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成功的数字城市样板区
刘昕 夏骥/文
作为加拿大的两座典型城市，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近年来规划了两个全球知名的“数字城市样板区”——“Sidewalk Toronto”（多伦多未来城）和“Quartier des Spectacles” （蒙特利尔娱乐区）。前者前期规划声势浩大，却最终胎死腹中；后者获得巨大成功，推动了整个城市数字相关的产业技术的发展。我们分析了两座典型城市的规划落实过程，进而窥探如何打造成功的数字城市样板区。
多伦多未来城位于多伦多市安大略湖东部湖滨地区。2017年，代表政府方的滨水复兴公司（Waterfront Toronto）（下称“滨水复兴”）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城市创新子公司Sidewalk Labs（下称“sidewalk”）宣布合作开发未来城，作为智慧城市的“新技术试验田”，总体规划面积为190英亩（约0.7平方公里）。经过几年的实践，项目遭到了来自市民和专家的广泛批评，加上新冠疫情等因素增加了项目在经济回报上的不确定性，Alphabet于2020年7月宣布终止。
蒙特利尔娱乐区是坐落在蒙特利尔城市东部的一处艺术文化区，面积约1平方公里。从2002年提出规划构想，20年间逐渐形成了世界级的文创街区，是蒙特利尔爵士节等主要文化节庆活动的举办场所，为城市提供了将近1万个文化创意相关就业机会（整个城市约400万人）。
两个片区均位于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区域，规划面积相仿，都提出了依托数字技术的场景化推动科技创新、创造就业、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等宏伟愿景，然而两者在落地过程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数字城市样板区”作为智慧城市的试验田，在各种数字化前沿创新概念的外衣之下，离不开与“人“”地“”钱“”技”等传统要素的关系处理，任何一对关系处理得不够恰当，都会影响到规划概念的实施。
“数字化”&“人”
一方面，不同的数字化主体叠加未必能协调好政府-企业-市民之间的关系。
就多伦多未来城而言，代表政府方的滨水复兴成立于2001年，负责多伦多滨水区域的复兴，包括公共交通、地产开发、棕地修复、水系提升等事务，具体的项目开发由其他公司机构完成。由于政府方往往缺少私营企业的财力和专业技术，通常更多起到协调与合作的作用。代表市场方的 Sidewalk 是一家通过科技方案来改造城市为目标的公司，包括提升城市基础设施、降低住房成本、提升交通效率、降低能源消耗等事务。
事实上，北美的科技公司对智慧城市这一理念谋划已久，在纽约和波士顿等城市都开展了一些局部的智慧城市场景应用，如智能传感交通灯、路障感知APP等，但一直缺乏一个全方位应用数字科创技术的“从零开始”的项目。多伦多滨水区域的中区在滨水复兴的主导下，已经更新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美丽景观的标志性项目，然而东区仍然是一片由废弃的工业场地和破旧的停车场组成的空白区域，这使其成为一块理想的“试验场地”，Sidewalk对它的最初构想为“全世界第一个基于互联网建造起来的社区”。
从市民的角度，城市规划是公众事务，主要应由政府和市民参与，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代表市民的需求。而当城市发展的逻辑主要由一个公司的复杂算法所操控，决策基于公司收集的数据所作出时，市民生活便容易为私人利益所主导。虽然 Sidewalk 开展了一整年面向社会的公共咨询，但整个城市规划的过程并未在市民层面完全做到透明公开，而与政府之间的协议最终在土地、资金等方面，也有诸多重大分歧。最终，市民反对的呼声越来越大，并成立了名为“Blocksidewalk”的抗议大本营。政府-企业-市民三方目标诉求难以协调，最终导致了规划的流产。
另一方面，数字城市“合伙人”制度也许是凝聚多元力量的有效方式。
蒙特利尔市政府于 2003 年牵头成立了“PQDS 合伙人”（Partenariat du Quartier des Spectacles），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由85位来自文化、教育和商业等多元领域的成员构成，兼纳了政府与社会的力量。PQDS在项目中既是业主，又是项目管理方，还是场地运营方，负责制定场地中的文化创意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改造计划，并对开发过程进行经费管理。这样多维度、多环节的深度参与，使得PQDS可以将规划愿景更好地贯穿于项目全程，多重身份也有助于对复杂的项目需求进行统筹协调；但PQDS本身并不进行创意内容的生产，也不会对内容创作进行干涉。
由此可见，当今的科技公司越来越热衷于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并产生了权力不均衡的现象。一方面，有实力的科技公司才有能力开展尖端的数字创新研究；另一方面，政府渴望快速发展当地的数字经济，但政府在其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往往缺乏清晰的认识。这就要求在“人”，也就是组织者和参与者之间形成强大的统筹力量，并保持各方力量的均衡，并对“数字化”的“控制”和“创新”之间划定合理的边界。
“数字化”&“地”
一方面，数字化在推动城市更新过程中要促进阶层融合、防止阶层分化。
多伦多未来城的原有构想中，希望跨越社区“绅士化”的过程，直接成为“智慧城市”。但从实际来看，在城市中要满足各种“数字化”设施的应用，需要重新建设大量高价的公寓和小户型，而低收入者的旧住房无法支撑同等程度的智能互动，这意味着多伦多未来城在“数字化”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成就只能溢出到富裕群体所居住的区域，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蒙特利尔娱乐区原为三块空间割裂、特质各异的区域：西边是艺术广场，中间是 StLaurent大道（划分蒙特利尔英语区和法语区的边界），东边是拉丁区（学院机构和夜生活的
聚集地）。蒙特利尔娱乐区的改造在三块区域之间创造了大面积的高品质公共空间，连接了三个原本割裂的区域，也促进了分散在城市中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市民的融合。
另一方面，数字化改造要能够满足市民对城市空间的真实需求。
多伦多的市民认为，数字技术只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附加手段，对未来城市空间的期待更聚焦于基本的层面，例如“更安全的街道”“更可呼吸的空气“”更多的步行空间”等。尽管各大科技公司都怀着运用数字高科技变革城市的野心，但面对“智慧城市”所提出的各种光鲜前卫的理念，多伦多的市民们心存怀疑，觉得是企业向政治家贩卖高科技包装理念，用于获取土地发展房地产的噱头。
蒙特利尔娱乐区在推进数字场景应用时，充分考虑创意人士的创作和展示需求，运用数字灯光技术提供多元化的视觉空间。每天从日落到夜间11点，多姿多彩的建筑立面成为数字创意视觉艺术的放映背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更新数字创意作品；富有个性的灯光艺术装置也布置在20多个建筑空间中，与每幢建筑的独特个性交相辉映。
由此可见，城市作为公共空间，城市“数字化”的成果是否为公众所共享，取决于它们是否有足够的“公共性”：当数字化应用在使用空间范围上产生差异，就容易产生壁垒，加速人群和阶层的分化；而脱离了公众需求的智慧城市，则容易成为少数“技术爱好者”的狂欢。这就要求“数字化”除了做到在线上实现互联互通，也要在土地空间上做到足够的开放共享。
“数字化”&“钱”
一方面，数字城市建设的根本要求是要带动数字科技产业的发展。
尽管多伦多未来城的建设不算成功，但就数字经济而言，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多伦多本身是典型的移民城市，而移民是科技发展的动力；同时多伦多大学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多伦多的数字人才和产业基础为未来城的诞生提供了土壤；未来城规划方案中所描述的智慧化场景，也为数字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更大的舞台。
蒙特利尔作为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创意产业为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娱乐区则是城市创意产业中重要的一极。其中的“城市数字实验室”成为全球知名的数字创新创业平台，推动创新创业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使得蒙特利尔娱乐区成为一个真正的数字创新社区。在这里，大学媒体学院的学生可以进入一个巨大的露天实验室，将自己的知识和创意应用到现实世界中，并在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创造产品。同时，蒙特利尔也是众多游戏巨头聚集的城市，包括世界知名的育碧、EA、华纳兄弟、Gameloft、动视等公司，中国的网易、腾讯、米哈游等公司也在蒙特利尔开设了游戏工作室“。城市数字实验室”所提供的人才和技术资源支撑着游戏产业相关的影视特效、动画、音乐、音效、软件和培训等行业。以游戏为龙头的数字创意新经济让蒙特利尔得以从传统制造业转型，特别是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多人不得不待在家中，人们转向视频游戏来打发时间，促进了游戏产业逆势增长，为蒙特利尔在疫情之下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支撑。
另一方面，数字城市建设要注重投资与运营成本的平衡。
多伦多未来城规划伊始，滨水复兴计划开发的 Quayside 区域只有12英亩（约 0.05 平方公里），但在2019年Sidewalk提出的规划中，规划面积扩大到190英亩（约0.7 平方公里），因为“只开发核心区在财务上可行性较低”。这与滨水复兴的预期相距甚远，而事实上规划中扩大范围区域的开发权并不属于滨水复兴。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谷歌2020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18% ，这表明Sidewalk多伦多项目很可能无法获得谷歌的资本支持。另外，多伦多近年来房产价格一直处于下跌趋势，按照预期，到2030年多伦多房价将下跌15%，未来城项目将处于相当严重的亏损状态，从而增加了回报预期的不确定性。
蒙特利尔娱乐区拥有80余家文化场馆、30多家演出场所，每个月有100多场艺术展示活动，在活动举办的高峰期，一天的活动排期就可以超过50场；同时每年都会开展各种主题的竞赛，邀请艺术设计领域的参赛者参加，其中不乏顶尖创意的项目。这样高频次与高质量的活动，带来了大量的人流和经济收益。基于多年耕耘形成的影响力，蒙特利尔娱乐区现在已经有了稳定的客群收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数字化改造，加上政府的补贴，足够维持数字化场景自身的运营与发展。
由此可见，城市的数字化改造毫无疑问将对整个区域的产业带来较强的“催化”作用，也能够促进各种新兴技术的发展变革，但在实操层面上，数字城市终究要靠具体的项目来落实，这样的项目往往相对传统开发项目投资额更大，需要结合当下形势充分考虑项目投资与回报的平衡，在“数字化”与“钱”的关系上，做到“抬头望天低头走路”。
以加拿大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为例多伦多未来城和蒙特利尔娱乐区的案例告诉我们，城市的数字化变革并不仅仅依靠“数字化”理念的推进，还需要考虑与人、地、钱、技等多个方面的融合。在数字城市样板区的建设浪潮中，有时规划与这几个方面产生冲突而暂时搁浅，如多伦多未来城；有时融合相对成功，如蒙特利尔娱乐区。但无论如何，以数字科技驱动城市发展仍有光明的前景。
“数字化”&“技”
一方面，数字城市建设应当考虑巧妙的介入方式。
多伦多未来城打造的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智慧城市，运用各种电子传感器，从城市公共设施中收集数据，并在各种城市事务中进行资产管理和资源配置，包括交通运输系统、水电设施、犯罪侦查、医院学校和社区服务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涉及大量的市民个人数据，相关的隐私问题也随之而来。虽然Sidewalk为保证数据收集与使用的公平与透明，采用了第三方机构，但是这种方法仍然受到了多方质疑：代表政府的滨水复兴和法律机构认为数据管理规则的制定方应该是政府而非企业，且应该由政府方首先制定相对完整的数据使用和监督的立法框架；公众层面则对企业常态化收集大数据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尤其担忧企业利用收集的居民数据盈利。
蒙特利尔娱乐区则主要通过“数字化”对街区进行硬件设施的改造。娱乐区的“城市数字实验室”拥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其核心是一条覆盖全区的光纤网络，将所有的公共空间和各种专业性的公共娱乐设施连接起来，显
著提高了数据传输速度，提升了文化活动举办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改善了观众体验度。同时，光纤网络还连接到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魁北克国家图书档案馆和蒙特利尔文化艺术广场等大量的本地机构和文化场所，创造了各种数字化的互动空间。
另一方面，数字城市建设要能够带来更好的城市生活。
多伦多未来城描绘了一幅充满前沿构想的智慧城市蓝图：垃圾箱能够自动分离可回收物品，并对产生的垃圾进行定量收费；气象传感器能够自动探测未来的风雪天气，并提前加热人行道以及时融化冰雪；交通灯能够自动检测当前的交通拥堵状况，并实时调整交通信号以舒缓高峰期的交通堵塞。这些系统收集的数据反馈能够进行智能化的学习，为城市运行提供更优化、也更理性的运作模式，成为Sidewalk提出的“全世界最可度量的城市”。然而人们也担忧，当日常生活变得“智能化”与“自动化”后，城市里大量人与人的互动会被削减；而城市的独特之美也在于复杂的人与事件碰撞中的出现的偶然和惊喜，太过有秩序的未来也许会让城市丧失原有的温度与人性。
蒙特利尔娱乐区在城市中央创造了一个“朝九晚五、两点一线”之间的中间区域，人们可以在上下班的途中欣赏充满创意的数字化建筑立面和街头艺术设施，观赏或直接参与艺术广场的表演活动，并从中接收到积极的能量。这种效果在疫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长期被要求居家隔离的人们越来越希望在现实的城市空间中找回一丝生气，娱乐区也更多地与邻近街区联手，运用艺术装置点亮街区。
由此可见，数字化技术应以何种程度和方式介入城市的规划和运作中，使城市是在被“数字化”赋能而不是被异化？数字技术、城市空间和作为这两者的使用者——人之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共存？人们生活在数字化后的城市中感到更加快乐，还是像《美丽新世界》里描述的那样，是被设定地“被快乐着”？“数字化”与“技”之间，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牵扯到政治、伦理和哲学等方方面面，这也是后续所有的数字城市建设所需要面临的问题。
总结与展望
多伦多未来城和蒙特利尔娱乐区的案例告诉我们，城市的数字化变革并不仅仅依靠“数字化”理念的推进，还需要考虑与人、地、钱、技等多个方面的融合。在数字城市样板区的建设浪潮中，有时规划与这几个方面产生冲突而暂时搁浅，如多伦多未来城；有时融合相对成功，如蒙特利尔娱乐区。但无论如何，以数字科技驱动城市发展仍有光明的前景。
目前，我国不少城市都在加速推进数字城市的建设，特别是上海提出聚焦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孪生城市”示范，探索“未来城市”区域标杆实践；重点功能区域也提出了自身的目标，如临港提出打造上海智慧城市“样板间”，青浦新城提出打造“5F数字之城”等。未来上海要聚焦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五个新城等重点区域，积极吸取国际上打造数字城市样板区的先行经验，为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奠定坚实基础。也许下一代数字城市的雏形，就逐渐在这些区域的探索中展现。
（刘昕系华略智库长三角研究院高级研究经理，夏骥系华略智库主管合伙人、长三角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