对国家机构以我们的名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所表达的关心和不满。它的目的是缓和、重视、纠正错误，并指引政府完成活动，通过共同努力提高公众对不公平现象的认识，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并推动政府采纳这些方案。
一个社会的力量是由它与社会中弱者和穷人的关系来衡量的。如果一个社会不为自身采取行动，缺乏团结和相互的责任，那么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竞争型社会中，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对弱者没有同情，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就失去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并将危及自身的稳定性。这样的病态社会不听也不看，就如雅科夫·罗特布利特（Yaakov Rotblit）所说的：
谁来吟唱乞讨者之歌，那些被遗弃在路旁的弱者之歌？他们也有名字和面孔，《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以色列]哈伊姆·达汉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 上海贝贝特 2022年4月
哈伊姆·达汉（Haim Dahan）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个做苦力的背影。谁来吟唱苦于生计的劳动者之歌，那些被压弯了脊梁的受压迫者之歌，
这是穷苦之人、受辱者与被遗弃者的歌。是谁在救济站领面包？有谁会大声疾呼这很糟糕？我们究竟是从何时起学会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毫不在意地从一旁走过？
必须指出，社会差距不仅是社会经济弱势阶层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在自由社会中人人都负有责任。的确，造成社会差距的主要责任者是国家及政府机构，但是我们也是政府机构的所有人，我们对它们的漠不关心使我们都成为这一责任的共担者。缩小社会差距和减少不平等程度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但在许多情况下，政府的优先事项是由政治力量和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压力决定的，而这不一定和真正需要优先的事项相吻合。
具有政治意识和政治关系的强大团体始终将对制定优先事项产生重大影响，以符合其自身利益。而另一方面，社会中缺乏政治意识的弱势群体对国家的优先事项几乎没有影响能力。此外，政府本身程序烦琐、管理效率低下。对于政府和公共部门而言，除非新的解决方法已经在其他地方进行了试验和证明，否则它们不会采用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此外，作为人民代表的管理部门，政府应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问题和需求，因此有时弱小群体的特殊需要仍然得不到满足。
社会参与的程度首先是社会健康、复原力和关爱的证明。除了社会行动本身产生社会成果，通过社会参与，我们能表明我们对社会的责任、表达对国家的优先事项排序的不满，以及表达我们对社会差距和不平等的关心。在一个高度社会参与的社会中，即一个关爱而非冷漠的社会中，争取平等的呼声不仅来自弱者——社会差距不应被任何人所容忍。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正的符合道德的解决方案会成为国家的优先事项。
以色列企业家，慈善组织“奥法姆”创始人，曾担任多家公司的主席或首席执行官，同时热心于慈善事业。除了参与“奥法姆”的慈善活动外，他还在“承诺捐赠”“犹太资助者网络”等多家慈善组织任职。通过社会行动、参与和捐赠，我们有能力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模范社会——一个有道德的、敏感的、相互联系的、体贴的、关怀的、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在有高度社会参与的社区中，团结、尊重和共同责任感也更加盛行。这样的公共社会，能够从掮客团体手中夺走其所掌握的但与之并不相称的权力，能够期望并要求领导者们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行事，能够在国家社会事务中更加坚守公正和平等。
怎样进行社会参与
在创始阶段构成组织“额外灵魂”的人，我们称之为“第一根肋骨”，除此之外，理事会构成了组织的第二根也是最重要的肋骨。理事会的质量反映了组织外部——捐赠人、机构、组织和伙伴，以及内部——目标受益对象和本组织的雇员的大体情况。
我们需要以谦卑的姿态去触及相关问题。在一定的时间内，循序渐进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例如，如果一个组织的想法是缩小教育方面的社会差距，那么它就应该聚焦于某一地区或社会群体。如果不加限制，就好像这个组织想要缩小整个社会的教育差距，那就太过雄心勃勃，更不用说狂妄自大了。当然，“修复世界”背后的理想都需要不断地改善。然而，每一个改变，不管它有多大，都必须始于细微之处。
“修复世界”不是通过革命或宏大的行动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微小、温和的步骤和毅力。帮助“修复”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修复”整个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即使是最小的行动——来“修复”这个世界。迈蒙尼德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只要他完成一个受戒仪式，他就会使自己和整个世界倾向于美德，并带来救赎。”正如伯格曼教授的行为不但改变了我的世界，也间接地改变了其他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