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大改革“靶向”评比带来诸多利好
不管是职称评比还是项目申请，以往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多与量化指标强相关，未来，这种情况将有实质性改变。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会议指出，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要坚持德才兼备，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等分类进行人才评价，从构建符合科研活动特点的评价指标、创新评价方式、完善用人单位内部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试点任务，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做法。
这种分类评价的机制，拓宽了对不同类别科研工作者的评价方式。
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此次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方向考虑了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在他看来，不同的科技创新活动有不同的时间、技术、资金等条件需求，同时也有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和产出形式，如果“一概而论”地以某一种固有套
路对所有类别的科技活动和科技人才进行评价，不利于人才充分发挥效能。“这个改革方向对科技人才进行分类评价树立了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方向，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突出价值导向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科技人才评价倾向于用量化的方式，比如看论文、年资等。这种评价方式操作上简单，能规避一部分对评价公平性的质疑，但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唯论文、唯资历等的倾向。
为改变以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近年来，国家在改革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四唯”清理行动、破除科技人才称号与评价结果简单挂钩等。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的80后研究员李虹，在去年，也就是她自己开始招生的第二年就顺利获得了“优青”称号，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个速度有些意想不到。
“去年我是第二次申请优青，第一次申请是在2020年9月我开始招生之前，所以第一次也只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参与了一下。”李虹告诉第一财经。
李虹解释，按照既往的评价标准，科研人员申请“优青”，应该是要达到独立科研的能力，而且独立科研的能力要突出，因此如果按照国内助研、副研究员这样的路径一步一步走过来， “其实能在38岁之前获得优青是不太可能的”。
在本科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毕业后，李虹因为对生物医药学科有浓厚兴趣，在硕士和博士求学期间更换了研究方向，开始从事计算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李虹去年申请的优青门类，也正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不久的“交叉学科”。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数学物理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管理科学部、医学科学部这8个传统学部之外，新设立了交叉科学部，即基金委第9个科学部。
“起初还在想自己中选是不是因为交叉科学部刚成立竞争小，后来公布录取比例发现我们的竞争也很激烈，甚至比其他学部中标率还低。可能是我的研究方向确实很符合交叉学科的要求。”李虹说。
鼓励交叉学科评价只是评价机制转变的其中一个方向，去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则增加了评价制度的内容，在人才评价上，强调要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
2021年版《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实行科学技术人员分类评价制度，对从事不同科学技术活动的人员实行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方式，突出创新价值、能力、贡献导向，合理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设置评价周期，形成有利于科学技术人员潜心研究和创新的人才评价体系，激发科学技术人员创新活力。”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主任韩斌就告诉第一财经，他们所里年轻的 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在待遇上非常可观，另外他们对青年研究员5年内的考评都是不看论文的，一次性将研究经费发放，最终根据国际评估来考核。
分类评价更能“靶向”施策
由于从事研究活动的类型不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活动的研究周期和成果产出都有较大差异。
其中，做“0到1”的基础研究比科研跟跑者的研究更艰辛，成功概率更低。这种研究也更需要用非常规的，而不是“算工分”这种简单的评价方式来评判，并给予长期支持。
姚凯认为，科技人才成长和创新效能的激发需要一个宽容开放的事业环境，特别是对于开创性研究、长周期研究、基础性研究等更加需要一个鼓励探索和包容失败的环境，来激励科研人才积极探索、大胆试错。
“如果仅按照论文、年资等硬性指标对人才进行刻板的量化评价，会直接为科技人才带来无形的‘枷锁’，限制人才的创新活力。但如果能够充分考虑项目的创新和成长潜力，完善科研管理办法，一些非量化的柔性评价方式将有利于为人才创造一个稳定、灵活、开放的创新环境，这是培养和造就我国战略科技人才的重要条件，也有助于巩固我国科技实力，吸引全球科技人才集聚。”他表示。
以上海为例，去年10月上海发布了《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全国率先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首批“基础研究特区”有三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市科委将给予5年资助，三家单位提供1 1配套经费。
入选特区项目的中科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左智伟告诉记者，以往他们要想拿到“0到1”的项目，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基础研究项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确定性大，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则有工作领导小组和战略咨询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更看重项目方案中的亮点。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此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激发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始终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将围绕“人”来展开，比如，改革完善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价值。
与此同时，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作用也亟待加强。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薛姝、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文霞近日撰文称，用人主体在科技人才评价中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用人主体需积极作为以提高科技人才评价效果。
文章建议，政府部门应在对机构的管理与评估中，破除过度量化的评价导向。在选择评议者时，尽量选择“小同行”，至少保证在有一定比例小同行专家的前提下，所有评审专家都在“大同行”范畴内。同时，引导评审专家遵循“价值导向”，对科技人才及成果做出专业化评价。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活动的研究周期和成果产出都有较大差异。姚凯认为，科技人才成长和创新效能的激发需要一个宽容开放的事业环境，特别是对于开创性研究、长周期研究、基础性研究等更加需要一个鼓励探索和包容失败的环境，来激励科研人才积极探索、大胆试错。