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家国资投资公司试点“转正” “管资本”模式深入推进
作为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资委近日印发《关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进行了调整优化。《通知》明确，中国宝武、国投、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和中国建材5家企业正式转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此外，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国机集团、中铝集团、中国远洋海运、中粮集团、中国五矿、通用技术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和中广核等12家企业继续深化试点。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际华集团与南光集团两家央企已不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之列。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上联国资改革，下接国企改革，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性改革。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此前在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工作推进会上指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涉及改革各个领域，极具探索性和挑战性。要在保证正确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力争在投资公司整体改革、管控模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化改革等各个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管资本”的全新探索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总监周丽莎表示， 5家央企正式转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意味着通过改革进一步发挥企业在授权经营、结构调整、资本运作、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功能作用的发展模式更加定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资监管方式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过渡，首次提出了组建若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其中，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在国家授权范围内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
自2014年7月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先后在中央企业层面改组组建了中国国新、中国诚通两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及国投公司、招商局集团等三批共19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形成“2+19”的格局，在授权放权、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经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表示，探索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事关整个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新改组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介于国资监管机构与实体企业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避免了国资监管机构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
在这种模式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成为一个“隔离层”，更有利于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模式。业界学者称此举初步创设了国资监管体制的“三层架构”，即“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本运作平台—国有企业”。
吴刚梁表示，鉴于大多数中央企业尚不具备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条件，因此需要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这是一种改革成本更小、更加稳妥的做法。相对而言，19家试点企业的治理机制比较完善、资本运作能力较强。经过8年的试点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国资委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19家试点企业经营业绩稳中向好，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净利润同比增长14.3%，大幅超过央企平均水平。2021年上半年试点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增长34.3%和72.2%。此外，19家试点企业实施混改项目数量在全部中央企业中占比近50%、引入非国有资本金额占比近70%。19家试点企业平均职业经理人数、按照契约化管理的人数、公开招聘人数、员工持股激励人数等约为央企平均值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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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家川菜馆正在提供“免费午餐”。
“免费吃饭：如果你在上海临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遇到困难，你可以来小店告诉服务人员，来份单人套餐。不用买单，不必客气，你只需在以后你有能力的日子里，记得多帮助一下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上述川菜馆门口贴的告示。刚经过数个月疫情打击，餐饮业者大多入不敷出甚至自身难保，为何这家店还愿意慷慨解囊？
“免费午餐”食客多为失业年轻人
第一财经记者在该餐厅看见，店内大约摆放着14张木质方桌、3张圆桌。门店面积约100平方米，装修简单却也算整洁。进门右手边的墙上贴着一张菜单，主打酸菜鱼、毛血旺等川菜。菜品价格从20元至60元不等，人均消费30元至80元。
下午5时左右，店内的员工一半在休息，一半在整理食材。此时，距离夏季的晚餐高峰期还有一段时间，加之店内还未开放堂食，只有零星的几位顾客前来购买餐食打包。
据老板何先生介绍“，免费午餐”是一份套餐，有肉片、有菜、有米饭。6月1日重新开业以后，前来享用“免费午餐”的大多为20至30岁的年轻人，基本不超过40岁。从事的职业有外卖员，有看着像在工地作业皮肤黝黑的工人，也有白领打扮的人。平均每天有两三个人会来寻求“免费午餐”的帮助，最多的一天送出了6份左右，也有时候一天一份都没送出。到目前为止，大约共提供过30来份的“免费午餐”。
什么样的人会来点这份“单人套餐”呢？ “我直观的感觉是，有的人表达能力不太好，很羞涩，说话声音很小，眼神中都能透露出胆怯。我估计是在小店上班然后遇到关店倒闭的年轻人比较多，可能他们生存能力比较弱、文化程度也较低，只会某一样单一的技能，所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年轻人3月份刚只身来到上海，班还没上几天就遇上了疫情封控，疫情好转后又被解雇了。”何先生说。
何先生和他的妻子负责发放餐食，但并不会真正严格地审核前来享用“免费午餐”的人是否确实没有工作和收入。何先生有时候会问询就餐者遇到了什么困难，有的人表示“：没钱了，也找不到工作，回家的路费也没有。”
“有一次，有个外卖小哥来寻求帮助。我说你不是在送外卖吗，有工作有收入。他说‘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出来送外卖了’。还有一次，一个皮肤黑黑的小伙子问我能不能来两份套餐，可能他想给他朋友带走吧。不过我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就给你一份吧。”老板娘回忆道。
不过，何先生说，店里还没遇到过“免费午餐”的回头客。
仍在亏损，营业额为疫情前的20%
“疫情期间的两个月，国家给了我们许多帮助，一直在送物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给需要帮助的人一点扶持，很多外地人在上海都很不容易。”何先生谈及提供“免费午餐”初衷时，还流露出一丝羞涩的神情。“其实没有什么的，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遇到困难。我们仅仅是做了一点很平常的事，能帮一点是一点。”
刚刚经历几乎零收入的两个月，这间小店的经营状况如何？何老板说，目前餐厅的日营业额恢复到了疫情前的20%。算上房租、水电、人工等成本，每天还是要亏两三千元。原料采购也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有些食材偶尔会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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