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牺牲产业和就业为代价日本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矛盾难解
徐海/文
2020 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了日本的减排目标：203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3年度减少46%，2050年实现碳中和。
2021年11月1日，新当选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世界领导人峰会上重申了这个目标，并提出要努力挑战更高的目标，即2030年减排50%。
据联合国《2020 年排放差距报告》的数据，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比重约为2.8%，远低于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减排压力并不大，但人均排放量仍高于中国、欧盟、印度。
据日本环境省 2021 年 12 月 10日公布的数据，日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2013年达到14.08亿吨的峰值后，至 2020 年连续 7 年呈下降趋势。2020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1.49亿吨，同比减少5.1%,比2013年下降18%，同比减幅创1990年有温室气体排放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
日本政府此前公布的减排路线图显示，电力行业多使用传统的石化燃料，因此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占比达37%。其后依次是：产业（制造业）占25%、交通运输业占17%。日本政府将这3个行业作为未来14个绿色高增速潜力领域的重中之重。
那么，日本如何解决这3个重点领域的减排问题，本文根据素有“日本
经济内阁”之称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下称“经团联”）的数据，仅对日本产业领域的减排情况作简析。
碳减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产业活动衰减
经团联的第三方委员会于2022年3月30日对经团联的《2021年度碳中和行动计划》所作的评估报告，将经济活动量的变化、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的变化、经济活动量相应的能耗变化等三大要素进行如下比对，解析2005年度至2020年度日本产业领域电力分配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减原因。
2020 年度比 2005 年度，经济活动量（产业活动）减少24.4%;二氧化碳排放减少23.0%；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能源低碳率）为0.2%；经济活动（产业活动）的能耗比为-2.1%。
2020 年度比 2013 年度，经济活动量（产业活动）减少20.3%；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8.2%；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能源低碳率）为- 3.9%；经济活动（产业活动）的耗能比为1.4%。
2020 年度比 2019 年度，经济活动量（产业活动）减少11.1%；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2.4%；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能源低碳率）为- 0.6%；经济活动（产业活动）的耗能比为2.0%。
上述数据对比显示，日本产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确实在减少，但与此伴随的是“经济活动量”（产业活动）的衰减。
上述各个时间段中，2005年度至2020年度的时间跨度较大，不具典型性；2019 年度至2020年度遭遇新冠疫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13年度至2020年度这一段的数据则具有代表性，因此解析这一段的数据比对比较客观。
如前所述，2013年是日本碳达峰之年，之后碳排放量连年减少，至2020 年排放减少了 18.2%。这个排放减幅的代价是，同期的“经济活动量”（产业活动）减少了 20.8%，高于18.2%的减排比。不仅如此，能源的低碳率仅为3.9%，即能源减碳的贡献率只有3.9%。更令人不解的是，产业活动的耗能率不降反升，增加了1.4%。
通过对这组数据比对的解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碳减排的最大贡献者是产业活动的衰减，而且能源去碳以及节能对于碳减排并没有什么贡献。
东京等产业聚集地因减排压力不得不关停工厂
东京都的“2030碳中期（carbon half）”报告显示，东京都产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 年为 679 万吨，2019 年减至 381 万吨，减幅为43.9%。预计到 2030 年将减至 222万吨，减幅达41.8%。能耗也相应大幅下降。
这样的减幅如果仅靠温室气体减排的对策和措施，恐怕难以实现。以下数据表明，减排绩效相当程度缘于工厂被关停。
东京一直以来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地带”，企业工厂众多。23个区中以大田区最多，其次是西部的多摩地区，如今这里的工厂已经或正在消失。东京都产业劳动局发布的“东京的中小企业现状”显示，东京都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和从业者人数均大幅减少。从2003年至2015年的12年间，工厂的数量由 4.96 万家减少至 2.71万家，减幅为45%。从业者由 46.72万人减少至 29.61 万人，减幅为37%。工厂和从业者如此大幅度减少，自然对碳减排贡献不小。
由于很多企业的总部集中于东京都，加之服务业发达，所以东京的情况不算太糟糕。反观其他地区，特别是钢铁、石化、水泥等高碳产业集中的县市，则面临减排和生存的双重压力。例如，大分县、岡山县、山口县等。
日本佳能全球化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杉山大志根据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数据整理出的各县市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之比（即每产出100万利润所排放二氧化碳的吨数）显示，居首位的大分县高达6.7吨，依次是：岡山县（6.0 吨）、山口县（6.0吨）以及和歌山县、广岛市、爱媛县等。东京为 0.7 吨，只是大分县的十分之一。要达到东京都的水平，其他县市仍需努力。
由于这些县市的现有企业所具有的减排技术有限，要做到大幅碳减排，只能靠关停工厂。因此，暴露出这些县市的产业应对减排压力的脆弱性。也因此，有些地区、如茨城县、埼玉县、爱知县、石川县、山口县没有签署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联署的“碳中和宣言”。或许因为这个宣言的减排目标与保生存、谋发展、保就业这样最普通的经济政策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因此，杉山认为，在没有获得100%脱碳能源的前提下，以现在的技术水平，如果在生产中100%不使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的话，那么，大多数的企业将处于绝对亏损的境况。如果不切实际地搞“一刀切式减排”，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工厂关停，地方失去支柱产业，地方经济遭受重大打击。
牺牲产业的减排不是真正意义的减排
对于日本政府宣布的中期减排目标和碳中和目标，日本国内外颇有异议，有脱离实际说，有外部压力说，有争夺主导权说，有新发展引擎说等，这里姑且不论。但需要正视的是，要实现这些目标确实面临不少困难和阻力。正如日本环境大臣山口壮所说，碳减排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尽管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律、措施，指导规范、鼓励扶持企业和科研机构为实现减排目标共同努力；尽管日本在节能、减排领域具有一定的科技和应用*优势，但是，从以上数据比对解析和地方企业面临的减排压力看，碳减排与产业生存、发展的悖论性矛盾似乎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减排的较大压力下，产业领域的一些企业依然面临生存、转型、发展的较大压力。如果这个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单纯以牺牲产业和就业为代价的减排，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减排，也有悖于绿色发展的初衷。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内阁会议7日通过了2022年版《环境·循环型社会·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环境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加快向去碳化社会过渡很重要”，并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要以此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白皮书还表示，对于缺乏环保意识或共识的项目，将基于《环境影响评估法》采取要求其整改等严厉处置。
透过上述报道或可以看出，碳减排与产业生存、发展的悖论性矛盾仍是进行时。
在当天的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山口壮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主人翁意识，并采取具体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实现去碳化的目标。”
诚如他所言，每个人都是去碳化的主人翁，也都是去碳化过程中的主人翁。如果主人翁在这个过程中因产业衰减、工厂关停而丢掉工作，无法生存，那么，这注定是一个糟糕的过程。因此，处理好碳减排与产业生存、转型、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碳减排与保障就业的关系，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妥善、有效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作者系自由撰稿人、法学博士）
20.8 ％ 2013年是日本碳达峰之年，之后碳排放量连年减少，至2020年排放减少了18.2%。这个排放减幅的代价是，同期的“经济活动量”（产业活动）减少了20.8%，高于18.2%的减排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