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理论的探索

邓宇/文

探索中国经济研究的本土理论，是许多中国本土经济学者毕生追求的学术理想，但中国经济的实践发展往往超出预期，而其极具独特性的发展轨迹和逻辑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热衷于将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这种套用理论模型或实证方法的研究路径具有时效性，很难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全貌，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兼具共性和个性的复杂结合体，单纯依靠某个理论学派的方法进行研究的难度本身就很大，理论创新的任务也更重。林毅夫教授在其《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解读中国经济》以及最新出版的《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中国经济的前景》等著作中，均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有所涉猎，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研究中持续推动形成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由此形成了比较充分而成熟的本土理论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将禀赋结构与有为政府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力图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的精髓与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思想二者结合，而这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从余永定的评价中，基本上可以归纳出新结构经济学的两大特色。第一点是禀赋结构，林毅夫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最常用的理论框架是“后发优势”，他在《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再次强调了中国

经济在过去40多年保持年均9.2%的增长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便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引进成熟的技术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所获得的发展优势却十分突出。

林毅夫认为，现在的理论均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作为前提，但基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制度安排、历史文化传统并不一样，结构不一样就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内生性的，而这也驱使其在数十年的研究中将结构作为重要理论基础。在《中国经济的前景》中，林毅夫也强调不能拿西方的理论来看中国，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中国的结构*特性及其背后的原因。结合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反思主流的理论思潮并进行理论创新很有必要。如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就造成了经济崩溃和危机不断。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而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与影响。

第二点是有为政府。林毅夫认为，市场在资产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并非绝对，事实上许多经济学者对市场决定论都有诸多质疑，市场的失灵、滞后性以及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等，已被现实屡屡证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发展资本密集和规模很大的现代化产业，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无法自发地发展起来，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会出现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主导建设，这就是有为政府的来源。从历史经验看，东欧国家以及南美洲国家普遍采取完全的市场化路线，将原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但照搬“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因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与新自由主义解释不同，是以积极有为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变得至关重要。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产业升级和比较优势的发挥除了有愿意冒险的企业家，必须有政府提供激励补偿，以及新产业发展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金融、人力资本、法律等各种与时俱进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有为政府发挥作用，要素禀赋优势将无法真正变成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中国在40多年发展过程中，从建立特区到推动市场经济转型，给予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以保护补贴，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林毅夫认为，中国未来经济仍能保持比较好的增长水平，原因就在于中国能够把比较优势继续利用好，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对外开放，继续建设有效市场，同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是一个不断创新和深入深化的过程，新结构经济学并非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理论学派，但其在长期的、持续的研究中逐步探索出了解释中国经济的重要框架，并正在被历史和实践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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